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步克：论汉代禄秩之从属于职位

　　【内容提要】汉代以禄秩标志官员等级。如果从品位与职位的视角加以观照，禄秩等级便显示出了一个重要特点：它是从属于职位的，从而有异于先秦的卿大夫士爵制与南北朝隋唐的散阶制。在爵制和散阶制下，官员个人的品位与官职的品级是分离的；但在禄秩制度下，有其职方有其秩，居其职即从其秩。文章从无罪过一度离职时的再仕、从“故公”与“故二千石”的任用，从增秩贬秩问题等方面加以考察，认为禄秩大致上还未构成从属于个人的品位。
　　【关键词】品位与职位汉代禄秩
　　一、引言
　　在揭著“禄秩从属于职位”这个论题之时，对这个论题为何得以成立，我们首先做些解释。一般说来，文官等级结构有“职位分类”和“品位分类”两大类型。在职位分类下，等级与职位是合一的，无官则无级、位可言；而在品位分类之下，在职位之外别有官阶。职位确定权力、职责和任务，而官阶则确定官员自身的地位、资格、报酬等等。在后一情况下，阶与职是分开的，既可以有阶无职、有职无阶，更可以阶高职低或阶低职高。职位分类重视效率，同工同酬，是以“事”为中心的；品位分类则有利于保证官员的个人资位薪俸，赋予其安全稳定之感，是以“人”为中心的。（注：以军衔制为例，大将、中校、少尉之类军衔与各种军职分离为二，这就是一个品位分类的典型例证。又如我国曾经实行多年的27级干部制度，在其之下，同是局长或县长，其“行政级别”及相应工资可能颇为不同，由此就出现了同工不同酬现象；在工作调动之时，这“行政级别”是跟人走的，将跟随干部到达另一职务。美国则最早实行了职位分类制度，日本、中国台湾也已完成了从品位分类到职位分类的发展。我国的有关改革仍在进行之中。）古今政制和社会当然有复杂的差异，我们不好直接拿这两种分类到古代去套用。不过中国古代有很发达的文官制度，它已具现代分科分层的官僚体制之雏形；“品位”、“职位”这类概念，对于分析各代官员等级制度的变迁，仍然是一个可资利用的工具。
　　比方说，先秦存在的卿、大夫、士这些爵级以及“命数”，就构成了与官职分离的“品位”。越在历史早期“身分”越是个人的立身之本，相应地爵位也比官职更为重要、更为根本，它是各种权势、利益和声望之所归依。直到秦代的二十等爵，依然是“爵”重于“官”。又如在南北朝和唐代的官阶制度下，在职事官之外存在着由散官构成的散阶，当时称为“本品”，它标志着官员的个人资位。在任满解职之时，这本品依然维系着官员的个人资位不至丧失；在授予职事官之时，本品的高低是必须考虑的因素。由于散阶跟随人走而与职位相分离，这时就会产生散阶高于或低于职事官品的现象。如王寿南之概括：“职事官有职、有位、有权、有责，乃是真正的文官，不过，每一职事官必带散官，职事官乃是现职，通称‘官’，散官则为铨叙之阶级，亦称‘阶’。职事官可随时调动，而散官则须按部就班升级。”（注：王寿南：《唐代政治史论集》，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5页。）就此而言，唐代散阶体制明显构成了一种“品位”。宋代改以“寄禄官”为本阶，也具有相近意义。
　　汉代则不相同，这时的禄秩是附丽于职位的。“若干石”所确定的是职位之高低，它并不跟随人走，如无职位，则官员本身无等级可言。比方说，某位郡守被解免，那么其“二千石”的禄秩也就非其所有了。陈梦家先生指出：“所谓俸给或吏禄制度，其内容是秩别、俸禄数量、官职和俸禄性质；即哪一种官职属于哪一秩级，每年或每月应得多少俸禄（所谓岁禄或月俸），用什么物资作为俸禄（如钱、谷或二者各半）。”（注：陈梦家：《汉简所见俸例》，《文物》1963年第5期。）陈先生并无意图透过现代文官理论审视汉代禄秩，但他对禄秩内容的叙述却颇精确，尤其是“哪一种官职属于哪一秩级”一句，一语道出汉代禄秩的如下特点：秩级与官职直接相应，而不是与官员的个人品位直接相应的。杨树藩在总叙历代“阶职分立制”之时，也明确指出：“阶称代表一切文官之共同身分标准，职称代表各官府个别职务性质及权力范围。秦汉以来，文官有职而无阶。至隋始见‘阶制’之初型。”（注：杨树藩：《中国文官制度史》，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6年，“绪论”第10页。）这“秦汉以来，文官有职而无阶”一语，就在事实上表达了不把汉代禄秩看成是“官阶”的意见。尽管禄秩也以“若干石”构成了序列，但与“阶职分立制”仍有很大不同。
　　这样看来，汉代禄秩既不同于先秦爵制，也不同于南北朝和唐宋的官阶，由此便能够窥见汉代官僚政治的特色与倾向。不过在作此发挥之前，有必要对“汉代禄秩从属于职位”这一特点作出论证，并通过官员的任用情况作出切实说明。可如何更明快地证成这个论断呢？在此我们打算提出这样一个思路，这就是对因病、因丧而一度离职后的再任情况进行考察。
　　相比之下，寻常的迁升降黜由于涉及了才干专长、功过奖惩，过多的因素纠缠其间，将之用为证据就不够明快简捷。此外汉代官职大多没有确定任期，所以也无法像后世那样，可以对任满解职后的安排加以排比。在这个时候，考察因病、因丧等情况下的离职及再任，我觉得就是一个很便利的视角，因为这既不涉及因罪过而来的左降，也不涉及因功次而来的升迁，疾病或丧事甚至是个人所不能左右的遭遇，那么在官员为此而一度不能提供勤务之时，朝廷对官员已往所曾达到的秩位作何安排，显然就与前揭主旨密切相关。如果在无罪过情况下一度去官离职，官员通常也要丧失既往秩位，那么就能清晰显示，在汉代禄秩之下，官员未能获得从属于人身的品级。说得再直截一点儿：如果他丧失了秩次仅仅因为离开了职位，那么这秩次显然就是从属于职位的。
　　汉代官员在遇病时则须提交“病书”（请病假的文书）“移病”，经批准后在三个月内可以保持原有职位；但如果到了三个月未能痊愈视事，朝廷即予免职，除非皇帝特恩“赐告”（注：参看宋杰《汉代休假制度》，《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6年第3期。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齐鲁书社，1985年，下册，第488493页。杨鸿年：《汉魏制度丛考》“休假与告”，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年。据杨鸿年所论，有一种“长假”、“长告”，或为变相免职，或有优待之意。其所举例证中的郑小同，是以郎中长假在家，并未丧失官职。其余则大抵都属“变相免职”。）。日人大庭修对汉代“病免”问题专有研究，但对病免后的再仕，则未予深论。（注：大庭修：《秦汉法制史研究》，林剑鸣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节“病免的规定”。）至于服丧，汉文帝以来法定丧假为三十六日。此后儒家力倡的三年丧期制朝廷时行时废，如赵翼所谓：“是终汉之世，行丧不行丧迄无定制”，不过“士大夫有独行己见、持服三年者，遂以之得名”（注：赵翼：《陔余丛考》卷16“汉时大臣不服父母丧”，栾保群、吕宗力校点，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52页。）。除此之外，官员的离职还可能是出于辞职。由于这是个人自行退出官场，因而与本文论题无干。不过，三公因灾异而引咎辞职者却有不同意义。这个制度始于西汉中期。（注：参看赵翼《廿二史札记》卷2“灾异策免三公”条，王树民：《廿二史札记校证》，中华书局1984年，第4748页。）即使在最初人们确实认为灾异的出现罪在宰相，但后来它也已成为“例行公事”了。就本文论题而言，不妨也将之算在“无过错一度离职”的范畴之内。
　　二、无罪过一度离职时的再仕
　　稽之史料，病免或服丧之后官员的再仕，至少存在着以下几种情况：有重新拜郎中者，有重新接受察举者，有接受三府征辟者，有接受州郡征辟者，有直接征举任命者。对由此引起的秩位变动情况，下面抄拣史料一一以明之。
　　（一）以拜郎再仕者：
　　郭旻：数迁敬陵园令、廷尉左平、治书侍御史。以父忧去官，还拜郎中、侍御史。遭母忧，服除，复拜郎中、治书侍御史。（《丹阳太守郭旻碑》）
　　王纯：还谒者官，迁左都侯。丧父服除，复拜郎，敬北（阙三字）（《冀州刺史王纯碑》）
　　范丹：以处士举孝廉，除郎中，菜芜长。未出京师，丧母行服。故事，服阕后还郎中，君遂不从州郡之政。（《范丹碑》）
　　首先来看郭旻，他两次服除后都拜为比三百石郎中，依汉代选官通例，为郎是士人出仕朝廷的起点；侍御史、治书侍御史则为六百石官。也就是说，郭旻曾两次丧失了六百石的秩位而重新从郎官仕起。与之类似，王纯初任的左都侯亦为六百石官，他也因丁忧而丧失了昔日秩位。《王纯碑》之“敬北”当作“敬丘”，即沛国太丘，其地东汉设长。（注：据《汉书》卷28上，《地理志》，沛郡有敬丘为侯国。应劭注：“春秋‘遇于犬丘’。明帝更名大丘。”《续汉书》卷20，《郡国二》沛国有太丘。《后汉书》卷62《陈寔传》：“迁除太丘长。”时约桓帝。知太丘设“长”而不设“令”。据《王纯碑》，王纯举孝廉在顺帝永和2年，为敬丘长更在其后，此时敬丘仍未更名太丘。应劭“明帝更名大丘”之说似乎不确，或桓帝始更其名也。）王纯直至为敬丘长时，仍未达到昔日都侯之秩。《范丹碑》谓“服阕后还郎中”是“故事”，但我想范丹当时未能离京上任便遭母丧，其行服时的身份仍为郎中；这“服阕后还郎中”仅是针对郎署而制订的，且仅是朝廷允许官员服三年丧时的制度。但东汉行丧“迄无定制”，在三年丧被废止的时候，“服阕还拜郎中”的规定恐怕是要一并废止的。再看后面的各种服除再仕事例，就知道这“还拜郎中”不是普遍适用的。
　　（二）重新接受察举者：
　　辕固：拜为清河太傅，疾免。武帝初即位，复以贤良征。（《汉书》卷88，《儒林传》）
　　杜邺：哀帝即位，迁为凉州刺史。数年以病免。（元寿二年）诏举方正直言，扶阳侯韦育举邺方正。邺未拜，病卒。（《汉书》卷85，《杜邺传》）
　　谯玄：后迁太常丞，以弟服去职。平帝元始元年，日食，又诏公卿举敦朴直言，大鸿胪左咸举玄。诣公车对策，复拜议郎。（《后汉书》卷81，《独行谯玄传》）
　　杨弼：举孝廉，西鄂长，伯母忧去官。复举孝廉，尚书侍郎。（《司隶校尉杨淮碑》）
　　曹全：建宁二年举孝廉，除郎中。迁右扶风槐里令，遭同产弟忧弃官。光和六年，复举孝，除郎中，拜酒泉福禄长。（《郃阳令曹全碑》）
　　辕固、杜邺后来未得任用，但其仕历可以证明察举是病免再仕的途径之一。哀、平之际谯玄自千石之太常丞去职，后因察举对策方复拜比六百石之议郎。东汉杨弼、曹全都官居三百石至千石的令长，因丧去官后以又举孝廉再度起家。举孝廉者依例入三署为郎中，或许有人会认为这与上述“还拜郎中”之例相似；然而从仕途上看二者的意义便不同了：不是直接再拜郎，而是经过“举孝廉”才再度拜郎，这更多地意味着仕途的重新开始。杨弼和曹全并未得到“服阕后还郎中”的待遇，可见那只是朝廷允许行丧时的一时之制，并且是只针对郎署的。
　　（三）重新接受中央三公、大将军之征辟者：
　　杜钦：后为议郎，复以病免。征诣大将军幕府。优游不仕，以寿终。（《汉书》卷60，《杜钦传》）东汉大将军有掾属29人，其禄秩应与三府掾属相类，约在比三百石、比二百石至百石之间（注：据《续汉书》卷24《百官一》。《汉书百官公卿表》中对西汉将军幕府组织没有叙述。大庭修谓：“《汉书百官表》还记载了位比三公的将军幕府的组织系统。其中有长史、司马各一人，为千石之官，司马主兵。还有从事中郎二人，为六百石之官，参与谋议。掾属二十九人，令史及御属三十一人。”见其《秦汉法制史研究》，第323页。按，大庭修过于粗率，把《续汉书百官志》中的东汉制度，误叙为《汉书百官公卿表》内容了。《续汉书百官一》叙公府掾：“本注曰《汉旧注》东西曹掾比四百石，余掾比三百石，属比二百石，故曰公府掾比古元士三命者也。或曰：汉初掾史辟，皆上言之，故有秩比命士。其所不言，则为百石属。其后皆自辟除，故通为百石云。”这段史料所叙颇有含混不清之处：掾属“皆自辟除”之后，似乎也不会有掾、属“通为百石”之事。从“或曰”看，作者对大将军掾属的秩位并不十分清楚。《宋书》卷39《百官上》：“公府长史、司马秩千石，从事中郎六百石，东西曹掾四百石，他掾三百石，属二百石。”这是晋宋制度，但也可供推测东汉。）；西汉将军幕僚大概也是如此。不过《杜钦传》后文又称其“优游不仕”，似乎他是以私人身份入幕的。无论如何，这个例子可资说明大将军征辟是病免者再仕之一途。又：
　　鲁峻：举孝廉，除郎中、谒者、河内太守。丧父如礼，辟司徒府，举高第，
　　侍御史、东郡顿丘令。（《汉故司隶校尉鲁峻碑》）
　　鲁峻已仕至郡守，只因父丧归宁，便失去了二千石的秩位，只能从二、三百石的司徒掾属再仕；此后所迁侍御史、县令，亦不过六百石。与三署郎中相似，公府征辟也构成了出仕朝廷的起点；鲁峻再辟公府，也等于其仕途重新开始了。以征辟再仕者又如：
　　杨仁：拜什邡令。行兄丧去官。后辟司徒桓虞府。后为阆中令。（《后汉书》卷79下，《儒林杨仁传》）
　　王纯：复拜郎，敬丘（阙三字）失妹宁归，遂释印绶。司空辟，举高第，选侍御史。（《冀州刺史王纯碑》）
　　王元宾：察孝廉，郎、谒者、考工苑陵叶封丘令。以母忧去官，服祥，辟司空府，补阙（下阙）（《封丘令王元宾碑》）。
　　张纳：迁甘陵、冤句令，亲病去官。念（阙二字）复义章海内，辟司空、司徒府。复辟大尉。举高第，拜侍御史。（《巴郡太守张纳碑》）
　　樊敏：察孝除郎，永昌长史，迁宕渠令。布化三载，离母忧，五五断仁，大将军辟。（《巴郡太守樊敏碑》）
　　其中《樊敏碑》中的“五五断仁”一语指服丧期满。（注：汉碑称三年丧期为“五五”，二十五月也。参看顾炎武《日知录》卷5“三年之丧”，《日知录集释》，花山文艺出版社，1991年，上册，第244245页。）以上诸人，也都因服丧而丧失了昔日三百石到千石的令长秩位，而从较低的府掾再仕。
　　（四）重新接受州郡征辟：
　　虞延：建武初，仕执金吾府，除细阳令。后去官还乡里。太守富宗闻延名，召署功曹。（《后汉书》卷33，《虞延传》）
　　李翊：拜广汉属国侯，至建宁元年，遭从事君（其父）忧，去官。礼服既尽，州郡争取。栖迟不就，童冠相娱。（《广汉属国侯李翊碑》）
　　胡硕：除郎中，宿卫十年，遭叔父忧，以疾自免。州郡交辟，皆不就，后以大将军高第拜侍御史。（《陈留太守胡硕碑》）
　　虞延原任之县令六百石至千石，李翊之原任当是属国都尉之下的侯官，其禄秩约比六百石。他们仅因丁忧就失去了旧秩，而面临着接受州郡征辟的局面。李翊、胡硕虽然未就州郡之辟，但其事例可以反映这是丁忧再仕的途径之一。这州郡掾属大抵以百石者居多，州郡征辟又低于公府征辟，往往是布衣白民的发身之阶。并且众所周知，汉代出仕州郡与出仕朝廷有很大不同：州郡掾属是地方长官的私属，而不是朝廷王官。那么，再仕州郡者的已往仕历就等于白费，又与布衣初仕者处于同一起点上了。
　　（五）接受朝廷征召或再次任命而起家再仕：
　　刘歆：后复转在涿郡，历三郡守。数年以病免官，起家复为安定属国都尉。（《汉书》卷36，《楚元王传》）
　　王骏：迁赵内史。（父）吉坐昌邑王被刑后，戒子孙毋为王国吏，故骏道病，免官归。起家复为幽州刺史。（《汉书》卷72，《王骏传》）
　　萧由：为大鸿胪，会病，不及宾赞，还归故官，病免。复为中散大夫，终官。（《汉书》卷78，《萧望之传》）
　　朱博：徙为山阳太守，病免官。复征为光禄大夫，迁廷尉。（《汉书》卷83，《朱博传》）
　　召信臣：超为零陵太守，病归。复征为谏大夫，迁南阳太守。（《汉书》卷89，《循吏召信臣传》）
　　李咸：征河南尹，母忧乞行，服阕奔命。孝桓皇帝时机密久缺，百僚佥乞，诏拜尚书。（《太尉李咸碑》）
　　刘歆、萧由、朱博、召信臣原来均是郡守二千石，再仕之属国都尉比二千石，中散大夫六百石（注：中散大夫，《汉书》卷19上《百官公卿表》不见。《资治通鉴》卷76魏劭陵厉公纪嘉平5年胡三省注：“中散大夫，秩六百石，在谏议大夫上，按中散大夫王莽所置，后汉因之。”时在平帝元始年间。），光禄大夫比二千石，谏大夫比八百石（注：据《汉书》卷19上《百官公卿表》，谏大夫比八百石：据《续汉书》卷25《百官二》，谏议大夫六百石。这个变化大约发生在汉成帝时。《汉书》卷10《成帝纪》阳朔二年：“除吏八百石、五百石秩。”师古注：“李奇曰：除八百就六百，除五百就四百。”查召信臣为零陵、南阳二郡太守之事均在宣帝以前，故此时谏大夫应为比八百石。），均低于原官。王骏原任之王国内史约二千石（注：按，王国内史禄秩，《汉书百官公卿表》无载，不过记有“成帝绥和元年省内史，更令相治民，如郡太守。”又查《汉书》卷11《哀帝纪》：“令，诸侯王朝，得从其国二千石，傅、相、中尉皆国二千石。”由国相二千石，推知王国内史原亦二千石。），再仕为六百石刺史；李咸原任之河南尹中二千石，再仕为六百石尚书（按，以议郎再仕当然也可以系于“以拜郎再仕”部分。但郎中多为初仕之职，而议郎官秩已高，故归于此类）。下面再把几位三公的情况列示如下：
　　陈球：迁司空，以地震免。拜光禄大夫，复为廷尉、太常。光和元年迁太尉。数月以日食免。复拜光禄大夫。明年，为永乐少府。（《后汉书》卷56，《陈球传》）
　　乔玄：遂陟司空、司徒，托疴逊位。起家拜尚书令。以痴笃称，拜光禄大夫。后拜太尉，久病自替，复为少府、太中大夫。（《太尉乔玄碑》）
　　胡广：进作太尉援立孝桓，以绍宗绪，用首谋定策，封安乐乡侯。致位就第。复拜司空。功遂身退，告疾固辞，乃为特进，爰以休息。又拜太常典司三礼。复拜太尉，寻申前业，又以特进逍遥致位。又拜太常，遘疾不夷，逊位辞爵，迁于旧都。征拜太中大夫。延和末年，引公为尚书令。以二千石居官，委以阃外之事。乃拜太仆，迁太常、司徒。成宗晏驾，推建圣嗣，复封故邑，与参机密。寝疾告退，复拜太傅、录尚书事。（《太傅胡广碑》）
　　刘宽：迁太尉。股肱元首，宣，臣工允敕。帝载粤熹，寝疾逊位，复拜光禄大夫、卫尉、太尉。交会，独引其咎，，拜永乐少府、光禄勋。（《太尉刘宽碑》）
　　杨赐：列作司空，地平天成。阴阳不忒，公遂身退。又以光禄大夫受命司徒。（《太尉杨赐碑》）
　　他们以疾病、灾异或其它原因逊位后的再仕之官，有比千石之太中大夫，千石之尚书令，比二千石之光禄大夫，二千石之永乐少府，中二千石之少府、太常等，却不是直接恢复旧职或旧秩。
　　还可看到，汉代官员之再仕有多种方式。有时会同时面临多种选择，如前举胡硕之例，他有幸得到了州郡征辟和大将军征辟两个再仕机会。其例又如：
　　刘宽：迁梁令，丧旧君去官。博士征，三府辟，皆又不到。司隶校尉察茂材，太尉公车举有道，征拜议郎、司徒长史。（《太尉刘宽碑》）
　　在这个时候，刘宽有征召、征辟和察举等多种再仕途径可供选择。这说明朝廷对离职再仕并无一定之规。
　　类似事例当然不止于此，恕不一一征引，以免烦秽。以上事例足资显示，在非因罪过的去官再仕情况中，再任官的官秩低于原官决不是罕见现象。尽管原官较高者的再任官往往也会较高，但无论如何，官员离职后便丧失了旧日秩位，“若干石”的禄秩并没有跟随官员本人走，它是附丽于职位的。
　　三、“故公”与“故二千石”的任用
　　在官员并非因罪过而一度中断勤务之时，朝廷不予保有其昔日官资，这便使一种观感油然而生：当时统治者对官员的个人利益尚是较为漠视的。当然，官僚阶级构成了帝国的统治基础，其权益朝廷不能完全视若罔闻；曾经仕宦者的经验能力是可资利用的宝贵资源，对此统治者也不会错过。事实上，“故官”确实被朝廷视为一种有异于白民的资格，不过我们所要强调的是，即令如此，汉廷仍未设立品位序列来满足安排离职官员的需要。
　　首先，“故官”在汉代仍是一种身份，故将军、都尉和故吏二千石的家庭依制有免役特权。（注：《汉书》卷2《惠帝纪》：“今吏六百石以上父母妻子与同居，及故吏尝佩将军、都尉印将兵及佩二千石官印者，家唯给军赋，他无有所与。”）如李广赎罪以庶人家居，称“故李将军”，后值匈奴入犯，“于是天子乃召拜广为右北平太守”。“故将军”在朝廷需要时可随时起之于家，这个称呼不仅仅是泛称而已。又武帝天汉年间所遣镇压徐勃起义者中有“故九卿张德”，昭帝始元元年所遣循行郡国者中有“故廷尉王平”，而刘向也曾“以故谏大夫通达待诏”（注：《史记》卷109《李将军列传》，卷122《酷吏列传》；《汉书》卷7《昭帝纪》，卷88《儒林传》。）。颜师古谓：“前为此官今不居者，皆谓之故也。”语中“今不居”如果改云“今不居官”，则更为准确。他们虽无现职，但仍为朝廷承担着临时性差使。然而也很明显，这种“故官”身份并不十分清晰确定。
　　一些史料反映，对故官的任用，朝廷还有些具体安排。请看如下史料：
　　《续汉书》卷26《百官三》：“尚书令一人，千石。”注引蔡质《汉仪》：“故公为之者，朝会下陛奏事，增秩二千石，故自佩铜印墨绶。”
　　所谓“公”即三公，在西汉则为丞相。昔居三公而无现职者如被任命为千石之尚书令，则增其秩为二千石，但其昔日秩次姑且视为“万石”则不能维持。这说明了什么呢？一方面，对“故公”所尊重的无论是其个人资位还是其才能经验，总之是有所尊重的，所以在其屈居千石之官时，朝廷要略增其秩；但另一方面，相应的优待依然有其限度；昔日的“万石”之秩，并没有跟随官员个人走；所增二千石之秩，比起九卿的中二千石还要低下一级。顺便指出，此时“故公”所佩之“铜印墨绶”亦依从尚书令之职位而定，既不是其故官三公之金印紫绶，亦不是其现秩二千石之银印青绶。增秩并不导致印绶的变化，这作为权责象征物的印绶也是从属于职位的。
　　三公居政务官之首，朝廷在秩次地位上仍有些许优惠。至于二千石故官，请看：
　　《汉书》卷7，《昭帝纪》：“丞相征事受斩捕桀。”文颖注：“征事，丞相官属，位差尊，掾属也。”张晏注：“《汉仪注》，征事比六百石，皆故吏二千石不以赃罪免者为征事，绛衣奉朝贺正月。”
　　又《汉旧仪》：“刺史奏幽隐奇士，拜为三辅县令，比四百石，居后六卿；一切举试守令；取征事。”本注：“征事，比六百石，皆故吏二千石不以赃罪免，降秩为征事。”
　　《续汉书》卷26，《百官三》：“御史中丞一人，千石。”注引蔡质《汉仪》：“丞，故二千石为之，或选侍御史高第，执宪中司，朝会独坐，内掌兰台，督诸州刺史，纠察百僚，出为二千石。”
　　对“不以赃罪免”的“故吏二千石”，朝廷认为他们仍有利用价值，承认其“故吏”身份。刺史在循行州部之时，有义务从中选取有用之才奏报中央，任用为丞相征事。不过在这个时候，对其曾经达到的二千石秩次，就不像对“故公”那样给予照顾了：征事比六百石而已，比旧秩二千石低好几个等级呢。朝廷还从“故二千石”中选择御史中丞，他们可能是因丧、病或人事变动等而离职，估计也是“不以赃罪免”的；但这时也只能被“降秩”使用，而依从新职御史中丞之千石秩次了。
　　这就再度显示了汉代禄秩的一个重要特点：秩次是从属于职位的，居其职方有其秩，居其职则从其秩，官员此前达到的等级一般不能带到新职上去。“故公”就任低秩之官时，或可稍增其秩，但“故吏二千石”就连这种待遇也没有了，只能“降秩”处理。至于二千石以下故官，朝廷任用时的优待又应较此更为淡薄，如前一节离职再仕之例所显示的那样。
　　当时再任官也常常有同于甚至或高于旧位者，西汉已是如此，东汉仍是如此。说那些有幸再次起家的官员，其再仕之官必定就低于原职，这并非本文论点。虽然再仕官高于原官的例子确实也有很多，然而我们之所以要特别揭著再仕官秩低于原官之例，乃因为后一类事例才特别有助于说明，朝廷在面对这种情况时“职事”是其关注所在，至于对官员个人地位权益的照顾，则很不周到，决不是“无微不至”的。
　　具体说来，对非因罪过而中断勤务者，朝廷并不是全盘否定其昔日资格；曾经仕宦者业已积累了工作经验，朝廷对此也并非视而不见，如果他们才干优异，自不妨再度授予较高职务。但是我们尤其关注如下一点：朝廷不大考虑昔日资历，让其从较低位置重新仕起，甚至听任他们从头再来（如听其出仕州郡），这也是屡见不鲜的处理。为父母行服本应受到“以孝治天下”的朝廷的大力褒彰，在职罹疾也有可能是忧勤政务所致，当局应有体恤的义务；然而在官员为此一度离职、不能为王朝效力卖命之时，朝廷便另眼相看，漠视其既往官资权益；二千石以上故官尚有免役待遇，至如二千石以下的官吏，夸张说几乎有点儿视同路人。这不但远较唐宋朝廷苛刻寡恩，甚至都不及许多现代国家的做法。（注：法国规定，文官病假可以长达一年，三个月内领全工资，超过三个月领半工资：需支付昂贵医疗费的长期病号，其病假可以延长到三年，一年内领全工资，一年后领半工资。英国病假六个月内付全工资，超过六个月则付半工资。我国改革之前的干部制度是事实上的终身制，
　　即使长期生病亦不会丧失干部身份和“行政级别”，并享有公费医疗。这都较汉廷为优。不过，实行“职位分类”制度的美国则较为苛刻，带薪病假限于十三天之内，超过者便无工资。这是很有意思的。美国文官制度的特点就是重效率、重“事”而不重“人”。）在上述各种情况中，都没有为官员个人提供品位序列。模糊不清的“故官”“故吏”概念，当然构不成什么“品位”了。
　　四、增秩、贬秩问题
　　杨鸿年先生指出：“所谓郡守秩二千石乃是原则，实际上因为功过增贬以及任职资格深浅不同，以至太守官秩差别颇大，上自中二千石，下至八百石，凡有六级之别。”（注：杨鸿年：《汉魏制度丛考》，“郡太守不尽二千石”条及“郡有美恶守有高低”条。）在此便又引发了一个问题，这“资格”如果理解为职位所需的能力才智，那当然就并不能改变我们的禄秩从属于职位的论点；但如理解为郡守个人的既往资位，那么这却是含有品位因素的。
　　确实，“郡守二千石”只是泛称而已，郡守的实际秩次则复杂得多。某些要郡、大郡太守秩中二千石，这除了杨先生所举“三辅”（即京兆伊、左冯翊、右扶风）之外，三河郡（即河东、河内、河南）亦在其列，此外还包括“大郡”之属。（注：《汉书》卷9《元帝纪》建昭二年：“益三河、大郡太守秩。户十二万为大郡。”益秩则为中二千石，可见三河、及“大郡”之守在中二千石；又同书同卷建昭三年：“令三辅都尉、大郡都尉秩皆二千石。”三辅及大郡都尉秩二千石，则郡守为中二千石。又《汉旧仪》：“元朔三年，以上郡、西河为万骑太守，月俸二万。绥和元年，省大郡万骑员，秩以二千石居。”本注：“十二万户以上为大郡太守，小郡守迁补大郡。”那么万骑太守之秩显然应该高于二千石。）就是说，汉郡本身原有级别高下，正如汉县有级别高下一样。（注：汉初县令长秩级为千石、六百石、五百石、三百石，后为千石、六百石、四百石、三百石四级。）这与官员功过增贬和个人秩位无关。
　　至于因“功过增贬”造成的郡守地位高下有别，这涉及汉代官僚政治中常见的“增秩”和“贬秩”。当时除增贬一等之外，还有“数增秩”、“连贬秩”及“增秩二等”、“贬秩二等”等记载。（注：如《汉书》卷68《霍光传》：“诏增此郎秩二等。”卷89《循吏召信臣传》：“复数增秩赐金。”卷78《萧望之传附萧咸传》：“数增秩赐金。”卷85《师丹传》：“上贬（申）咸、（炔）钦秩各二等。”《后汉书》卷57《李云传》：“（沐）茂、（上官）资贬秩二等。”等等。）其中黄霸之例较为典型。汉宣帝时他被任命为颍川太守，秩比二千石；后治为天下第一，征守京兆尹，秩二千石；因罪过连贬秩，诏归颍川太守官，以八百石居；郡中愈治，宣帝赐爵关内侯，黄金百斤，秩中二千石。（注：《汉书》卷8《宣帝纪》、卷89《循吏黄霸传》。）从黄霸秩次的多次增、贬看，这显然只是一种奖惩手段（至于君主法外施恩的增、贬，我们有理由将之排除在外）。
　　杨鸿年先生谓郡守的秩次差异跟个人“任职资格深浅不同”相关。但我想其间的“品位”色彩即使不能说一点儿没有，但仍不浓厚。毕竟，“职位分类”即使在现代也是相当先进的制度，我国目前也仅仅处于尝试阶段。设想汉代文官制度能够完全排除了“品位”色彩，这当然并不妥当。不过增秩、贬秩的目的，是既维持官员的职位和职责不致发生变动，同时又要褒其功绩，惩其过失；这时即使有“连增秩”、“连贬秩”之事，仍不过是根据职位的确定秩次来上下浮动数级而已。例如，某郡的秩次为二千石，则相应的增、贬均以“二千石”为准；“诏增此郎秩二等”，则是以郎中比三百石的原秩为准而增秩二等，反之亦然。增贬的基准既然是从属于职位的定秩，这就意味着这种做法仍以职位为本。得以“增秩”的官员，其日后升迁取决于其功绩才能，所增之秩等并未构成就任新职的秩次条件，也没有材料反映它可以被带到新职上去。也就是说，增秩、贬秩之法仍未发展到如下程度：促使禄秩转化为一种脱离职位而独立累加的“品位”序列，官员可以依其序列而稳步上升。
　　《汉书》卷8《宣帝传》如淳注：“太守虽号二千石，有千石、八百石居者，有功德茂异，乃得满秩。”例如石显等建言宜试用京房为郡守，汉元帝于是以其为魏郡太守，秩八百石，是试为郡守者有八百石之例。假如这样的话，太守之职是有薪俸等级的，这可能在禄秩的十八、九个等级上占据着八百石至中二千石的段落；初居者较低，此后因其功德而有提升的前景。然而这个序列仍未超越郡守这个职位。在现代职位分类体制下，同样使用“提薪”作为激励手段，不过因为工资等级限定于职级之内，而职级是从属于职位架构的，所以这并未使工资等级转化为“品位”。
　　类似事例又如谒者与尚书郎。据《续汉书》卷25《百官二》：“谒者三十人，其给事谒者四百石，其灌谒者郎中比三百石。初为灌谒者，满岁为给事谒者。”同书卷26《百官三》注引蔡质《汉仪》：“尚书郎初从三署诣台试，初上台称守尚书郎，中岁满称尚书郎，三年称侍郎。”也就是说，谒者的薪俸等级有二，分别名以灌谒者、给事谒者；尚书郎的薪俸等级有三，分别名以守尚书郎、尚书郎及侍郎。据《续汉志》，尚书侍郎秩四百石，尚书令史二百石，那么守尚书郎和尚书郎的禄秩可以推定为比三百石、三百石。由此可见，谒者和尚书郎都在同一职位上设有提薪加秩的等差。此外三署郎有比三百石郎中、比四百石侍郎、比六百石中郎三等之别，也具有同样意义。（注：王克奇认为东汉“三署郎似乎并不存在中郎、侍郎、郎中三个级别，只有秩比三百石之郎中”，见其《论秦汉郎官制度》，附载于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上册，第384385页。但是他所举证据并不强硬，对东汉史料中的中郎、侍郎诸例无法完全否定。《宋书》卷39《百官志》记汉代三署：“凡有中郎、议郎、侍郎、郎中四等。”（按议郎应在中郎之前）当然也可以说这是袭用《续汉志》成说。但直到魏晋以下，中郎、郎中仍有区别。如《晋书》卷3《武帝纪》：“封孙皓为归命侯，拜其太子为中郎，诸子为郎中。”同书卷105《石勒载记下》：“答策上第者拜议郎，中第中郎，下第郎中。”《隋书》卷11《礼仪六》记梁陈之制：“太中、中散、谏议大夫，议郎、中郎、郎中、舍人，朱服，进贤一梁冠。”是直至梁陈，郎官仍有等级之别，这都是沿用东汉旧制。）
　　总之，汉代太守秩次不同，其原因大略有三：一是源于各郡本身存在着高下等差，正如各县本身有高下一样；二是实施奖惩时的增秩、贬秩造成的；其三，郡守一职自身在禄秩序列上占据了一个迁升段落。至如其间关系为何，我想汉廷尚无明确规定，三种情况是同时存在的。这三者都还没有使禄秩超越职位而具有独立意义。
　　汉廷不断依禄秩等级向官员授予特权，例如六百石以上吏免役权（注：《汉书》卷2《惠帝纪》：“今吏六百石以上父母妻子与同居，及故吏尝佩将军、都尉印将兵及佩二千石官印者，家唯给军赋，他无有所与。”）、六百石以上吏“先请”权（注：《汉书》卷8《宣帝纪》：“吏六百石位大夫，有罪先请。”《后汉书》卷1上《光武帝纪》建武3年诏：“吏不满六百石，下至墨绶长相，有罪先请。”“先请”的范围又再度扩大了。）、二千石以上长官任子权（注：《汉书》卷11《哀帝纪》注引《汉仪注》：“吏二千石以上视事满三年，得任同产若子一人为郎。”）、六百石以上子弟入学权（注：《后汉书》卷6《质帝纪》：“令自大将军至六百石，皆遣子受业又千石、六百石、四府掾属、三署郎、四姓小侯先能通经者，各令随家法，其高第者上名牒，当以次赏、进。”），加上舆服方面的各种规定，和依禄秩赐爵、赐金等等，这些做法都赋予了禄秩等级不少“品位”色彩。但无论如何，总体上说汉代禄秩是跟职位走的，依然保持着附丽于职位的特色；它并没有提供一个跟人走的序列，也还没有超越职位而发展为独立的“品位”，如同先秦爵级或唐代散阶那样。
　　我们当然不是说，汉代禄秩与职位业已构成了一种“职位分类”制度，把它们直接等同起来无疑是过分简单化了。（注：在拙作《西魏北周军号散官双授制度述论》（《学人》第13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周齐军阶散官制度异同论》（《历史研究》1998年第2期）中，我曾经把汉代禄秩称为“以职位分类为主”的制度，把唐宋阶官称为“以品位分类为主”的制度。也就是说，并不打算把禄秩、阶官分别与职位分类、品位分类等同起来，而只是以何种特色“为主”。也许可以更谨慎一些，对前者只称为“秩职合一制”，对后者采用杨树藩先生的成说，称为“阶职分立制”。汉代禄秩也不是毫无品位色彩，唐代初期俸禄依散官官品发放，但后来就改依职事官品发放了，这又是职位分类的特征。历代文官等级制变动不居，所涉因素复杂多样，在得出较为合理的论点之前，还有大量工作要做。）不过从“职位”、“品位”的区别中，毕竟可以引发出一个区分职、阶的视角，从而为古代文官等级制提供一个便利的分析工具，开拓研究的空间。比方说，由此就可以把汉代禄秩与唐宋那种品级、职事官、文武阶官相分相辅的复合体系，从特征性质上更为清晰地区别开来。从汉代这种“秩位职位合一制”到唐宋的“阶官职事分立制”的转型，与其间专制官僚政治的历史变迁是息息相关的。
　　原载《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