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鹏程：宋文化的定位与争议

　　宋代在我国文化史上的地位，曾是早年清华国学研究院中热门的话题，近来仍有不少继声，甚至衍生出“宋代已是资本主义社会”“厓山之后无中华”之类话题。
　　最近，罗小虎专访余英时还特别提到这个问题，说：“钱穆先生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主张清学为宋明理学的一个发展，冯友兰也与钱说大致相近。而陈寅恪先生在《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中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又说，‘将来所止之境，今固未敢断论。惟可一言蔽之曰：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是己’。可见钱穆先生和陈寅恪先生都致力于建立新宋学”。一一显然，这个话题目前仍有“当代性”。
　　一
　　当年陈寅恪对宋代文化特有会心，或许受了王国维影响，或至少两君在此意见一致。
　　王氏在《宋代之金石学》中列举了宋代在文化创造上的种种傲人的业绩，然后写道：“故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王国维遗书》第五册《静安文集续编》第七页）。
　　陈寅恪则早在一九一九年留学美国哈佛时，就驳斥过一般人认为宋代是“衰世”的看法，说：“宋元之学问、文艺均大盛，而以朱子集其大成。朱子之在中国，犹西洋中世之阿奎纳，其功至不可没。而今人以宋、元为衰世，学术文章卑劣不足道者，则实大误也”（《吴宓日记》第二册，第一二～一三页）。
　　到了一九四三年作〈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时，他又说：“吾国近年之学术，如考古历史文艺及思想史等，以世局激荡及外缘薰习之故，咸有显著之变迁。将来所止之境，今固未敢断论。惟可一言蔽之曰：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是已。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金明馆丛稿二编》，二四五页）。认为：
　　（一）赵宋文化乃是华夏民族文化发展的最高成果，处于无可置疑的顶峰地位；
　　（二）赵宋文化又是今后我国文化发展的指南，我国民族文化的更新，今将走上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的道路。到了晚年，一九六四年，他仍然坚持：“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孰谓天水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赠蒋秉南序〉，《寒柳堂集》第一六二页）。
　　王水照〈陈寅恪先生的宋代观〉一文，认为陈氏如此推崇宋代，是因为“宋代文化正是最充分体现了他的中体西用、以中国文化为本位的文化理念；独立自由的治学宗旨；以及崇尚志节的文人品格的一种文化类型”（二一年三月，中国文化，十七、十八期合刊）。
　　所谓中体西用、中国文化本位，是说陈氏认为宋人吸收了佛老而又不失中国之本位。此种成就，足以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中国面对西方文化之参考。所谓宋代有自由治学精神，是说宋人能突破汉学“传不破经”之戒律，以己意说经。所谓宋人具气节，则是他对宋代知识分子的评价。
　　这三点，我都很不同意。
　　一、宋人尚气节，固多例证，但相反之例，同样也不少。若说整个时代均以气节相尚，则两宋又未必比得上东汉。以此推崇宋人，令人不明所以。何况宋代党争攻伐之烈，几无是非可说。士大夫知识分子之行事与气量，有待改善之处，恐怕还不少。
　　二、汉儒说经，乃至六朝隋唐义疏，“传不破经”云云，本来就是后人之误解，从来没这回事儿（详见龚鹏程《孔颖达周易正义研究》，一九七九，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硕士论文）。古人既无此戒律，宋人又如何打破它？且宋人之以已意说经，非打破传统，乃是另造了一个传统，故伊洛渊源、道统传承，门户未必不较汉儒之讲家法师法者更为森严。再者，元祐有党人之碑、理学遭伪学之禁，学术自由之环境也是谈不上的。
　　三、至于说吸收佛老而不失本位，陈寅恪屡屡言之。其实先生之长唯在考证，对此思想之大势，并不能掌握，所以谈来颇为粗疏亦多错误。
　　老庄甚或道教，根本不是外来文化，怎能与佛教混为一谈？可是先生一再混言，说：“凡新儒家之学说，几无不有道教，或与道教有关之佛教为之先导”之类荒谬的话，并以此为吸收外来文化之证。
　　关于佛教，则说宋人“采佛理之精粹，以之注解四书五经，名为阐明古学，实则吸收异教。声言尊孔辟佛，实则佛之义理，已浸渍濡染，与儒教之宗传，合而为一”（《吴宓日记》，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十四日）。
　　可是宋人到底吸收了什么佛教义理之精萃呢？三法印？四圣谛？十二因缘？缘起性空？诸法唯识？业力流传？止观？法界观？一念无明法性心？宋人注四书五经时，用了哪一项？以上哪一点已与儒教宗传合而为一？
　　这是不懂佛教义理的人，看到佛家讲心讲性，宋儒也讲心讲性，就以为宋人是援佛入儒、吸收异教。实则全是胡扯。何况，佛教中国化，由南北朝到宋代，经历了七八百年，其儒家化多么严重！现在倒过来说儒家偷了佛教的东西，岂非盗诬主人？
　　再说，宋儒之学，重在四书，对五经注解本来就不多，注五经时又用了什么佛理？
　　换言之，推崇宋代文化者，近人以陈寅恪先生最为知名、最具代表性。但尊之不以其道。所推崇的理由，全非宋代文化之真相貌与真精神。
　　二
　　陈寅恪之外，另一种宋代文化观，是胡适提出的。
　　胡先生在其英文专著TheChineseRenaissance（《中国文艺复兴》）中指出：中国唐代以后、五四运动以前，已发生过四次文艺复兴：禅宗的产生，代表中国文化第一次复兴。宋代新儒学以世俗哲学取代中世纪宗教，可看成是第二次文艺复兴。明代戏曲与章回小说兴起，对爱情与人间生活乐趣坦然颂扬，可称为第三次文艺复兴。清代朴学对理学反抗，在文献研究上带来重视证据的新方法，是第四次文艺复兴。
　　其中，大可注意的，是程朱格物穷理的哲学精神，发展出了“可行的科学方法”。在价值系统上，他们有着与近代西方科学同样的怀疑精神，只服从证据而不轻信权威；在方法上，他们要求每个理论、每个语言学的观点、每段历史陈述都要有事实依据。
　　故经宋代文艺复兴之后，中国在宋以后八百年的历史中，确实已养成了一种“科学传统”。未来年轻一代，只要吸收西方理论、养成实验习惯、掌握运用精密仪器的技巧，摆脱古老习惯的无意义的抵制，科学文明就能在中国传统文明上继续生长。因为，科学即“系统的知识”，原是中国格物穷理思想的合理发展HuShih。TheChineseRenaissance：TheHaskellLectures1933（Chicago：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34），Chapter3。
　　宋代文艺复兴之前，禅宗的文艺复兴，据胡适看，则是中国思想对印度思想的革命。犹如基督新教对原先天主教的革命，废弃了一切仪式、礼拜、忏悔、念经、念佛、寺观、佛像、僧侣、戒律等。但如此还不够。南宗禅更进一步，连禅定也废除了：“当日南北之争，根本之点只是北宗重行，而南宗重知。北宗重在由定发慧，而南宗则重在以慧摄定。故慧能、神会虽都说定慧合一，其实他们只认得慧，不认得定。此是中国思想史上的绝大解放。禅学本已扫除了一切文字障和仪式障，然而还有个禅定在。直到南宗出来，连禅定也一扫而空，那才是彻底的解放了”（〈荷泽大师神会传〉，《作品集》一六，页一三五）。
　　案：如此论唐宋，真是齐东野语。以慧为知、以定为行，已是大误；谓南宗以慧摄定便是不坐禅、不要禅定，更是笑话。胡适研究过禅宗史，竟对禅宗如此隔膜，不知禅宗仍有丛林、仍有寺庙、仍有戒律、仍有清规、仍有礼拜、仍有忏侮、仍有仪式、仍有经典、仍立文字，实堪骇叹。
　　他对宋代文化的评价，也同样是河汉其谈。宋人之格物致知，根本不是科学实证的方法，所以伊川尝言：“格物者，适道之始，欲思格物，则固已近道矣。是何也？已收其心而不放也”（《遗书》，二五）“格物穷理，非是要穷尽天下之物，但于一事物上穷尽，其他可以类推。至如言孝，其所以孝者如何”（十五），“或问：进修之术何先？曰：莫先于正心诚意。诚意在致知，致知在格物”（十八）。
　　格物，是为了致知。知什么呢？知万物之理。穷理，乃能尽性。故格物致知，是心性修养上的工夫。伊川释格“物之物”，举“孝”为说，即是此意。《遗书》卷十八又云：“致知在格物，格物之理，不若查之于身，其得尤切”，此与卷七说：“致知，但止于至善。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之类。不须外面。只务观物理，汎然正如游骑无所归也”，都显示格物之物，不应从外在实际存在的客观物上去求，而是道德修养上的问题（详龚鹏程〈理性与非理性：论近代知识分子的理性精神〉，收入一九九，东大图书公司，《近代思想史散论》）。
　　因此，胡适所推崇的宋代文化，也非宋代之真面貌真精神。
　　三
　　第三种宋代观，则是日本人内藤湖南所提出来的。
　　据王水照的看法，陈寅恪的宋文化观可能与内藤湖南有关。内藤于一九二二年发表过《概括的唐宋时代观》。“陈氏是否读过内藤氏此文，现已无资料查证；但他看过内藤氏的《蒙古开国之传说》则是可以断言的。因陈氏的〈彰所知论与蒙古源流〉（一九三一年四月）一文中曾引用过。《蒙古开国之传说》原载于一九一三年《艺文》第四年第一二号，但陈氏所见者为一九二九年日本弘文堂出版的内藤氏史论集《读史丛录》。〈概括的唐宋时代观〉是内藤氏的一篇影响极其广泛的著名论文，初刊于一九二二年《历史与地理》九卷五号，后收入内藤氏的另一史论集《东洋文化史研究》，此集与《读史丛录》是前后相衔的。种种迹象表明陈寅恪极有可能看过〈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一文”（见前引文）。
　　内藤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中指出：“唐和宋在文化的性质上有显著差异：唐代是中世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中世和近世的文化状态，究竟有甚么不同？从政治上来说，在于贵族政治的式微和君主独裁的出现”，“总而言之，中国中世和近世的大转变出现在唐宋之际，是读史者应该特别注意的地方”。
　　陈寅恪则并未使用唐宋对比的方式来论宋文化，也未界定宋文化为“近世”。故陈氏虽可能看过内藤此文，要说曾受其影响则甚为牵强。
　　内藤之说，在日本史学界被归为京都学派，另有东京历史研究会反对其说，认为宋代并非近世，而是中古。两派争闹，已近百年，其是非非本文所能遽断。但我以为这种唐宋对比的论述型态、将唐宋之交视为中国历史分期之关键时刻的做法，不仅较胡适、陈寅恪之宋代文化观更能掌握宋文化之面貌，分期法本身也更具方法学之意涵。
　　我自己对宋文化的研究亦即采此进路，而加以变通发展。不但想为宋文化在中国史上的地位重做厘定，也想把这种研究当成一种方法来运用。我另有〈唐宋文化变迁〉一文，载《年报：一九九九龚鹏程学思报告》，集中讨论此种唐宋文化变革之研究，说明其理据及其可能的进展，请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