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黎：寒食散再考

　　魏晋南北朝时，服食寒食散是一种社会风尚。鲁迅先生认为，它甚至影响了当时整个社会风尚：因服散者皮肤容易磨破，故当时的衣状趋于宽大；衣服不能常洗因而多虱，扪虱而谈竟传为美事；穿鞋也不方便，故不穿鞋袜而着木屐（见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第190191页）。学者余嘉锡作《寒食散考》，就服食寒食散的发起人、魏晋南北朝服散的人员及事迹、寒食散的药方、散发后的病状及将息节度之法、之所以发病的原因等做了详细的考证，这对后学者全面认识寒食散极有裨益。余先生认为寒食散是一种毒药，对魏晋以来，人们前赴后继“独以自戕其生为乐”（《余嘉锡论学杂著》，中华书局，1963，第182页）殊为不解。对此笔者持有不同之见。那么，寒食散究竟是何物，又为何得到魏晋时人的青睐有加呢？
　　据余先生考证，寒食散即是五石散。五石为：紫石英、白石英、石硫磺、赤石脂、钟乳石。此药以温酒服下后，因身体发热，必须寒食、寒饮、寒卧，故名寒食散。又需起行散步以助药势散发，谓之行散。此方最早出于汉代，因正始名士何晏而大行于世。何晏服此药后，“心加开朗，体力转强”，故“京师翕然，传以相授，历岁之困，皆不终朝而愈”（转引自《余嘉锡论学杂著》）。溯源明流，此药流行之初，是因为人们认为它有治愈痼疾之效。“毒药”二字无从谈起，更遑论“自戕其生”。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逐渐发现此药并非灵丹妙药，而是药性激烈，极难调理，极易导致百病丛生甚至丧失生命。那么，为什么时人仍不改初衷，服食不辍呢？
　　刘康德先生认为是出于生活所需和生理所需二因。即身处凶年的名士们借助药物来安魂养神、定惊镇心和治疗疾病（《魏晋名士服药释》，《复旦大学学报》1989年第6期）。尽人皆知，因病服药，服药治病，这当是寒食散作为药物的题中之意。不过，联系到寒食散大行其道的时代，我认为还应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东汉末年，自然灾异频繁。而灾异谴告之说是董仲舒天人感应学说的一个重要方面。皇帝虽然按照天人感应的神学理论实行过一些措施，却毫无成效。灾异依然不断。外戚宦官的专权使政治更加黑暗，党锢之祸对士大夫大肆迫害。这种种此起彼伏的天灾人祸，促使董仲舒精心营造的天人感应学说土崩瓦解，也促使新的权威思想开始重构。道家学说以“老子的无为，庄子的逍遥齐物，扬子的为我，列子的贵虚，陈仲子的遁世，最能迎合当代读书人的心理”（刘大杰《魏晋思想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在早期的两个重建模式，即“道本儒末”、“越名教而任自然”中，道家尤占重要地位（马良怀《崩溃与重建中的困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而道家注重个体生命的存在，提倡通过服食药物，来达到长生久视之目的，恰恰迎合了当时人的心理。药物众多，何者为佳？正当此时，寒食散由于名士何晏的服食而名声大噪，对人们构成了极大的诱惑，使人们纷纷加入服食者之列。尽管好多服食者产生了种种病患，但毕竟也有痊愈者（详见下文）。故人们心存侥幸，紧紧抓住黑暗之中这丝渺茫的微光，希冀途由此径，求得治愈病患，甚至长生不老。也就是说，寒食散的大行其道与道家学说的流行有很大关系。服食者的目的，是保全生命而非“自戕其生”。？
　　马良怀先生认为当时名士服食寒食散，是因为内心处于觉醒与传统的巨大冲突之中，藉肉体的痛苦来获得短暂的精神解脱，对此我持有不同之见。首先，天人感应神学的崩溃，导致了人与神、人与国家的疏离，但这只是魏晋之际的短暂现象。随着“内圣外王”、“三教互补”模式的相继建立，士人心境趋于平静，重新归依于社会。故此说难以解释服食之风何以绵延数世之久，直至唐末五代。其次，这种行为非修养极高者不能为。作为当时叛逆代表的“竹林七贤”，也只有嵇康一人“性好服食，常采御上药”（《三国志》卷21《王粲传》）。他在著名的《养生论》中写道：“服食养生，使形神相亲，表里俱济也。”显然，他服散的目的是为了潇洒度日，长生不死。竹林七贤尤其以嵇康、阮籍精神负载为重，尚且不以服散来求精神解脱，其他人能够作出这种行为的可能性就更加微乎其微了。
　　如何看待寒食散的药性呢？据唐朝名医孙思邈所言，五石散“大大猛毒”，号召“遇此方即须焚之”。但同时他又宣扬服石的好处：“人不服石，庶事不佳，石在身中，万事休泰，要不可服五石也。”（转引自《余嘉锡论学杂著》）身受荼毒，并亲眼目睹服散者种种惨状的皇甫谥也称：“药虽良，令人心力兼倍，然甚难将适。”（转引自《余嘉锡论学杂著》）他还是承认寒食散是一味良药的。孙思邈、皇甫谥这种自相矛盾的态度可以提示我们：寒食散确有毒性，但不可简单地将其视为一种毒药。寒食散正如鸦片（俞正燮将五石散比作鸦片）：在对症下药的前提下，把握好药量，不失为一剂良药。服寒食散而奏效的确有其人：
　　嵇含之子连日呕吐，身体极端虚弱，危在旦夕。嵇含“决意与寒食散，未至三旬，几于平复”（转引自《余嘉锡论学杂著》）。嵇含大喜之余，欣然作赋，盛称此药“建殊功于今世”。？王羲之父子兄弟、亲戚交游之间，多人服散，但效果不一。有“比服寒食酒，如似为佳”的（《法书要录》，上海书画出版社，1986），亦有“此药甚佳，想姊举体不能行履，服遂差”的（转引自《余嘉锡论学杂著》）。
　　南朝宋王微因体弱有病，生平好服上药。此处上药，余先生考证当为寒食散，甚是。王微在告弟亡灵书中，回忆自己“往年散发”，当为佐证。王微服散后，称“自此始信摄养有征”（《宋书》卷62《王微传》），并希望赖此以尽天年。其弟僧谦在他的医治下，却服药失度而亡。此处“药”是否为寒食散，因史料简略，难于定论。王微不久亦卒，但他是死于过度哀痛与自责，而不是寒食散。
　　王昙首称“昨服散差可，然不过佳”（转引自《余嘉锡论学杂著》），即略有效果。
　　南齐直阁将军房伯玉起初服散十许剂，有害无益。后经徐嗣伯诊断医治后，“病都差”。从此以后，“恒发热”，甚至在冬天“犹单褌衫，体更肥壮”（《南史》卷32《张邵传》）。
　　南梁处士张孝秀，服寒食散后，“盛冬能卧于石”（《梁书》卷51《处士传》）。
　　北周大将军襄乐公贺兰隆病重，家人恳求姚僧垣为其救治。僧垣即为处方，劝使急服。服即气通，更服一剂，“诸患悉愈”（《周书》卷47《艺术传》）。
　　寒食散在以上诸例中，都程度不一地发挥了治病救人、强身健体的效用。那么，为什么在大多数情形下，反而带来种种病患呢？首先，寒食散药性强烈，故对适用人群、用量要求极为严格。“唯久病着床，医所不能致，患厌病，精意能尽药意者，乃可服耳”，而且“一味之差，半铢之微，用之失当，皆足杀人”（《余嘉锡论学杂著》）。其次，对医生的要求很高。如皇甫谧所说，若医生“精方不及华佗，审治莫如仲景”（转引自《余嘉锡论学杂著》），则难以做到药尽其用。反之，若医生“明于治理，能得药适，可服之”（转引自《余嘉锡论学杂著》）。
　　考证了寒食散是否毒药后，还有必要澄清一个问题：即史实是否如史书所言，服者众多呢？余嘉锡先生遍检群书，上起三国，下迄周隋，仅得五十余条材料。据他分析服食者若是庸常之人，便不会在史籍中留下记载。因为寒食散药物至为贵重，非平庸之辈经济所能负担，故服者多为富贵之人。而我国史书浓墨重彩的恰是这些人物。人数如此之少，就有些于情理不通了。考诸史实，我认为服散者并非如史书所言那样人数至众，这其中存在着一定的虚夸现象。？
　　东汉末年，群雄割据。曹魏代汉，刘氏宗室遭殃；司马氏篡魏，曹姓皇室被诛；刘裕夺晋，司马宗亲覆灭。这种风云变幻的政治形势和统治集团内部倾轧，使得“名士少有全者”。在这种残酷险恶的生存环境里，如何才能保全自己的生命，营造属于自己的一方生存空间呢？阮籍选择了酒，以之作为自己的保护神，终日沉醉其中。然而酩酊之中，他还是被迫违背自己的意志，向司马炎上了劝进表。酒并没有使阮籍逃脱统治集团的控制。在这种情形下，很多人不约而同以寒食散作为避祸的借口。
　　西晋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斗争，导致了宗室诸王争夺最高统治权的八王之乱。河间王司马顒和成都王司马颖将讨齐王。檄书已至，齐王向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问计，王戎建议退让，另一谋士怒不可遏，认为此议可诛。情势危急之际，王戎假装药发堕入厕所，才得以免祸（《晋书》卷43《王戎传》）。然观览有关史书，再不见王戎服散的任何蛛丝马迹。
　　服寒食散需要常常用冷水洗浴，散发裸形。故有人以此为借口，来达到避世归隐的目的。如陈敏之乱，诈称诏书，以贺循为丹杨内史。贺循不欲牵涉其中，便借口服散需露发袒身，示不可用。此计终得奏效（《晋书》卷68《贺循传》）。观贺循为官，极为清贫，他不可能服食贵重的寒食散。再者，贺循曾多次称疾，避官不就。因而此处服散，极可能亦是一托辞。
　　服散之后，需起行以助药势散发，谓之行散。有人亦以此为借口。如殷仲堪欲劝从兄殷与自己同出为官。殷心中不愿，遂“因出行散，托疾不还”（《晋书》卷83《殷传》）。殷仲堪终落得失败下场，而得以优游卒岁。
　　服散后需大量饮热酒。这也是一极好的借口。如石勒严禁夜中起火。邓攸把车借给了邻居胡人，胡人却不慎失火烧车，反诬邓攸。攸知不可强争，“遂对以弟妇散发温酒为辞”（《晋书》卷90《良吏传》）。
　　南齐江勃为国子祭酒。当皇权变更之际，群臣皆被召入宫。他则“托药醉，吐车中而去”（《南齐书》卷43《江勃传》）。？
　　庐山名僧慧远，于桓玄、何无忌之征召，皆称疾不行，自称体弱服散。余嘉锡认为此位出世高僧尚且不能免俗而服散，足证寒食散之盛行。我以为这亦可能是托辞，或者慧远为了避开官场，而不得不服散（释慧皎《高僧传》卷6《晋庐山释慧远传》，中华书局，1992）。？
　　在以上诸例中，借口服散成了士人们避祸保身的一道救命符，实际上这些人未必真是寒食散的身体力行者。？
　　此外，还有两种假冒服散的现象。
　　因服散需常常饮酒吃饭，这就成了某些人居丧不礼的挡箭牌。葛洪即指斥某些“凡琐小人之有财力者，了不复居于丧位，常在别房，高床重褥，美食大饮”（葛洪《抱朴子外篇校笺》卷26《讥惑篇》，中华书局，1997）。
　　此外，寒食散药物至贵，服用者多为达官贵人。社会上便有一些好事之徒谎称服散，诈言富贵以满足虚荣心。如后魏时一人卧于市门前，称石发体热，观者如堵。幸好其同伴在内，纳闷他何时服石，今得石发。原来此人昨日所食米中有石。众人不禁哄笑（《太平广记》卷247引《启颜录》，中华书局，1961）。
　　总括上文，我认为寒食散属于一种极难驾驭之药，但以毒药目之似嫌不妥。魏晋以降服食者并非如史书所言之多。人们服食的主要目的则是为了治病或追求长生不老。
　　刊于《文史知识》2002年第11期“札记”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