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朴民：野心家王敦与桓温的皇帝梦

　　君主与功臣，一个要防范“黄袍加身”这类事情的发生，另一个则要设法使“黄袍加身”成为现实，彼此攻防转移的结果使君将关系永远处于高度紧张之中。
　　对于那些拥有军队，威名日著的功臣宿将而言，要使他们耐得住寂寞，“波澜誓不起，妾心古井水”，不滋生觊觎非望之心，简直等于是缘木求鱼、与虎谋皮，纯属一厢情愿。在他们意识深处，做皇帝、君临天下，“惟辟作福，惟辟作威”，独掌生杀予夺之大权的诱惑，实在太厉害了，是怎么也抵挡不了的，只好是“跟着感觉走”。所以，他们中间为数不少的人，都愿意冒毁家灭族的危险，想方设法为这种诱人的前景殊死一搏。他们的人生哲学，早已由那位东晋王朝的大军阀（也是大野心家）桓温所一语道破：“既不能流芳后世，不足复遗臭万载耶！”
　　政治上的基本游戏规则就是若有十倍的利益，便不惜硬起心肠侥幸一试；若有百倍的好处，便可以丧心病狂地把老本全豁进去。于是乎，抱着“成者王侯，败者贼寇”豪赌一把的亡命心理，历朝历代都有一些权欲熏心的功臣宿将不安于位，要跳将出来导演以武力抢班夺权的一幕幕闹剧。这样的人物，在历史上比比皆是，除了著名的郭威、赵匡胤等人外，还有王敦、桓温、桓玄等一些个次量级的家伙。只是王敦、桓温等人运气不如赵匡胤，他们“为山千仞，功亏一篑”，在距离龙椅一步之遥的地方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皇帝梦无情破灭。真所谓“青山留不住，毕竟东流去”！
　　公元316年（建兴四年），腐朽的西晋王朝在内乱不已和少数民族贵族武装打击下最终覆灭了。南方的官僚和南逃的北方士族的首领们于次年拥立晋室藩王琅邪王司马睿为晋王，次年正式登基称帝，是为晋元帝，建都于建康（今江苏南京），史称“东晋”。
　　东晋王朝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门阀士族的联合执政体。田余庆先生在其《东晋门阀政治》一书中将东晋政治界定为典型的“门阀政治”，乃是不刊之论。与西晋皇帝关系并不十分亲密的藩王司马睿能够当上皇帝，北方士族的代表人物琅邪王导及其族兄王敦的翊戴拥立功不可没，他们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一文一武，运用政治韬略并借助武力后盾，把资质平庸、经历平凡、恩威未孚的司马睿送上了皇帝的宝座。司马睿知恩图报、投桃报李，亦以高官厚禄来酬劳答谢王氏兄弟。他委任王导为丞相，执掌中枢大政，掌控财经命脉，主宰人事任免；策命王敦作镇东大将军，都督江、扬、荆、湘、交、广六州（几乎包括当时东晋的整个辖境）诸军事、江州刺史，控制全国的兵权，执掌天下的征伐。王氏兄弟权倾朝野，炙手可热，以致当时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
　　这方面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就是当司马睿初登帝位，接受群臣百官朝拜之时，他居然让王导“升御床共坐”（尽管圆滑精明，老于世故的王导本人很识相地推辞了）。王氏兄弟在东晋政权中的地位之高，威权之重，于此可见一斑。
　　常言道：“人心不足蛇吞象”、“一山望着那山高”，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这在王导身上还有所收敛，因为他毕竟是文官，胆子略微要小一点，加上他富有政治头脑，明白轻重得失，知道觊觎帝位只会引起内部动乱，使好不容易才初具规模、刚入正轨的东晋王朝毁于一旦，而“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东晋王朝倘若玩完，则王氏家族的好日子也就会走到尽头。所以，他的基本宗旨是“镇之以静，群情自安”（《晋书王导传》）。虽然独揽大权，却没有篡晋自立的狼子野心。
　　然而，他的族兄弟王敦便完全不同了，他是赳赳武夫，从死人堆里跌打滚爬炼就出来的，只认一个理，就是凭借手中的刀枪纵横天下，为所欲为。东晋的天子之位是凭他的武力扶植起来的，合自己的心意则保驾护航，不合自己的心意就反水跳槽，若机缘凑巧，亦不妨践行西楚霸王项羽的“豪言壮语”：“彼可取而代之。”从他大醉酩酊后用铁如意击壶吟咏“乱世之奸雄”曹孟德“慨当以慷”的诗句，以至击破壶口的下意识举动来看，王敦素有野心乃是不争的事实，无非是欠缺一个发作的契机而已！
　　但晋元帝司马睿的作为，却使王敦下决心摘下了“同心翼戴”的面具。晋元帝依靠王氏兄弟才登上皇位这一点固然不假，但是，和任何一个君主一样，他也喜欢乾纲独断、大权自握，信奉“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的原则，所以，对王氏兄弟尤其是执掌兵权的王敦也要玩过河拆桥的危险政治游戏。他不满于王氏的骄横，总想削弱王氏的势力。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引用善用奉迎的刘隗，酗酒放肆的刁协作心腹，在暗中悄悄作对付王敦的军事部署：充实中央朝廷的军事力量，释放扬州地区内沦落为僮客的北方流民，把他们组编成军队；任命江南地区士族头领戴渊为征西将军，都督兖、豫、幽、冀、雍、并六州诸军事，任命刘隗为镇北将军，都督青、徐州诸军事，各率领万人，分驻合肥、泗口，防御王敦在长江上中流的军事势力。
　　王敦他正发愁找不到趁火打劫、乱中篡权的借口，如今见晋元帝有防己甚至诛己之意，马上就逮住不放，“你不仁，我不义”，是你司马睿先萌生猜忌之心，那就休怪我翻脸不认人了。“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于是他乘机以反对刘隗、刁协，替王导诉冤“清君侧”为口实，阴谋篡夺皇位。公元322年，王敦在武昌大举起兵，顺流而下，一举攻占建康，诛杀戴渊、刁协等人。刘隗见势不妙，也顾不得晋元帝对自己的知遇之恩了，撇下主子，狼狈逃窜，投奔石勒。
　　但是，由于王导等主要朝臣不愿动乱扩大，危及高门士族的根本利益，而没有同王敦展开合作，表示“宁为忠臣而死，不为无赖而生”。王敦一时间无法实现自己的篡夺野心，只好悻悻退回武昌大本营。
　　公元323年，晋元帝司马睿忧愤病死，晋明帝继位，王导辅政，王敦以为有机可乘，加紧篡权谋划，自武昌移镇姑熟（今安徽当涂），自领扬州牧。次年，王敦身患重病，去日无多，早已对他恨之入骨的晋明帝乘机下诏令征发大军讨伐王敦。王敦不甘心坐以待毙，孤注一掷，派出军队进攻建康，
　　但此时他患病的消息已在军中流传，军心涣散，实力急挫，结果大军受阻于建康城下。王敦眼见篡位之志难以实现，忧愤交加，病益转沉重，遂致不治。一场血风腥雨的军事政变终于得到了平息。
　　王敦虽然死去，但东晋王朝内部君将之间的尖锐矛盾并没有真正得到舒纡，可谓“树欲静而风不止”，这也是皇权专制与将权离心倾向互为冲突、形格势禁的必然结果。果不其然，时隔不久，就有苏峻拥兵自立、觊觎非望以及庾翼欲开藩镇世袭恶例的事件发生。这些叛乱虽然因种种原因而得以及时制止，但它们的发生，本身已经说明了企图搅局变天、唯恐天下不乱的大有人在。所以，到了桓温、桓玄执掌兵符之时，又上演了新的谋篡皇位的剧目。
　　桓温是东晋一朝军事才干数一数二的人物。他出身于世族官宦之家，迎娶晋明帝之女南康公主为妻，官拜附马都尉，累迁至徐州刺史，后来又替代庾翼坐镇战略要地荆州。
　　此人在军事上绝对是一把好手，志在收复中原。但他同时也是一个大大的野心家，在掌握了一部分兵权之后，即处心积虑经营自己的地盘，攫取更大的权力，希望通过军事上的不断胜利，进一步提高个人的声望，以便寻找机会代晋自立为帝。
　　正因为包藏着这样的狼子野心，所以，他对王敦的行径兴趣盎然、情有独钟，处处效仿王敦的做法作派，并且对王敦的“壮志”未酬寄予了无限的同情。史载其“自负才力，久怀异志”，曾经“抚枕起曰：‘既不能流芳后世，不足复遗臭万载耶！’尝行经王敦墓，望之曰：‘可人，可人。’其心迹若是。”野心家的嘴脸跃然纸上，呼之欲出。
　　出任荆州刺史是桓温将个人野心付诸实施的一个重要起点。他有了一个施展拳脚的巨大舞台，是不会让它空闲在那里的。公元347年，桓温统兵攻灭成汉国，生擒成汉国主李势，使得蜀地重新置于东晋的控制之下。这场军事胜利使桓温威名大振，他的野心越发膨胀，企图再接再厉，乘机北伐，为自己捞取更大的政治资本。
　　东晋朝廷并不蠢笨，它的政治嗅觉可灵敏着呢，何尝没有看清桓温的真实用心！为了阻止桓温北伐立功，它引用虚名甚大的清谈家殷浩参与朝政，专和桓温作对。遗憾的是书生本色的殷浩（时任扬州刺史）眼高手低，志大才疏，于军事一窍不通，领兵北伐惨遭大败，桓温趁机上表弹劾殷浩，朝廷有心无力，没法庇护，只好将殷浩罢官免职，一撸到底。
　　殷浩去职，桓温权势日炽，遂不可复制。于是他先后三次北伐，攻打前秦，进击前燕，每次征战在初期都取得重大成果，兵锋曾抵达长安东面的灞上，并收复洛阳，一时间威震天下，东晋朝廷的权力亦基本上为其所控制。公元363年，桓温被正式任命为大司马，都督中外军事，次年又加扬州牧，到了公元369年，再兼任徐、兖二州刺史，从此，荆、扬两州，由桓温一身兼任。
　　至此，桓温篡晋自立的资本已基本具备了。“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为了使自己的夙愿尽快实现，桓温计划发动更大规模的北伐前燕之役，企图借军事上的更大胜利，来为自己的篡晋活动创造必要的充分条件。
　　“宁赠友邦，不与家奴”，这是封建统治者共同奉行的圭臬，东晋朝廷完全明白桓温北伐如果最终取胜对自己意味着什么，所以，处处掣肘和破坏他的行动，让他进退维谷、左支右绌。这一点早为前燕政权的谋臣申胤所预料到：“以（桓）温今日声势，似能有为。然在吾观之，必无成功。何则？晋室衰弱，（桓）温专制其国，晋之朝臣未必皆与之同心，故（桓）温之得志，众所不愿也。必将乖阻以败其事。”
　　事态的发展果真是如此，桓温的三次北伐都是先胜后败，无功而返，尤其是最后那次攻伐前秦之战，更是惨遭枋头之败，军队主力损失惨重。军事上的严重失利，也使得桓温的实力与威望急剧下降（这也证明了中国传统统治中的一条铁律：打败一个国家、一个政权、一个英雄或奸雄的，从来不是敌人的强大，而是来自自己内部的消耗与捣乱）！
　　桓温不甘心自己的“雄心壮志”付诸东流，变本加厉加快了篡夺的步骤，于公元371年废皇帝司马奕，拥立司马显为帝（晋简文帝），次年又更立司马耀为帝（晋孝武帝），并要求朝廷锡加九锡，为禅晋自立准备最后条件。
　　但由于遭到王、谢为代表的门阀士族的强烈抵制，桓温未及圆自己的皇帝之梦，便患病身死（看来即使当野心家，冒天下之大不韪干不法的勾当，也需要有身体这个本钱，否则便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大好机会从自己身边溜之乎也）。东晋朝廷也终于再一次转危为安。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桓温虽死，但桓氏势力犹在，其子桓玄才干能力远远不及乃父（正好印证了“一蟹不如一蟹”的道理），然而，野心之大、贪欲之盛则不亚于乃父分毫。他在东晋末年出任荆州都督，手中握有东晋王朝近半的兵力。适逢孙恩、卢循大规模起事，攻城掠地，劫杀官吏，东晋王朝仓促应对，倾其全力镇压，导致京师空虚，防守薄弱。桓玄乘机吞并东晋上游战略要地荆州，占有了东晋三分之二的地盘。
　　实力坐大之后，桓玄的篡逆野心遂暴露无遗，准备用武力颠覆晋室。东晋王朝不能容忍桓玄的所作所为，决定先发制人，“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以司马元显为征讨大都督，北府兵大将刘牢之为前部都督，发兵征讨桓玄。
　　桓玄就坡下驴，顺水推舟，迅速举兵起事，顺流而下。他收买了刘牢之，使北府兵不战而降，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随之长驱直入，一举攻入京师建康，杀死朝廷权臣司马道子、司马元显，控制了全部朝政。
　　到公元404年，桓玄“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废黜了晋安帝，自立为皇帝，国号楚。
　　遗憾的是，桓玄无德无能，既文不能附众，又武不能威敌，所以，皇帝的宝座还没有坐热，就遇上了天大的麻烦。北府兵中级军官刘裕利用桓玄恩信未著、士众未附、人心思乱的机会，果决地在京口起兵，对桓玄发起猛烈的攻击。桓玄垂死挣扎，派兵镇压起事者，但即为刘裕、刘毅的部队所击败。刘裕麾下的北府兵余勇可贾，乘胜攻入建康，桓玄仓皇逃窜，败退江陵，众叛亲离，大势尽去。晋兵尾随追击，直捣腹心，攻入江陵，诛杀桓玄，尽灭桓氏一族。桓玄的短暂皇帝梦，也就这样迅速地破灭了。
　　桓玄尽管彻底失败了，然而他的所作所为和乃父桓温的拙劣表现一样，也证明了“兵强马壮者为天子”，是历史上许多功臣宿将所信奉的人生哲学与政治信念。“贵为天子，富有天下”的诱人前景，使得那些立有战功、拥有兵权的野心家往往孤注一掷、铤而走险。总而言之，在富贵权利的面前，什么君臣之礼、朋友之谊、血亲之情、伦理之常，统统都被抛到了爪哇国中，均无任何意义可言，余下的只有篡夺与反篡夺，残杀与被残杀，或为刀俎，或为鱼肉，别无其他的选择。唯一的区别是，曹丕、司马懿、刘裕、萧道成、萧衍、陈霸先、赵匡胤等人笑到了最后，成功了，“飞龙在天”；而钟会、王敦、桓温、桓玄、侯景、杨玄感等人功败垂成，陷入了覆灭的深渊，千百载都翻不过身来。
　　为了防止这种功臣逼宫、勋臣反噬局面的出现，扫除笼罩在自己头上的反叛阴霾，任何一位君主都会把诛戮功臣，巩固一姓江山，当作自己的首要任务。这可以说是历史上“兔死狗烹”式悲剧代代上演的主要契机，它使得多少人整日生活在猜忌、疑惧、恐怖的阴影之中，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这样的阴暗面，不加揭露、针砭甚至粉饰美化，那才是历史的叛徒，文明的败类！是真正的无可救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