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曾瑜：宋史研究要点

　　蒙《文史知识》编辑部盛情，邀我撰写此文，确是给我出了个大难题。第一是个人的学识限制，我个人的专长虽然是辽宋金史，事实上，只是对该断代史的少数领域有深入研究，对多数领域是无知或知之甚少的。第二，近年发表的宋史研究论著甚多，我个人难以遍阅，对研究现状的掌握很不全面。凡此两条，决不能说我个人胜任本文的写作，只能是勉为其难。本文对外行作一般性的介绍，也许有所助益，对内行只供参考和批判之用。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宋史研究确是取得相当大的进展，但仍存在不少薄弱环节，甚至空白。学无止境，即使似乎是经历了反复耕耘的领域，也不是没有进一步研究的馀地。随着现实社会的发展，人们也必然会不断提出新的课题。例如近年来，人们开始关注生态环境、地方政治、旅游等问题，从事研究，将来肯定还会设想层出不穷的新课题。
　　目今将古籍数字化、信息化，制作电脑软件，显然还只是处于原始和低级阶段，但已经显示了研究手段革命的巨大优越性。以往需要治史者博览群书，作长期的知识积累，如今已有可能在片刻之间，就将相关史料尽收眼底，而其收集之多之广，可以超越过去一些治史高手的长期知识积累。可以设想，将来史学的学术竞争战场将不是在断代史方面，而是在通史方面，看谁拥有的通史知识更多更深更广，因而就有更精湛的研究。高明的史学家的作品将会以千万字为统计单位。尽管古籍数字化、信息化程度会不断提高，而由断代史走向通史仍将是一条正确的、高明的治史之道。在没有较精深的断代史研究，即对一个断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教科文等有较全面知识和根基的前提下，就急于进入通史研究，只怕很可能只是蜻蜓点水式的，浮光掠影式的，隔靴搔痒式的，难以深入。故宋史研究者不应将个人的研究拘限于本断代，甚至某个领域，而应不断地进行纵向和横向的扩张。
　　以下就我个人所考虑到的宋史研究的要点，分别谈一点看法。
　　一、史料的整理：宋代的史料，包括明清甚至民国的方志等在内，有成千上万种。目前对文集、笔记小说等的校点已有相当比例，但个别的质量不高。例如分明有较好的版本，却是使用清人篡改过《四库全书》本作底本，这说明校点者还是缺乏起码的版本知识。更重要者，只怕还宋史研究的基本史料的整理。宋史的基本史料比较公认者有六部，即《宋史》、《文献通考》、《宋会要辑稿》、《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三朝北盟会编》，其中《宋史》和《长编》已校点出版。
　　《长编》可以依据晚出版的两套《四库全书》，作进一步校点，但工作量不会太大。《宋史》是二十四史中卷帙最大的一部，目前标点本已经下了颇大功夫，但整理的馀地还很大，而决不可能是个人之力所能完成。我有一个设想，是否可以在某些研究生的论文後再加附录，就是对《宋史》某传或某些传作校注，除了进一步校勘之外，对列传所载的史实或作重要补充，或作异同注，或作纠谬。如若各个大学能适当分工合作，在一个较长时期内集腋成裘，最终出版《宋史校注》之类，将极大地方便于後人的使用。
　　《宋会要》整理的繁难，自然是古史料之最。有人宣称已将会要目录全部复原，这不合事实，只能说是小部分目录复原到编入《永乐大典》时的原始状况，其馀的目录是做了比辑稿较为合理的重新编排。但也有可议之处，例如“船门”，辑稿编入了食货类，而复原後的食货类中并无“船门”，但依《宋史河渠志》的内容，只有治水，没有造船，若将“船门”改属方域类，就缺乏直接的、确凿的证据，当然不能说，将“船门”编入方域类，就称得上复原。会要的整理工作的以上，还不是目录的重新编排，而是文字的校勘。如今将会要文字先做成电脑软件，然后再一部分、一部分地整理和出版，这不失为是一种较现实的办法和步骤。因为依目前宋史界的人力，决无全面开花之可能。
　　若能将上述六部基本史料逐步进行整理和深加工，这自然是宋史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和长远大计。
　　二、社会经济史：宋代社会经济史经近来二十馀年的研究，目前无论如何已不算是粗放耕作区，然而还是有相当的深入馀地。例如近年出版的有关社会救济、商业信用、矿冶、地方财政、宗族等研究，即属此类。此外，研究的一大方向应是区域经济研究。区域经济的研究可以说是基础性的，除宋代的载籍外，应当广泛利用方志，包括後世的方志，唯其有了更细致和深入的成果，才能使宋代经济史的整体水平有新的提高。研究区域经济，最好是将辽宋西夏金元的一个断代，作整体上的研究。当然，因史料的丰富程度所限，一些学者将更多的精力投入明清经济史的研究，也是可行的，有了相当积累之後，也可能反过来对宋代社会经济在古史中的地位有更恰当、更深入的研究和认识。从传世的宋代社会经济史料看来，相当大的比例还是在官府赋役方面，至今未见有大部头的宋朝赋税史和役法史问世。所谓役法史自然应当包括夫役、兵役和职役。与两者相关，宋朝的官府簿籍也需要作全面的清理和研究。经济思想的研究也必定有许多开拓的馀地。
　　目前经常可以在论著中见到所谓“精英”一词，这在西方史学界用得烂熟，而中国史学界却以为新鲜。究其含义，无非是指社会上层的人士。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他们是统治和剥削阶级，我有一句诗，“冠盖炎凉少义丘”，这是符合史实的概括。统治和剥削阶级中固然也有少量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精英，而其大多数则是国家和民族的蠹虫，他们贪污腐化有种，横征暴敛有能，奉承拍马有才，结党营私有份，钩心斗角有术，文过饰非有方，妒贤嫉能有为，算得什么精英？此种事实表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包括阶级论治史，确是十分重要的。
　　三、政治史和历史人物：宋朝政治史研究，目前尚未改变北宋哲宗和徽宗两朝，南宋自孝宗朝以後较为薄弱的状态。当然，这决不意味着研究基础相对雄厚者，就没有继续深入的馀地。我曾听说，美国尽管南北战争的史料十分丰富，而经史家们的不断努力，约十年前，竟然只能研究当时的连长一级人物了，因为连长以上的人物传记之类已经做完，难以为继。近年来，一些研究生开始就一些次要的历史人物做论文，这是非常必要的，唯其如此，才能真正加深对政治史的研究。如前所述，此类论文可以将《宋史》的列传校注作为附录。
　　古代政治中最关民间疾苦者，当然是地方政治，这是目前古史研究的薄弱环节。从古代的史料份量看来，更适宜于研究地方政治者，是宋、明、清三代。深入研究地方政治，有助于深层次地剖析古代官场的各种积弊和腐恶，理清古代政治的专制、愚昧和腐败基因的遗传密码。古代的司法腐败和横徵暴敛是最关百姓疾苦的两件大事，而受苦最深者自然是占人口主体的农民。其根子固然在中央，而直接施苛政虐刑于农民者，还是地方政府，包括地方官员的瞒上压下。吏户是宋代统治阶级中的一个阶层，吏与官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但其主流则是共同鱼肉百姓。当然，我绝不否认在古代儒家思想的教育下，也确有少量清正廉明的好地方官，但只是支流，不占主导地位。马克思曾精辟地指出，“君主政体的原则总的说来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并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兽的关系只能靠兽性来维持”（《马恩全集》第卷第，页）。马克思主义对专制政治具有兽性的批判，即使就研究地方政治而论，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见到有宋朝地方政治的论著问世。
　　四、制度史：宋朝制度史的研究可以包括皇室、官制、军制、科举、刑法、礼制等，其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已与二十多年前不可同日而语了。人们也许还可以对制度史研究提出更多的课题和方面。对制度史的了解和研究似可分成两个层次，一是弄懂，二是解析。粗略说来，人们对宋朝制度史也还不能说是大致弄懂了，例如礼制。我不时接触的就有一位唐史研究礼制的专家，蒙她厚意，不断将论著赠我，至于与我讨论，就显得问道于盲了。相形之下，宋朝礼制研究无疑是处于落後状态。我看过一点研究宋朝礼制的文章，感觉必须注意自唐迄宋，从跪坐到垂足而坐而带来的习俗的重要变化，否则，一些礼制的史料就不易读懂。
　　若从细线条看来，许多细节知识的弄懂馀地还很大。龚延明先生编著大部头《宋代官制辞典》，无疑是十分了不起，极费功力的，并且极大地便利于人们的研究工作。然而且不说其中还有少数不甚准确的的释文，就是搜录的成千上万辞条，对深入研究也不是够用的。最近拜读河北大学博士生王晓龙先生的毕业论文《宋代提点刑狱司制度研究》，细致入微地论述了提刑司的方方面面，竟长达馀万字，在评审时，是大家公认的相当突出的优秀论文。此篇论文其实已成专著，可说是充分享受了古籍数字化、信息化带来的好处。如果在以前，一个路级机构写成如此长的篇幅，是不可设想的。记得从前曾对一位博士生说，写荫补制，应当注意古人惜墨如金的传统，文字尽可能简炼，这些史料，我只需要写万字，他写到万字，也就足够了。如今看来，若依托古籍数字化、信息化，对荫补制的各方面作深入细致地论述，包括弄懂不少最细节的问题，非好几十万字不可。就我个人的研究实践而论，粗浅地看，似乎对某些制度史的课题并非不懂，但一旦真要深入研究，总是感觉自己知识贫乏，不少问题弄不懂。
　　有的学者提出，要将制度史写成活的制度史，这是很对的。有的学者注重研究和援引西方近代的行政学理论，这也是很好的。问题在于近代西方是法治社会，其行政理论不见得完全适用于研究中国的制度史。依个人之见，马克思主义对等级授职制的批判，就研究中国制度史而论，应有更高层次上的指导意义。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等级授职制下，制度的运作，不可能离开人治和人事腐败。如若不从这个理论的制高点去俯瞰和研究制度史，制度史就有可能成为死的制度史。
　　五、军事史：目前对宋时大的战争，如辽宋战争、宋夏战争、宋金战争、宋元战争等的研究已全面展开，但也不能说没有薄弱环节。例如宋宁宗至理宗时之对金战争，研究就不够深入。此外，一些规模和范围较小的战争，例如北宋时对侬智高，对交阯的战争等，也同样有研究的必要。研究军事史，离不开古兵法和现代军事学的素养，研读古兵法和现代军事学，无疑是占领军事史的理论制高点。但光是依凭古兵法和现代军事学也是不够的，史学家的专长，如考证之类，不会没有用武之地。
　　六、教科文史：关于哪个朝代是中国古文化的鼎盛期，存在着争论。或以为唐朝是中国古文明的鼎盛期，如前辈学者陈寅恪、邓广铭、漆侠先生等则以为是宋朝。此处不妨对唐宋文明成就作些比较。唐代文明最重要的代表是唐诗，是公认的古代诗歌发展颠峰，唐诗胜于宋诗。但宋代文明胜过唐代文明的主要有教育、经学、科技、史学、宋词和散文六项。当然，以上的比较并不完全，人们还可以在如传奇小说与话本，音乐，舞蹈，建筑，绘画，雕塑，书法等较次要的方面有所轩轾，但只怕无碍于上述的总体评论。宋朝文明在当时世界上占据领先地位。宋代以后，文化方面不是没有新的进展，例如人们常称道的元曲，明清小说，李贽和明末清初思想，乾嘉学派等。但就世界范围说来，中华文明确是愈来愈趋于落伍了。
　　上述教科文的各方面，自然都有深入研究的馀地，一部分似更是古文学史研究者的专长。依个人之见，对宋学的研究，算是宋史研究最大的难题。其困难在于即使作一个案研究，也需要牵动很广的知识面，从纵的方面需要有儒家经典、诸子百家、佛经道藏等广泛知识，从横的方面需要对宋代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等广泛知识。宋代传世的思想史资料是如此丰富，大大超迈前朝，即使仅对朱熹的庞大著作，要真正下一番全息摄影、立体透视的功夫，也就极其不易，然而即使下此功夫，没有上述纵横两方面的广泛知识，也不易真正作出有深度的研究。恕我直言，某些思想史著作，虽然卷帙庞大，其貌惊人，但如果较为认真地对照一下那些思想家的原作，其实不过是并不高明的一段段超时空的读书报告，对思想著作的时代背景缺乏一般的常识。写思想史必须断章取义，却又最忌讳在没有吃透原作精髓的前提下断章取义。
　　研究思想史，不在于介绍各个思想家的思维要旨，而贵乎挖掘各个思想家较前人提供了什么新贡献，这是非常不易的，需要对史料作精心的爬梳。如今凭借古籍的数字化、信息化，爬梳工作可较为省力。依目前的研究状况看，若能从点的研究切入，如有的学者从研究王安石的易学、宋代的中庸学等着手，进而由点到面，逐步开拓，逐步深入，不失为是一种可行的、切实的研究战术。
　　关于古代科学，需要特别强调者应是医学。有人认为，研究科学史，必须注重科学发展的连贯性，即后人不断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添加成果，方才成其为科学史。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古代的科学主要应有数学和医学两门。宋代数学有其成就，但对近代数学说不上有何影响。现代数学家无疑不需要了解中国的古算学，因为古算学太简单了，对现代数学没有参考价值。与古代数学不同，即使是现代中医，也必须研读古代医书。中华传统医学独特的理论体系无疑是深受古代哲学的影响，中华传统医学至今仍然造福于中华民族，并且对全人类健康必将作出愈来愈大的贡献。史学家大都不懂中医医理，而中医也不懂如何搜集和使用古代医学史料，如能双方取长补短，密切合作，方有可能编纂出真正高质量的宋代医学史或中国古代医学史。中国古代科学史应以医学史作为最重要的研究领域。
　　应当指出，先秦的经学和诸子已偏重于政治哲学和伦理哲学，而不重视自然哲学，缺乏孕育近代自然科学的理论科学实验的思维，而宋学的发展又大大加强了此种倾向。正是从北宋开始，完成了经学、教育和科举三位一体的紧密结合，因而将教育的功能简单地、狭隘地与仕途相联系，这就孕育着此後中华文明转向落後的因素。近代欧洲文明之所以超迈伊斯兰、印度和中华文明，其关键性的方面正是近代科技的产生和发展。我们要实事求是地、充分地估价作为中华古文明鼎盛期的灿烂的宋代文明，但也应努力探索宋代文明的缺陷，探寻中华文明此後落伍的因素，这才是辩证唯物论。关于经学、教育和科举三位一体的问题，宋学的缺陷等问题，值得人们深入研讨。唯其如此，研究历史，就不单纯是为古人算帐，也是为今人和後人开路。
　　七、风俗和妇女史：目前已有几部社会生活或风俗史，但社会风俗的涉及面广而琐碎，难以圈定何者算是风俗，何者又不算是风俗。一些学者与我合著的《宋辽西夏金社会生活史》在再版时，是参考了若干前朝後代的社会生活史的论述，受到启发，才得以在内容上作一些补充。又如妇女史已逐渐成为一个史学新热门，粗略说来，似也可算是风俗史的一个分支，但至少一些妇女史的专家不会同意此说。即使就妇女史而论，欲为之规范一个理论体系，只怕也有相当难度。一位先生给我寄上她的宋代妇女史稿，请我提意见，就给我出了难题，因为我确实说不清楚，妇女史应当写些什么，这就是前述的理论体系问题。但依我个人的体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确是对研究风俗和妇女史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因为不论是许多风俗，妇女的地位等问题，事实上都离不开客观存在的社会阶级分野。风俗和妇女史是近年来方才兴起的领域，故深入的馀地应是较大的。
　　八、宗教史：我对宗教史缺乏了解和研究。看过一些宗教史，似乎偏重于教理的产生和演变，各教派的兴衰等，只怕是不够的。宗教对世俗社会的影响，无疑应是宗教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宋代而言，祠庙和佛教对世俗社会的影响大，而道教对世俗社会的影响小，这是不争的史实。
　　就研究道教而论，一个特殊的重要问题，当然是如何分别解决《道藏》各个篇章的系年。《道藏》的各个篇章一般都没有标明是何朝何代的作品，如果不先解决各个篇章的系年问题，准确的教理和教派研究事实上就无从谈起。欲解决系年问题，无非是下细密的考证功夫。需要运用各种考证手段，例如参对《宋史艺文志》等当时的目录书，研究各篇章中使用的避讳、名词等的时代性等。例如我个人在论述北宋末郭京的六甲神兵时，使用《道藏》的《上清六甲祈祷秘法》，考证了其中一个名词是对汉文“皮靴”的西夏文音译，故可以大致确定《上清六甲祈祷秘法》是北宋时的作品。
　　九、对外交流与国际关系史：对此我又是外行。但是，前辈名家，诸如张星烺、冯承钧、向达、邵循正等先生的治史道路，还是可以给我们以重要启示。他们一方面有相当深厚的国学和古史功底，另一方面又对外国有相当深厚的语言、历史和文化知识素养。其中外语能力更是基础，他们一般都掌握好几门。我清楚记得，在大学时代，向达先生特别带我们一些学中国古史的学生，去参观当时的北京图书馆善本室。尽管向先生当了所谓“右派”，但有了他的大面子，善本室主任赵万里先生亲自接待，为我们专门陈列了代表性的善本精品，现在的学子只怕再无此种福气了。我还是初次见到了印度的佛教梵文贝叶经，方才懂得，原来当时一些以唐僧取经为题材的国画，其中竟是马驮中国古代的线装书，就是缺乏起码的历史常识。向先生随手取了一片贝叶经，就对我们念起来，并且作解释。像我们这些尚未入门的学子，一时真是望之以为神。这件可以记忆的小事，也足以说明前辈的中外关系史研究者，有何等的学力。一位懂阿拉伯语的宋岘先生曾对我说，在他看来，《元史》列传中一些人名，肯定是阿拉伯人名的音译。另有一位对唐史已有相当造诣的女士，决定从事中外关系史研究，已经在刻苦攻读阿拉伯语了。我真希望宋史界也有这样的青年学者，在依托古籍数字化、信息化的条件下，将来取得超迈前辈学者的成就。
　　研究对外交流与国际关系史，在明朝以前与明清时代应有所区别。大致在明清时代，随着近代欧洲文明的勃兴，世界各国和各民族逐渐联成了一体，而在此前并非如此。
　　最後，我还是愿意借此机会，强调一下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如胡如雷、漆侠、张泽咸等先生，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是真正下了苦功的。我自问对马克思主义的研读功夫下得不深，但尚能懂得其。应当说，学了一点马克思主义，仅就治史而论，也受益非浅。我最近不厌其烦地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总希望至少引起一些中、青年学者的注意，不要聪明人做傻事。本文前面例举的一些问题，也说明研读马克思主义的作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思维和研究方法，对治史有何等的重要性。（本文蒙叶坦先生提出补充意见，谨致谢忱，原载文史知识2006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