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齐洲：中国趣味文学情感学术精神郭英德《探寻中国趣味》读后

　　收入商务印书馆“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的《探寻中国趣味中国古代文学之历史文化思考》，是郭英德先生三十多年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代表性论文结集。
　　这些论文当初发表时我大多拜读过，今天重读，仍然觉得亲切、清新，甚至比当初更觉震撼。
　　英德先生的论文，一般都有明确的问题意识，宏阔的知识视野，缜密的逻辑结构，扎实的文献功底，辅之以清晰流畅的表达，总能给人以强大的说服力和感染力。然而，从单篇论文中，读者往往看到的是其对某个具体问题的讨论，记住的是某些自己感兴趣的结论。
　　然而，当我们将《探寻中国趣味》的28篇论文整体阅读后，就会强烈感受到，这些论文其实有一个共同旨趣，即探寻中国古代文学的中国趣味。
　　英德先生三十多年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始终围绕这一旨趣，不断深耕细作，硕果累累，为中国当代学术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如他对中国古代文学学术史的思考及其领衔编写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便为新时期的中国文学史学研究导夫先路，而探寻中国趣味则是他在文学史学研究中自觉遵行并一以贯之的学术思想。
　　他认为：
　　一个民族的文化要立足于世界文化之林，就应该在‘众声喧哗’的世界文化中葆有自身独特的声音，在五彩缤纷的世界图景中突显自身迷人的姿态，在各具风姿的世界思想中彰扬自身特出的精神。
　　而作为这种独特的声音、迷人的姿态和特出的精神的外在标志和内在底蕴的，无疑是一个民族与众不同、不可替代的“文化趣味”。
　　有了这一思想，他的学术视野开阔，学术追求高远，对文学史现象的描述和解读常能高屋建瓴，认识也高人一等。
　　他在总结近百年中国文学史编撰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指出，中国文学史叙述的基本原则是历史事实的外在性和客观性与历史理解的内在性和主观性的统一，并体现出特定的文学修辞性和意识形态性；文学史叙述的主要对象必须坚持以文学为本位，其外在界定是以文学风貌和作家心态为主，而其内在界定则是以文学作品为主；在文学史叙述方法上，要贯彻人的主体性原则，强化历史逻辑的关联及其展开过程，以审美为中心进行多角度阐释。
　　这些认识，既包含他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的理解，也包含他对中国文学史编撰的理解，无疑是十分深刻的，也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英德先生不仅对中国文学史的叙述原则、对象和方法有深入思考，而且将这种思考贯彻到自己的研究中，针对特定文学现象进行具体研讨，不做一般的理论推演，而是“问题文献历史理论”四位一体，全方位地揭示这种文学现象的文学审美意义和独特文化趣味。
　　例如，他从明清时期蒙学教育入手，从文学知识与戏曲故事、文学思维与戏曲叙述、文学表达与戏曲语言三方面，细致考察文学教育与戏曲文学生成的因缘关系，以为明清文人经由特定的文学教育所形成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成为戏曲文学生成的催化剂，并在某种意义上造就了戏曲文学的鲜明特征和审美趣味。
　　他又从中国通俗小说传播的历史实际出发，认为同一作品的不同版本或不同版本系统的文本，其实体现着特定文学审美内涵和文化趣味，不能仅仅采用文人视角去评判，而忽视了民间视角的价值诉求，因此，当下通俗小说版本研究的主要任务不是去恢复某部作品的文本“原貌”，而是应该尽量恢复某一作品不同版本或不同版本系统的文本“原貌”，以便揭示其不同的文化审美趣味。
　　在讨论上述问题时，他都尽量提供最原始、最直接、最有说服力的证明材料，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如前者通过汤显祖、李渔等的生活经历和作品风格来立说，后者通过文献记载和现存《水浒传》版本的实际来立说，都很有说服力。
　　为了增加研究的深度，英德先生还注意深入作者的内心世界，去探讨形成作者创作思想和作品风格的内在肌理，如对清初作家蒲松龄文化心理的发掘，对顾炎武遗民心态的寻绎，对黄宗羲人生定位和文化选择的分析，都能够鞭辟入里，深中肯綮。
　　英德先生之所以将探寻中国趣味作为自己三十多年的学术追求，是因为他深深了解中国古代文学这一特定研究对象。
　　有人说，文学是苦闷的象征，作品是情感的凝结，读者通过作品认识作者，也塑造作者，作者通过作品感动读者，也影响读者，而联结“作者作品读者”的纽带是文学情感。
　　在英德先生看来，文学史应该是以作品为中心的文学的历史，“文学史研究的目的不在考证史实，而在揭示以文学文本结构的演变为载体的人类审美心理和精神状态的演变”，“而作为这一历史内涵的显现形态的无非是作品，我们只能通过解读作品而走进作家的心灵”，“文学史家拥有文学作品，亦即拥有人类审美精神的直接物化形式，而其他历史类型却大多不拥有这种特殊意义上的史料，一般历史学家拥有的史料只不过是对于历史事件的间接记录。因此，文学作品就比其他历史类型拥有更高程度的本真性、可行性与贴近本体性”。
　　可以看出，英德先生不仅承认文学作品的自足性，认为每一部作品就是一个有生命的存在，而且确信读者可以借由作品的导引走进作者的心灵，与作者进行情感交流和灵魂对话。
　　正是这种主体间的相互信任与尊重，使得他可以与研究对象平等对话和深度交流，从而产生情感的共鸣，获得其特有的文化趣味。
　　例如，他在《论汤显祖文学意识的悲剧冲突》一文中，以汤显祖的作品为导引，通过考察汤显祖的社会思想、个性意识、审美心理，发现汤显祖的审美意识呈现出一种无法克服的矛盾：
　　只有追求“至情”才能冲破现实秩序和传统意识的束缚，而“至情”却只存在于幻想世界而不容于现实；只有彻底否定现实才能张扬个性意识，而现实秩序又是个性意识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基。
　　“这种无法解脱的心理矛盾，几乎使汤显祖在讴歌浪漫情调的同时，就不由自主地流露出感伤的悲剧意识。也许可以说，浪漫情调和悲剧意识构成了《临川四梦》的双重旋律”。
　　这样分析，正体现着“同情之了解”基础上的“了解之同情”，不仅发掘并重建了古人的心灵世界，进而深入地审视古人的文化心态，而且帮助读者更为直接而形象地触摸历史的脉搏，更为透彻地认识和把握中国文化的趣味。
　　文学创作需要情感灌注，文学研究同样需要情感灌注，英德先生为我们提供了富有说服力的证明。
　　探寻中国趣味，重视文学情感，其中体现的其实是一种学术精神。而这种学术精神正是这本论文集给予读者的丰厚礼物。
　　英德先生在谈到北美地区中国古典戏曲研究时说：
　　在北美地区中国古典戏曲研究学者身上，凝聚并张扬着一种值得称道的精神，这就是尊重与珍视作为一种历史存在与现实存在的中国古典戏曲，力求揭示其自身蕴含的审美价值与文化价值。
　　北美地区学者把主体的这种“中国趣味”投注到中国古典戏曲研究之中，使他们的研究活动和学术成果洋溢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挚爱和热情。
　　他的这种认识，是20082009学年在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东亚系进行为期10个月的访学，通过近距离的接触和实地了解而得出的。他的这一认识是真切的，也是符合客观事实的。
　　以此来反观英德先生的戏曲研究、小说研究、诗文研究，何尝不可以说他的这种认识是夫子自道？的确，他与这些同道们的学术精神是相通的，而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中国学者，他的情感基础却又是更为广阔和深厚的。
　　三十多年来，他全身心地投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不知疲倦地进行相关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他不仅尊重与珍视作为一种历史存在与现实存在的中国古代文学，而且从心底热爱中国古代文学，以为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华文明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它蕴含着并表征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和艺术精神，因此，他的研究总是尽量从具体的文学事实出发，力求揭示其所蕴含的审美价值与文化价值，努力探寻其中的中国趣味。
　　这里体现的不仅仅是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挚爱和热情，而且是对当下中国文化建设与发展的体察和关切，因为探寻中国文化趣味是联通古今的，他是在为自己也是为我们民族探寻这种趣味。
　　从这个意义上说，英德先生的古代文学研究体现的正是现代精神：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一种贯通古今的精神，一种关注现实的精神，一种面向未来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