吕思勉：中国文化史六讲第二讲户籍阶级

　　凡治皆以为民，亦凡治皆起于民。故户籍者，一国政治之根本也。吾国户口之清晰，盖尚在三代以前，斯时国小而为治纤悉。君卿大夫，皆世守其地，易知民之情伪。又生事简陋，交通阻塞，社会风气诚朴。而民之轻去其乡者少，故户籍易于清厘。后世则一切反是，故其民数，遂至无可稽考也（中国古时户口之不得清查，丁、户税之存在，亦为一大主因）。
　　清查户口，必始乡里。邻比之制（邻比之制，犹今之区镇街长是也），实为其基。《周官》小司徒，颁比法于各乡，使各登其乡之众寡，承行其事者，盖皆比閭族党之长，司民登万民之数，特为之会计而已。后世乡职，名存实亡。官吏又皆客籍，视其位为传舍（逆旅也），此等详密之政，安得推行尽利哉！而其尤为清查之累者，则莫如户籍役籍，并为一谈一事。
　　徐幹（汉末年人）《中论》曰：“民数者，庶事之所出也。以分田里，以令贡赋，以造器用，以制禄食，以起田役，以作军族。”盖古之清查户口，有裨治理如此。后世此等事一切不问，特为收税起见，加以清查。则人民安得不隐匿，官吏又安肯切实奉行乎？
　　历代清查户口之法，虽难具详，要之在官必始于县，自此上达于郡，更上达于中央，或监司之官。自县以下，则委之吏胥及乡职。吏胥舞弊，乡职蠢愚，其不能善其事，无待再计矣。略举其弊，约有七端。酷吏务求增丁，畏葸者亦不敢减；户有死绝，摊诸现存，一也（清以前人民须得度牒，方得落发空门。清以来乃废，以致僧侣益众）；货贿出入，任意低昂，二也；吏胥婪索，三也（此弊之在官吏者也）；诈称客籍，冒为士族，或妄托二氏（二氏者，和尚道士也），以规免役，四也；脱户漏口，五也；豪强隐占，亲族蔽匿，六也；户役轻重，各有不同（如军民匠灶等），情有趋避，遂生诈冒，七也（此皆弊之在民者也）。总而言之，役籍不实，而户籍与之并为一谈，其不能实，无待再计矣。
　　姑以明清近事征之。明制：以百十户为里（在城曰坊，近城曰厢），岁役里长一人，甲长十人，以司其事。民数具于黄册。黄册以户为经，以田为纬，亦以里长司之。而上诸县，县上诸府，府上诸布政司，布政司上诸户部，岁终以闻。命户科给事中一人，御史二人，户部主事四人校焉。其制似极精详，黄册先载户数，次载当差丁数，次载男妇口数，末总计当差丁数。鳏寡孤独，不能应役者，附十甲后为畸零。僧道有田者，编册如民科，无田者亦为畸零。果能推行尽利，全国民数，亦未始不可周知。然总结只具当差人丁，其法已不尽善。况于当差人丁，数亦未必得实。不当差之男妇，其为随意填写，抑真加以清查，更不可知乎。又况乎后来并黄册而无之，或有之而全不实。厘定赋役，但凭所谓白册者乎（各县自造，以供定赋役之用者，谓之白册）。明制，五年一均役，十年则更造黄册。清初三年一编审，后改为五年，所谓编审，与清查人口，全无干涉。只是将全县应收丁税，摊之各户而已。此时丁税，实早摊入田亩。故康熙五十年，有嗣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之诏。非不欲加丁税，明知即加之，所得亦终有限也。雍正四年，径将丁银摊入地粮，自此编审不行。乾隆时，遂凭保甲以造户册。保甲固与役法无关，然其立法极详密。以昔时政治之疏阔，安能实力奉行，则亦具文而矣。人谓编审停而户口之数较得实，吾不信也。
　　嬴秦以前，户口之数，已无可考。自汉以来，则散见史籍，大约口数盛时，多在六七千万左右，最少时不足千万（历代户口之数，可看三通考户口考最便），此可觇历代口税盈绌耳。与户口之数，实无涉也。乾隆既停编审，户口之数骤增，口数逾一万万。自此递有增加，道光十五年，遂逾四万万。今日习称中国人口为四万万，由此也。
　　中国议论，有与欧洲异者。欧洲古希腊等皆小国，崎岖山海之间，地狭人稠，过庶之形易见。故自亚里士多德（古希腊大哲学家）以来，已有人众而地不能容，为最后之忧之说。马尔萨斯之人口论，特承其余绪而已。中国则大陆茫茫，惟患土满。故古之论者，多以民之不庶为忧，后世虽有租庸调等计口授田之法，实未必行。故过庶之患难见。而政治主于放任，调剂人口等事，政府又素不关怀，殖民之说，尤自古无有。数千年来，国内则荒处自荒，稠密处自患稠密。开疆拓土，亦徒以餍侈君喜功好大之心，于人民无甚裨益。“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葡萄入汉家”。古来暴骨沙场，不知凡几，而讫今日，仍以广田自荒，启戎心而招外侮。诵昔人之诗，能无深慨乎！
　　古有恒言曰君子小人，所谓君子，盖执政权者之通称。所谓小人，则不与政，自食其力者也。大抵古代阶级，由于战争，有战争，则有征服者，亦有被征服者。征服者之同姓、外戚、功臣、故旧，谓之百姓（古百姓与民异义。如《尧典》“平章百姓”与“黎民于变时雍”分言）。其余则因其职业之异，分为士农工商。士之初，盖战士之意。当时政事，盖多在此等人手，故后遂变为任事入仕之称。初任事者曰士，士而受爵，则为大夫，此皆所谓君子。自士以下，执事者曰庶人。“士有员位，而庶人无限极”，则与农工商同为小人矣。士农工商，通称四民，野人则变民言氓。盖民为征服人之族，居于郭以内。野人则服于人之族，居于郭以外（城为极小之方围，郭乃大范围之城，无定形，郭内景象，一如乡村。然郭内多行畦田制，郭外多行井田制，以郭内多不平之地也。古制居于郭之内者，称国人。居于郭之外者，称野人。大概国人为战胜民族，野人为战败民族，其待遇迥异。孟子曰：“国人皆曰可杀，然后杀之。国人皆曰可用，然后用之。”故国人之力大焉，而野人无与也）。古代参与政治，实惟国人（如询国危，询国迁，询立君等，见《政体篇》）以此。其后封建制坏，君卿大夫，渐失其位，遂至与民无别。而国人增殖，不能不移居于野。野日富厚文明，寝至与国无异，则国人野人之迹亦泯矣。又有所谓奴婢者，盖以罪人及俘虏为之。《周官》司隶有五隶，罪隶为罪人。闽隶、蛮隶、夷隶、貉隶皆异族。盖战胜所俘也。然其除去奴籍，初不甚难。《左氏》襄公三十二年，斐豹请杀督戎，范宣子喜曰：“而杀之，所不请于君焚丹书者，有如日。”则以君命行之而已。后世人主每以诏旨释放奴婢，殆亦沿之自古欤。
　　古代之阶级，由贵贱而分。封建政体既坏，则由贫富而异。秦汉之世，拥厚资者，大略有三：曰大地主；曰擅山泽之利者；曰大工商。董仲舒言，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此则所谓大地主。《史记货殖列传》所载事种树、畜牧、煮盐之人，则所谓擅山泽之利者也。晁错谓当时商贾，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乘坚策肥，履丝曳缟。当时所谓商贾，实兼制造之家言之。如孔仅为南阳大冶是也。此所谓大工商也。《汉书》谓编户齐民，同列而以财力相君，虽为仆隶，犹无愠色（《货殖列传》）。贫富阶级之显著，概可见矣。然古代贵贱之阶级，亦非至此而遂划除净尽也。其遗留者，则为魏晋以后之门阀。
　　唐柳芳论氏族曰：“氏族者，古史官所记也。昔周小史，定系世（《系》，帝系也。《世本》，诸侯卿大夫之家谱也），辨昭穆，故古有《世本》，录黄帝以来至春秋时，诸侯卿大夫名号继统。秦既灭学，公侯子孙，失其本系。汉兴司马迁父子，乃约《世本》修《史记》，因周谱明世家，乃知姓氏之所由出。虞、夏、商、周、昆吾、大彭、豕韦、齐桓、晋文，皆同祖也。更王迭霸，多者千祀，少者数十代。先王之封既绝，后嗣蒙其福，犹为强家。汉高帝兴徒步，有天下，命官以贤，诏爵以功。先王公卿之胄，才则用，不才弃之。不辨士与庶族，始尚官矣。然犹徙山东豪杰，以实京师。齐诸田，楚屈、景，皆右姓也。其后进拔豪英，论而录之。盖七相五公之所由兴也。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寒士，权归右姓已。其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皆取士族为之，以定门胄品藻人物。晋宋因之，始尚姓已（中正之弊，惟能知其阀阅，非复辨其贤愚，是亦九品制之不完美也。所谓尊世胄，卑寒士，助长阶级之气焰。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于时有司选举，必稽谱籍而考其真伪。故宦有世胄，谱有世官。贾氏王氏谱学出焉。由是有谱局（谱局为齐梁时所设），令史职皆具。夫文之弊，至于尚官；官之弊，至于尚姓；姓之弊，至于尚诈。隋承其弊，不知其所以弊。乃反古道，罢乡举，离地著，尊执事之吏。于是乎士无乡里，里无衣冠，人无廉耻，士族乱而庶人僭矣。”此说于阶级兴替，言之殊为了然。盖古代贵族宗支，具存谱牒。故与平民不相混。此等谱牒，本皆职以官司。逮封建废而官失其守，谱牒沦亡。汉世用人，又不拘门第。自古相沿之阶级，本可至斯而泯。然沿袭既久，社会视听，骤难变易，故魏晋以降，其焰复张。当时士庶之隔，有若鸿沟。婚姻不相通，？仕不相假，甚至一起居动作之微，亦不相侪偶。观《陔余丛考六朝重氏族》一条可见（琅邪王姓，博陵崔姓，皆贵族也）。唐文宗欲以公主降士族，曰：“民间婚姻，不计官品，而尚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反不若崔卢邪？”可见唐末此等风气尚盛。乃至五季，而“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千年积习，一旦捐除，虽曰遭遇丧乱，官私谱牒沦亡（《昭明文选》讥琅邪王与富阳满通婚姻事，以不明谱牒也），亦何遽至此哉？君子观于此，而知世变之亟也。凡蟠踞社会之上层者，必有其实力，实力惟何，一曰富，一曰贵，贵者政治上之势力，富者社会上之势力也。观《廿二史札记江左世族无功臣》、《江左诸帝皆出庶族》、《南朝多以寒人掌机要》等条，而知士族政治势力之式微。观《日知录通谱》、《廿二史札记财昏》等条，而知庶族社会势力之雄厚。社会之组织，既不容由凭恃财力，复返于凭恃武力。则徒借相沿阀阅以自雄者，终不能不为新起之富豪所征服，有断然矣。盖至此而自古相沿之阶级尽矣。论者或以崇尚门阀，区别士庶为美谈，而转陋隋唐之所为，岂知言哉？
　　门阀既废，则为平等之累者，惟有奴婢。奴婢有二：以罪没入者为官奴婢，以贫粥卖者为私奴婢。二者皆汉世最盛，而后汉光武一朝，免奴最多，殆可称中国之林肯。不过政治力强，莫敢举兵相抗而已。古代奴婢，皆使事生业（所谓“耕当问奴，织当问婢”），非如后世以供驱使，故其数可以甚多。白圭、刁间、蜀卓氏皆以此起。后世二者亦不绝，然政治常加以纠正，故其势不能大盛。大抵官奴婢有赦令则免，私奴婢则或以诏旨勒令释放，或官出资为赎，或令以买直为庸资，计其数相当则免之。然在民国以前，其迹终未能尽绝也。又有所谓部曲者，其初盖属于将帅之卒伍，后遂为之私属（《续汉书百官志》：大将军营五部，部下有曲，曲下有屯，此部曲本意。《三国魏志李典传》：宗族部曲三千余家，居乘氏，自请愿徙诣魏郡。《卫觊传》：镇关中，时四方大有还民，诸将多引为部曲，觊书与荀彧谓郡县贫弱，不能与争，兵家遂强，一旦变动，必有后忧，皆部曲专属将帅之证）。部曲之女，谓之客女，较平民为贱，而较奴婢为贵，自魏晋至唐宋皆有之。
　　古代婢妾，本无区别，故以罪没入之妇女，亦可使之执伎荐寝以娱人，是为乐户。此制历代皆有，直至清世始全废。俞氏正燮《癸巳类稿》，有文纪之。又历代以罪沦为贱民者极多，至清世亦皆放免（如江山之九姓等）。亦见俞氏文中。在清代，所谓身家不清白者，惟倡优皂隶，及曾粥身为奴者而已。然不许应试入仕，亦仅以三世为限也。至民国，乃举此等汙迹，一律划除焉。
　　以上所述，为本族之阶级，而本族与异族间之阶级，亦随武力之不竞而俱起。此则述之而滋可伤者已。我族为异族所征服，自五胡之乱始。史称高欢善调和汉人与鲜卑，其语鲜卑人曰：汉民是汝奴，夫为汝耕，妇为汝织。输汝粟帛，令汝温饱，汝何为陵之。其语汉人则曰：鲜卑是汝作客。得汝一斛粟，一匹绢，为汝击贼，令汝安宁，汝何为疾之。以汉人任耕，鲜卑任战，俨然一为武士，一为农奴焉。五胡之待中国人可知矣。辽金元清，猾夏尤甚。辽自太祖，即招致汉人，别为一部。卒以此并八部而成帝业。然终辽之世，征兵必于部族。五京乡丁，仅使保卫闾里而已。辽世设官，分南北面。北以治部族宫帐，南以治汉人州县，而财赋之官，南面特多，盖朘汉人以自肥也。辽金汉人不杂居，其祸尚浅。金则猛安谋克户入中原者，皆夺民地以畀之。宣宗南迁，骚扰尤烈，致成骨仇血怨，一朝丧败，屠戮无遗。观其后来报之惨，而知其初陵之烈矣。元入中国，至欲尽戮汉人，空其地以为牧场。虽不果行，而汉人人奴籍者甚多，虽儒者亦不免。元世分人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一切权利，皆不平等，末造见诛之事，往史虽语焉不详，然今谚犹有“杀鞑子”一语，鞑子即蒙人自号也。想其见报，亦必不免矣。清代满汉不通婚，不杂居，故相仇亦视金元为浅。然其初入关时，藉明庄田，又圈民地，以给旗民，亦与金代所为无异。官缺皆分满汉，又有蒙古包衣缺，亦与元代长官必用蒙人者，相去无几。此皆非契丹所有。其刑法，宗室、觉罗及旗人，皆有换刑，特邀宽典。又或刑于隐者，俨然有“不与国人虑兄弟”之意。亦与辽金元不同。辽金元之初，刑法亦汉蕃异施。然意在各率其俗，与清代用意不同也。迫令举国薙发易服，尤前此外夷所不敢行，相迫相煎之局，每以降而愈烈。处兹生存竞争之世，固不容不凛凛矣。
　　【条目注释】《孝经庶人章疏》引严植之语。
　　《周官遂人注》。
　　《旧唐书柳冲传》。
　　《旧唐书杜兼传》。
　　《通志氏族略》。
　　皆见《本纪》。
　　《廿二史札记金末种人被害之惨》。
　　《元史耶律楚材传》。
　　《廿二史札记元初诸将多掠人为私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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