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邦炜：体系意识：以唐宋变革与南宋认知为例

　　一、从问题与体系宜并重说起
　　常言道：“牵牛要牵牛鼻子。”做学问如何牵住“牛鼻子”？而今学界往往问题意识强调较多，体系意识讲得较少。更有甚者，机械地把学者划分为“做问题”的和“做体系”的两种类型，一味赞扬前者、贬低后者。凡事都应该问个为什么，乃至打破砂锅问到底。做学问无非就是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难点在于发现问题，如能较准确地提出真问题，问题已经解决一大半。问题意识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然而愚见以为，体系意识与问题意识同样重要，不宜顾此失彼，赞此贬彼。
　　所谓体系，简而言之，是不同系统组成的系统，是事物按照一定的秩序和内部联系组合而成的整体。体系意识，在很大程度上与整体观、全局感是近义词。无论研究什么问题，都应当对全局具有总体观察、全面把握、系统分析的能力。体系与问题的关系，近乎于整体与部分、全局与局部的关系。体系意识与问题意识并不对立，不仅兼容，而且互补互济互动。琐碎与空疏是学人治学应该防止的两种偏向。体系意识不仅有助于发现、深化问题，而且可避免选题无关宏旨，凡事必录必究，细大不捐，以致拣了芝麻，丢掉西瓜，流于零碎化。而问题意识不仅有助于充实、修正体系，而且可避免选题大而无当，急于建构体系，以致空洞无物，缺乏说服力，流于概念化。体系意识与问题意识互动，从抽象到具体，从具体到抽象，如此循环往复，推动研究不断深化、细化。
　　有位学者曾说：“以小见大，陈寅恪之谓也；以大见小，吕思勉之谓也。”按照我的理解，所谓“小”是指较为具体的问题，而“大”则是指较为抽象的体系。陈、吕两大家为我们树立了“大”“小”并重，体系与问题两种意识相结合的典范。吕思勉着眼于“大”，其学术旨趣是“说明中国社会的总相”，治学以综合研究和融会贯通见长。吕思勉同时又着力于“小”，注重研究具体问题，舍得在排比史料、分类札记上下功夫，有总计762条、一百余万言的三大册《吕思勉读史札记》作证。吕思勉的两部中国通史、四部断代史就是在这些考论性文章的基础上写成的。至于陈寅恪，他的代表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是两部见解独到、自成体系的著作。他研究“小”问题，有“大”视角。如探讨“杨玉环是否以处女入宫”，看似琐碎，但他赋予这一论题深刻的学术蕴涵，以此说明唐代的婚姻制度与伦理道德，并进而涉及种族与文化。在他看来，“此二问题实李唐一代史事的关键之所在”。陈寅恪可谓见微知著，化琐碎为深刻。总之，吕思勉、陈寅恪都是体系意识极强的史家。我不理解的是，而今治史者大多颂扬吕思勉、仰望陈寅恪，为什么又往往忽视甚至贬低体系意识。至于本人，迄今依然相信这句老话：“学贵精专又贵通”。如果说“精专”是就问题而言，那么所谓“通”，指的则是体系意识。
　　二、唐宋变革论：错了么？
　　我曾自称“较为固执的唐宋变革论者”，始终认为唐宋变革论虽然不是认知唐宋历史的唯一体系，但确实相当重要。1962年，我研习宋史之初，在金宝祥老师指导下发表的第一篇习作《论宋代的官田》的第一句话便是：“中唐前后，土地所有制形式发生重大变革。宋代是沿着中唐以后的路线发展的。”中唐前后社会变革论与唐宋变革论，其实是一回事，前者是就其起点而言。如果没有宋代的定型，这场社会变革的意义仅局限于有唐一代，因为有了宋代的定型，其意义超越唐代，关乎唐宋乃至整个传统社会。
　　唐宋变革论在上世纪50、60年代之交，讨论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分期问题时，“热”了一阵。新、旧世纪交替之际，或许是出于所谓“理论饥渴症”，又再度“热”了起来。凡事一“热”往往就出问题。唐宋变革论的问题主要有二：一是泛化。“唐宋变革是个筐，一切变化往里装”。邓小南、荣新江正确地指出：“就唐宋时期长达六七个世纪的历史进程而言，‘唐宋变革’显然不是唯一的认识角度。”大可不必也不应当将唐宋时期所发生的所有事件都牵强地与唐宋变革挂钩。二是断裂化。和某些学者相似，我早年探讨唐宋变革，往往采用对比法。这种方法局限性不小，容易割裂唐宋。唐宋变革不是突变，而是渐变，是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过程，宜用过程论。唐宋变革不是断裂，而是因革，既有变迁，又有因袭。包伟民新近提出的唐宋会通论，依我之见，对唐宋变革论不是颠覆，而是补充和完善，有利于打通唐宋两代，纠正割裂唐宋的偏向。泛化与断裂化两种偏向理当纠正，但不能因此就断言唐宋变革论错了。唐宋变革是个内涵较为丰厚和外延涉及面较广的论题，唐宋变革论又多种多样，只怕很难用是“对”还是“错”一字以蔽之。
　　唐宋社会变革，可谓同行所见略同。唐宋史研究者大多认定唐宋之际曾发生一场具有划时代或划阶段意义的社会变革。其分歧在于变革的属性、程度以及起始、路标等问题。就日本学界来说，并非“内藤假说”的一统天下，除以内藤湖南等为代表的宋代近世说而外，还有以前田直典等为代表的宋代中世论，与“内藤假说”针锋相对。至于我国学者，有自己的唐宋变革论，且源远流长。如南宋的郑樵、明代的陈邦瞻、清代的顾炎武、晚清的夏曾佑、民国的钱穆、当代的侯外庐等等，不应数典忘祖。改革开放之初，既有以任继愈为代表的宋代社会停滞论，又有以白寿彝为代表的宋代社会进一步发展说。稍后，发展说取代停滞论而居于主导地位，但分歧仍然存在。如胡如雷主张宋代进入封建社会后期，但与欧洲中世纪末期不同，仍有继续发展的空间，朱瑞熙则认为宋代系封建社会中期的开端。张泽咸等坚持这场变革以中唐前后为标志，胡如雷则认为应当以北宋建立为路标。对于这场变革的意义和程度，高估者有之，如有学者声称：其变化之巨，并不亚于春秋战国之际的转变。低估者也有之，如王曾瑜认为：“若与春秋、战国时期相比，则至多只能算是一个小变革期。”我在评介其《宋朝阶级结构》一书时曾说：“作者并不一定属于唐宋变革论者。”“可是书中依据大量史实所作出的不少结论，恰恰起到了为唐宋变革论张目的作用。”在此书再版时，我的这段话被印在封底上。可见，将王曾瑜视为唐宋变革论的反对者，在很大程度上是误会。由上所述，不难看出，我国众多的唐宋变革论者绝非“内藤假说”的信徒，他们的主张与“内藤假说”并无多少关联。岂止无关联而已，正如葛金芳所说：日本学者的“宋代近世说”、“宋代中世论”，“都是我们（中国学者）无法认同的。”内藤的唐宋变革论“直至今天，依然被宋史研究界奉为圭臬”一说是缺乏依据的。
　　三、战时状态与南宋认知
　　西、东两汉并非一个朝代。与两汉不同，北、南两宋具有连续性，是一个朝代，但差异不小。枝枝节节的差异较多，依我之见，最大的差异在于：北宋多数时段处于和平环境，南宋长期处于战时或准战时状态。战时状态制约并牵动着南宋社会的诸多方面（不是一切）。要认清并理解南宋历史的若干实情（不是全部），离不开这个大局。这一认知角度牵动力似乎较大，只怕具有体系意义。
　　两宋历史经历了从“百年无事”到“天下多事”、从和平环境到战时状态的演变。与时局的变换相适应，两宋的时代主题明显不同：北宋是和平发展，而南宋则是救亡图存。与社会关注焦点的转换相适应，北宋统治集团往往围绕着如何变法图强而争执不休，新旧党争绵延不绝。因此今人讲述北宋历史通常以三次改革即宋初强化中央集权、庆历新政、熙丰变法为线索。南宋人说：“国之大事，和与战而已。”南宋统治集团围绕着和、战、守而展开争论乃至打斗。因此今人讲述南宋历史常常以三个和议即绍兴和议、隆兴和议、嘉定和议为线索。南宋虽然“更化”甚多，但所谓更化并不等于变法。即便是“嘉定更化”、“端平更化”，也未必可以视为变法，至少很难同庆历新政、熙丰变法相提并论。
　　牵住战时状态、救亡图存这个南宋历史的“牛鼻子”，不少问题迎刃而解。从经济上说，受战时状态制约，以优先保障战争需要为主要目标，具有战时经济的某些特点，例如赋税加重，滥发纸币，通货膨胀等等。南宋王朝并非自觉面向海洋，而是被战争逼向海洋。北方故土的丢失导致南宋经济片面（以不用“畸形”二字为宜）发展。人身依附关系再度趋于强化，与战乱不无关联。从政治上说，北宋初期最高统治集团力图从“马上得天下”转换为“马下治天下”，从重武轻文转换为崇文抑武。而南宋君臣不得不“马上图治”，其含义与战时政治相近。举凡权臣反复出现、武将权势增大、言官力量削减、从严掌控舆论等等都和战时状态关系不小，或以处于战时状态为借口。从文化上说，与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相适应，南宋文化具有某些救亡文化的特征。诸如：某些祠庙成为救亡图存的精神武器；从“胡汉语境消解”（邓小南之说）到“夷夏观念益严”（傅乐成之说）；从“好论内政”到“好论御侮”，从“偏重尊王”到特重“攘夷”（牟润孙之说）；从重“统”到重“正”，突出的例证是北宋“以魏为正位”（如司马光等），南宋“以蜀为正统”（如朱熹等）；既重贞节，更重忠义，“生为忠义臣，死为忠义鬼”的忠义意识比“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贞节观念更加深入人心。
　　最后有两点需要说明：第一，南宋虽然长期处于战时状态，但危急程度并不一样，不同时段应作具体分析。第二，笔者绝无低估、矮化南宋之意。南宋时期成就辉煌，对后世的影响甚至大于北宋。学界多有论述，本人并无异议。
　　2016年12月于海南琼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