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步克：从北朝到隋唐：帝国复兴与历史出口

　　钱穆、陈寅恪肯定了北朝少数族的振作政治之功。苏秉琦先生也有类似论述：“‘五胡’不是野蛮人，是牧人，他们带来的有战乱，还有北方民族的充满活力的气质与气魄”，“北方草原民族文化是极富生气和极其活跃的。它为中华民族注入新的活力与生命”。田余庆先生指出：“从宏观来看东晋南朝和十六国北朝全部历史运动的总体，其主流毕竟在北而不在南。”中古时代，是经由北朝而走出中古、走向隋唐盛世的；对魏晋南北朝这个政治低谷，北朝构成了它的“历史出口”。
　　关于南北朝隋唐的历史大势，唐长孺先生有一个“南朝化”的论点，认为从经济和文化看，唐朝的若干变动，如大土地所有制及两税、折纳、和雇之法，文学、经学、书法、佛学，募兵制等等，都是“对东晋和南朝的衔接”；北朝带来的社会特殊性“必将随着这些特殊历史条件的消失而消失”；唐代的“南朝化”，就是北朝特性的消失过程。在持这一论点的学者眼中，北朝被看成一个偶然的历史曲折，其统一南朝只因为其武力强大，最终要回归于南朝所代表的历史进程。
　　“南朝化”和“北朝主流论”看起来各有侧重，其实不妨并存互补。前者是就唐以后的变化而言的，主要就经济与文化而言；后者是就南北朝而言的，主要就政治与制度而言。若从“汉化”来理解“南朝化”的话，那么通观中国史，少数族在入主华夏居地之后，都会发生适应性的“汉化”。北朝并无例外，其政治社会变迁的主调也是“汉化”，对这一点我们并无异辞。“南朝化”显示了中国文化的连续性，它不但跨王朝而传承，还把异族政权拉入了其前进的轨道。但从另一方面说，十六国北朝只是中国史上一个“偶然的曲折”吗？江左士族门阀政治，恐怕难以代表中国政治史的一般进程；隋唐帝国的集权官僚政治，也不能说是上承江左士族门阀政治的。唐长孺先生也说到，其对“南朝化”的论述，“职官、法律的变化全未述及”。而我们看到，北朝提供了众多官制、法制甚至礼制进步，并为隋唐所采；它们并没有随“北朝历史特性”的消失而消失，其后的变化也不具有“北朝历史特性消失”的意义。
　　隋唐制度的从南与从北是一个重要的考察线索，然而也不能死抠，使之变成了这个样子：从南的制度多、就证明了“南朝化”；从北的制度多，就证明了“北朝主流”。问题不是那么直线论证的。这里所云北朝制度，并不是部落的原初制度，而是学习汉晋南朝之后的制度。但也如学者所言：同样的制度，在北朝就比在南朝运行得更好；而且北朝并非简单学习，还能有所创造，隋唐若干制度上承北朝，显示了北朝的政治活力。北朝制度为何更有效能，其政治优势是如何形成的，才是我们关注之所在，它不仅仅表现在隋唐制度从南从北之上。从更大范围说，北方少数族的存在，是仅仅构成了国防问题，还是影响到了中国史的进程和方向？钱穆先生说历史上有四次大的民族融合，都带来了新的气象。而十六国北朝近三个世纪的历史，可供一环一环地探索这个过程。
　　北朝的相对优势和更大前景，或被归结为南朝重玄学、而北朝继承了汉代经学，或归结为北方的种族更新与民族融合。“活力”是个一般性表述。我们从结构、体制和形态上，进一步地发掘它，一环一环地考察五胡入主后其政治结构、官僚体制、社会形态和文化观念，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是如何孕育出帝国政治复兴的。说北朝的胜利在于“武力强大”，也并不错，但那不能只从军事角度理解，还要从政治角度去理解。“武力”不仅决定战争胜负，还能引发更广泛的政治文化变迁，例如，可能推动更集权、更法制化和更富功绩制精神的政治体制。“五胡”不只带来了不同的语言、风俗和血统，也造成了与江左不同的政治结构，即以异族皇权、军事贵族和国人武装为主干的体制。“五胡”酋众之间的“主奴”关系，同族之内的“同胞”观念，在其“汉化”进程中，也都以特别的方式，强化了政权的集权性和向心力。尤其是，那是一个征服体制，具有民族压迫的性质，由此也具有了更大的内部张力。
　　从北朝那个“历史出口”，既走出了一个因民族融合而生气勃勃的新生中华民族，同时也迎来一个更强大完善的专制集权体制，它由衰转强的起点，就是民族暴力的制度化。中国王朝经常陷入周期性衰败，专制松弛而权力流失，随后战乱在各处制造暴力；新政权是通过军事活动和军事组织而重建的，吸收了那些暴力，将之制度化，将之转化为新的、更强悍的专制集权。经验也告诉我们，大规模的流血镇压之后，统治就会变得严峻起来。所以凡由“征伐”而来的王朝，其初年总能看到“专制强化”。专制主义这头猛兽，是以暴力为食料的。除内源性的暴力之外，外源性的民族冲突、民族压迫和民族统治，同样也能供应暴力。异族间的压迫，总比同胞间的压迫来得容易、来得残酷。异族征服者在征敛赋税、在施行法制、在管制那些腆颜事仇的官僚之时，心更狠、手更重，专制集权由此强化了，政治行政机器也高效运转起来。
　　陈寅恪的“塞外野蛮精悍之血”说法，既云“精悍”，又云“野蛮”，确实反映了北方民族问题的两个方面。十六国的军事专制，是以被征服民族的屈辱甚至鲜血为代价的。虽说历史上数次民族大融合都带来了大繁荣；然而夏商周就不必说了，其余由异族征服而建立的王朝，无不矗立在异族人民的血泊之上。北朝也是如此，在这里人们既看到了民族融合的鲜花，也看到了民族冲突的鲜血；既看到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新生，又看到了专制集权的强化。甚至在审视历史上其余“盛世”之时，也总是如此，总能同时看到所不愿看到的东西。例如人们歌颂统一，但由征服而来的统一，同样以被征服者的血泪为代价。观察拓跋族在国家进化历程中的那些残酷行为时，业师田余庆先生曾有如是之言：“我们为拓跋的历史感到沉重，为乌桓的历史感到沉重，也为人类历史包括我们所亲历的历史感到沉重，而祈求理性的进步。”
　　我们祈求人类理性的进步，尽管并不确知未来；同时在反观历史之时，无所回避，尽量正视并忠实描述。基于暴力的军事行为，确实就是中国专制集权的强化途径之一，而在有些时候，暴力来自异族统治。在做价值判断时，你可以选择宽松的南朝更“好”或严峻的北朝更“好”；但自然的法则，只是适者生存。北方少数族的历次入主，从宏观上构成了中国专制集权不断强化的又一机制，这就提示人们，要从新的视角审视中国史与北方民族史。
　　无论如何，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和官僚政治就是中国政治的“常态”，这个“常态”是秦汉帝国所奠定的。中古时代帝国衰败低落，中国历史的其他一些可能性，得以显露出来，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政治波动和“变态”。但即使在这时候，制度的实际波动幅度，既没有政治波动那么大，也没有学者所夸张的那么大；这时候依然存在着一块政治文化模板，它的存在，使那些波动和变态具有了“乱世”的意味，一旦条件具备人们就将着手寻求“常态”。南北朝都不代表“常态”，但又都以不同的方式推动了“回归”。北方异族政权具有政治复兴的更大动量，在经历了政治低谷之后，帝国以北朝为“出口”而走向隋唐盛世，历史的轨迹回归于它“常态”的中轴线，并继续前行了。进一步说，中国历史的连续性是举世无双的，但“连续性”并不是说一成不变；它是一个动态进程，是在各种波动和变态中体现出来的，留下的是一条“螺旋形上升”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