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朴民：“贞观之治”的三大特征

　　在屈指可数的几个封建社会“治世”中，唐代的“贞观之治”最具有代表性的意义，几乎成为古代社会治国实践理想境界的代名词，一座令人“仰之弥高”的巍峨丰碑。它的成就，它的表现，它的影响，古往今来的史学家多有总结，本文兹不赘述，笔者感兴趣的问题是：“贞观之治”作为典型意义上的“治世”，它的基本特征究竟有哪些？它的历史魅力到底是什么？
　　我个人认为，“贞观之治”的显著特色可以用六个字来表述：“创新”、“和谐”、“有节”。它们突出体现了一代明主唐太宗李世民的杰出政治智慧与高明战略思维，构成了“贞观之治”的基本特征。
　　一、“创新”：“贞观之治”的活力之源
　　政治的活力渊源于锐意开拓，不断创新。“贞观之治”从本质上说是创新的过程，创新的成就。换言之，“创新”精神融入了“贞观之治”的整个过程，是“贞观”之所以能够超越其他历史时期，独领风骚的根本标志。
　　这包括制度的创新，文化的创新，思维的创新等多个层次、多个方面。如三省六部制度，并不首创于“贞观”时期，然而，唐太宗对它的改革与发展，却使得三省六部制的运作机制得到重大改善，效率得到明显提高。即在封建政体的条件下，最大限度地贯彻了分权的原则，发挥了中央决策、审议、执行机构之间互为弥补、互为制约的功能：由中书省发布命令，由门下省审核命令，由尚书省执行命令。这种中央决策行政运作体制上的“创新”，结果显然十分理想，它使得决策、审核、执行诸环节有机衔接，既极大地提高了行政效率，又把政治生活中可能出现的失误降低到较低的程度，毫无疑义，这种制度创新，正是“贞观”各项政策能够得以全面推广和普遍落实的重要保证。
　　又如，编纂《氏族志》，这虽不是“贞观之治”中特别亮丽眩目的节目，但其实此举本身同样蕴涵着深厚的“创新”魂魄，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决定“贞观之治”成败得失的一个重要环节。道理很简单，唐太宗组织编纂《氏族志》，中间尽管有趁机提高李姓皇族地位的私衷，但是，它在客观上却有力地抑制了士族地主势力，为科举制的健全发展扫清了道路，顺应了庶族地主势力迅速崛起的历史演进大势，从而确保了大批既有办事能力，又愿效忠朝廷的庶族地主政治家进入权力中枢，大大扩大了统治基础。这种呼应时势，强本固基的做法，当然属于政治文化建设上的重大创新。
　　再如，贞观时期进步民族政策的制定与推行，也植根于唐太宗在民族观念上的“创新”。在民族关系上，长期以来，中原正统的观念都是主张讲“夷夏之辨”，严“夷夏之防”。孟子就认为“夷狄”是“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只有被“膺”被“惩”，受攘逐打击的命运可待。《白虎通义》也强调：“夷狄者非中和气所生，非礼义所能化。”中原与“夷狄”之间，互相对立，不共戴天。这种思想意识深处的民族隔阂、民族撕裂情绪，对秦汉魏晋以来历时数百载的民族仇杀实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要化解这种“兄弟阋于墙”式的悲剧，就需要从根本上走出民族关系问题上“夷夏对立”的思维误区，在超越民族畛域的基础上，实现民族和解与融合。应该说“贞观之治”实现了这种民族观念上的“创新”与突破，这就是唐太宗所明确宣示的：“自古皆贵中华而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在这样的理念引导下，唐太宗遂禀执“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方针，极大地缓和了民族矛盾，消除了北方的边患，为中华民族的大融合注入了强有力的活力，而派遣文成公主和亲吐蕃，更为汉藏两族间的友好往来开辟了先河。很显然，没有民族观念上的“创新”，就不可能有唐太宗被北方各族尊奉为“天可汗”一幕的发生，更不会出现“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大场景。
　　二、“和谐”：“贞观之治”的理想境界
　　社会政治生活的理想态就是和谐。所谓“和谐”，其本质属性体现为三个方面：即包容性，互补性，平衡性。传统文化中的“和谐”理念与追求，是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是传统文化核心精神的高度凝炼，是一笔弥足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考察“贞观之治”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贞观一朝之所以达到封建社会“治世”的极致，就是因为它上下弥漫着“和谐”的气度，内外渗透着“和谐”的血液！
　　就包容性而言，唐太宗治国，能够做到海涵一切，虚怀若谷，宽容包纳。不以一人之智为智，而以众人之智为智。所谓“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处下，故能为百谷王”。由于能包容，唐太宗因而勇于求谏，善于纳谏，容忍和接受魏征等臣下的犯颜直谏，闻过则喜，虚心听取各种意见，择善而从，将决策建立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之上；由于能包容，唐太宗因而在人才任用上，做到不别亲疏，唯才是举，甚至包容魏征、王珪、薛万彻等原先身为敌对营垒的贤能之士，让其拥有广阔的政治舞台发挥文韬武略，贡献聪明才智。
　　总之，“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宽容包纳，使得贞观一朝的社会政治生活呈现出祥和安定的积极氛围，造就了政通人和、人才辈出、上下同心的“和谐”局面。而广大民众即使在生活中仍遇到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也依然对朝廷抱有期待，充满信心，所谓“百姓虽东西逐食，未尝怨嗟，莫不自安”。（《贞观政要》）
　　就互补性而言，“贞观之治”充分体现了文武并用，宽猛相济的治国安邦根本精神。和而不同，和而不流，是“和谐”的必有之义。“和谐”不是无原则的调和，更不等于泯灭差别的简单同一，因此，构筑社会的和谐，就必须以承认差异与控制差异为基本前提，就必须勇敢正视矛盾，有效解决矛盾。而要达到这一目标，则需要具备政治大智慧，在治国思维的选择和管理艺术的运用上，做到刚柔相济、恩威并施、双管齐下、相反相成。这一点，在贞观的治国实践中可谓有淋漓尽致、驾轻就熟的表现。换言之，以互补的方式实现“和谐”，乃是“贞观之治”的鲜明特色。
　　如在用人上，唐太宗深谙“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的道理，既能不拘一格，又不求全责备，而是根据属僚群臣的不同特点，作出准确的定位，加以合适的任用，用其所长而避其所短，从而使不同类型的人才皆得其所，心情舒畅地履行自己应尽的职责。脍炙人口的“房谋杜断”，正是这种人才任用上互补性成功的形象写照。
　　又如，在学术文化上，既推崇和确立儒学在思想文化领域的统治地位，“儒学之盛，古者未之有也。”彻底改变了“隋季以来，丧乱滋甚，周孔之教，阙而不修”的儒学式微局面；但同时又承认和鼓励佛教的传播和道教的发展，李唐皇室奉老子为先祖和资助玄奘翻译佛经就是这方面的明显例子。总之，是让儒、佛、道三家互为促进，互为弥补，从而强化对思想文化的统治。
　　再如，在对边疆少数民族的政策上，唐太宗一方面用怀柔羁縻的方式进行安抚，争取其归附拥戴，保证边疆地区的和平安宁；另一方面又补充以必要的军事威慑甚至打击手段，以战止战，先后击灭东突厥、吐谷浑、高昌，同样做到了文武之道，张弛互补。
　　就平衡性而言，“贞观之治”也有值得我们予以高度重视之处，即唐太宗君臣在维护封建统治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实现了相对的社会公平与公正，达成动态的“和谐”平衡，将社会冲突的危险控制在最低的程度。
　　提倡包容，承认差异，强调互补，最终是为了实现平衡。对社会稳定和“和谐”构成最大威胁的，是社会生活中不公平、不公正现象的大量存在，愈演愈烈，导致贫富悬殊，民不聊生，严重激化社会矛盾，酿成社会动乱，“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所以，作为高明的政治家，一定会通过利益调整的机制，来抑制或改变这种社会失序状况，实现相对合理的平衡。
　　“贞观之治”在这方面也为后世树立了一个典范，这首先是唐太宗践行“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从”的为君之道，带头提倡节俭，释放宫女，让利于民，“去奢省费，轻徭薄赋”，休养生息，奖励农耕，将儒家一贯倡导的“取于民有制”原则变成行动的纲领，使广大民众拥有了基本生存的条件，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类悲剧的上演。其次是对皇亲国戚多有约束，防止他们为非作歹，平添社会的对立。同时，根据“明主治吏不治民”的原则，慎重选择地方官吏，整肃贪黩腐败，确保朝廷的安民方针与措施能够落到实处。其三是健全完善科举取士制度，让有才能的寒素之士能够凭借自己的努力，改变身份，进入官吏队伍，这样便扩大了统治基础，使得社会关系处于不断整合之中，在此基础上，调整社会阶层的利益，化解社会动乱的戾气，达成相对的动态平衡。
　　孔子说：“不患贫而患不安，不患寡而患不均”，既然社会上不公平、不公正的现象相对较少，那么铤而走险、犯上作乱的情况也自然随之递减，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全国判处死刑的囚犯仅寥寥二十九人，这个数据本身，就有力说明了在贞观时期，社会相对动态平衡已基本达到，封建统治条件下的“和谐”理想大致成为了现实。
　　三、“有节”：“贞观之治”的成功环节
　　“有利，有理，有节”，是政治运作上的大智慧。政治的高明，在某种程度上就体现为对“度”的巧妙掌控，既不能做得太“过”，又要注意避免“不及”。因此，真正杰出的政治家，对战略目标的设定总是非常理智的，既不会在困难面前踌躇犹豫，自暴自弃；也不会在胜利面前头脑发热，忘乎所以，而是能做到注意掌握分寸，留有余地，适可而止，见好就收。
　　这种遇事“有节”，运作“有度”的特色，在“贞观”的政治实践中同样不乏具体表现。唐太宗作为一代明主，他在治国经武方面反映出的沉稳与节制，正是其政治智慧超人一等，政治运作炉火纯青的本色写照。
　　对武德旧臣的安排处置，就非常典型地体现了唐太宗遇事“有节”，运作“有度”的政治大智慧。玄武门之变后，唐太宗完全掌控了整个国家机器，生杀予夺，专一于己。然而，他在用人上，并没有让感情蒙蔽自己的理智，一逞自己的血性，来一个彻底的大换班，将武德旧臣一脚统统踢出朝廷。恰恰相反，他基于士族势力依然强大的现实，考虑到平稳政局的客观需要，对充当既得利益代表的主要武德旧臣，诸如裴寂、宇文士及，封德彝、萧瑀等人依旧予以任用，然而，又通过赋于自己亲信和新锐之士真正实权的方式，不显山不露水地架空这些武德旧臣，使之在政治生活中渐渐边缘化。这样，既保证了贞观一朝的正确政治路线得到切实的贯彻，又避免了因官吏队伍变动过于急剧而可能导致的政局动荡，在平稳中巧妙地完成了权力格局的调整。这种高明驾驭政治运作的艺术，称得上是“釜底抽薪”，它远远胜过了表面光鲜，实质笨拙的“扬汤止沸”。
　　其他象生擒颉利可汗后未加诛戮；在新占边陲之地设置羁縻府州而不推行郡县制；钟爱魏王李泰而最终放弃传位于其的念头，等等等等，也都反映了唐太宗大局意识的高度清醒，分寸度把握上的恰到好处！
　　纪宝成同志在其主编的《中国古代治国要论序言》中指出：“对于现代的国家和国民来说，知识的来源原本有三个方面：一是纵向借鉴，从历史中学；二是横向借鉴，从他国学；三是自己摸索，从实践中学。这三个支点，缺一不可。”“贞观之治”所体现的“创新”、“和谐”、“有节”等重大特色，既具备历史经验的昭示性质，更不无战略思维的方法论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无疑应该成为我们在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伟大征程中“纵向借鉴”、“从历史中学”的最佳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