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晓原：郑和下西洋

　　自永乐三年（1405）至宣德八年（1433），郑和先后七次奉命率领庞大的远洋舰队出海远航。舰队规模达到240多艘船舰，船员及官兵两万七千余人，毫无疑问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舰队。
　　郑和的远洋舰队访问了30多个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国家及地区，包括爪哇、苏门答腊、苏禄、彭亨、真腊、古里、暹罗、阿丹、天方、左法尔、忽鲁谟斯、木骨都束等国，最远曾达非洲东海岸、红海、麦加，甚至可能到过今天的澳大利亚。
　　持续二十多年的远洋航行，其间包括了友好访问、双边贸易，甚至也有小规模的战争。如此有声有色的活动，却在1433年戛然而止。郑和病逝，远航终结，神话般的庞大远洋舰队仿佛人间蒸发。。。。。。
　　中国虽然有着绵长的海岸线，但是数千年来，在绝大部分时间里，中国的行事风格更像一个内陆大国。其间中国只有两段短暂的海上风云岁月，一段就是郑和的七下西洋，另一段是明末清初另一个郑的家族郑芝龙、郑成功父子父亲从海盗起家到效忠明朝，儿子则最后割据台湾，也可算是峥嵘岁月。
　　考虑到这样的历史背景，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自然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特殊事件。
　　七下西洋概述
　　第一次下西洋。永乐四年（1406）六月，郑和舰队到达爪哇岛上的麻喏八歇国。当时该国正在内战，西王获胜，郑和舰队人员上岸，被误杀170人。西王震恐谢罪，愿献黄金六万两赎罪，郑和知为误杀，赦之，遂化干戈为玉帛。舰队随后到达三佛齐旧港，郑和出兵剿灭海盗陈祖义，生擒之。舰队随后至苏门答腊、满剌加、锡兰山、古里等国。赐古里国王诰命银印，立碑“去中国十万余里，民物咸若，皞熙同风，刻石于兹，永垂万世”。次年九月回国，献俘陈祖义等，问斩。
　　第二次下西洋。此次出访所到国家有占城、渤尼、暹罗、真腊、爪哇、满剌加、锡兰山、柯枝、古里等。永乐七年（1409）到达锡兰山，郑和舰队向有关佛寺布施了金、银、丝绢、香油等，并立《布施锡兰山佛寺碑》，记述所施之物。此碑现存科伦坡博物馆。
　　第三次下西洋。永乐七年（1409）九月，舰队经过占城、暹罗、真腊、爪哇、淡马锡、满剌加。郑和在满剌加建仓库，存放远航所需钱粮货物。此处成为郑和舰队远航的中转站。船队又从满剌加起航，经阿鲁、苏门答腊、南巫里、锡兰、加异勒、阿拔巴丹、甘巴里、小葛兰、柯枝，最后抵古里。此次远航发生了七下西洋中唯一一次战争。郑和访问锡兰山国时，国王亚烈苦奈儿“负固不恭，谋害舟师”未遂，郑和回程时再访其国，亚烈苦奈儿诱骗郑和到国中，发兵五万围攻郑和舰队，并伐木阻断郑和归路。不料郑和趁其国中空虚，率二千官兵取小道出其不意突袭亚烈苦奈儿王城，破之，生擒亚烈苦奈儿并家属。永乐九年（1411）六月，郑和回国，向永乐帝献俘亚烈苦奈儿，朝臣皆曰可杀，永乐帝悯其无知，释之，命礼部商议，选其国人中贤者为王，遂立邪把乃耶，诰封为锡兰山国王，并遣返亚烈苦奈儿。从此“海外诸番，益服天子威德”。八月，礼部、兵部议奏此役有功将士，各有升赏。
　　第四次下西洋。永乐十年（1412），正使太监郑和、副使王景弘等奉命统军二万七千余人，驾海舶四十，出使满剌加、爪哇、占城、苏门答腊、柯枝、古里、喃渤利、彭亨、吉兰丹、加异勒、忽鲁谟斯、比剌、溜山、孙剌等国。郑和到占城，奉帝命赐占城王冠带。舰队到苏门答腊，时伪王苏干剌窃国，郑和奉帝命率兵追剿，生擒苏干剌，送京伏诛。舰队至三宝垄，郑和在当地华人回教堂祈祷。郑和命哈芝黄达京掌管占婆华人回教徒。郑和舰队首次绕过阿拉伯半岛，航行至东非麻林迪（肯尼亚）。永乐十三年（1415）七月回国。同年麻林迪特使来中国进献“麒麟”（即长颈鹿）。
　　第五次下西洋。永乐十五年（1417）五月，郑和舰队出发，护送古里、爪哇、满剌加、占城、锡兰山、木骨都束、溜山、喃渤利、卜剌哇、苏门答腊、麻林、剌撒、忽鲁谟斯、柯枝、南巫里、沙里湾泥、彭亨各国使者，及旧港宣慰使归国。随行有僧人慧信，将领朱真、唐敬等。在柯枝，郑和奉命诏赐国王印诰，封国中大山为镇国山，并立碑铭。舰队到达锡兰山时郑和派分队驶经溜山西行到达非洲东海岸木骨都束、不剌哇、麻林。舰队到古里后，一支分队驶向阿拉伯半岛祖法儿、阿丹和剌撒，一支分队直达忽鲁谟斯。忽鲁谟斯进贡狮子、金钱豹、西马，阿丹国进贡麒麟，祖法儿进贡长角马，木骨都束进贡花福鹿、狮子，不剌哇进贡千里骆驼、鸵鸡，爪哇、古里进贡麾里羔兽。永乐十七年（1419）七月回国。
　　第六次下西洋。永乐十九年（1421）正月，成祖命令郑和送十六国使臣回国。途经国家及地区有占城、暹罗、忽鲁谟斯、阿丹、祖法儿、剌撤、不剌哇、木骨都束、竹步、麻林、古里、柯枝、加异勒、锡兰山、溜山、南巫里、苏门答腊、阿鲁、满剌加、甘巴里、幔八萨。次年舰队回国，随舰队来访者有暹罗、苏门答腊和阿丹等国使节。史载此次远航“于镇东洋中，官舟遭大风，掀翻欲溺，舟中喧泣”。永乐二十二年（1424），成祖去世，仁宗朱高炽即位，以国库空虚，下令停止下西洋行动。
　　第七次下西洋。在远航停顿了6年之后，宣德五年（1430）宣德帝（明宣宗朱瞻基）以外番多不来朝贡，命郑和再次远航，“往西洋忽鲁谟斯等国公干”，随行有太监王景弘、李兴、朱良、杨真，右少保洪保等人。第七次下西洋已经有一点强弩之末的光景，但据明代史料记载，仍有官校、旗军、火长、舵工、班碇手、通事、办事、书弄手、医士、铁锚搭材等匠、水手、民梢等共27000余人。舰队返航至古里附近时，郑和因劳累过度一病不起，于宣德八年（1433）四月初，在印度西海岸古里逝世。舰队由太监王景弘率领返航，同年七月回国。
　　关于郑和舰队的编制、装备及技术
　　郑和下西洋的舰队，被一些西方学者称为“特混舰队”，李约瑟甚至认为，“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以致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可以说都无法与明代海军匹敌”。舰队人数达27000余人，相当于明朝军队的5个卫（每个卫50005500人），而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等著名远洋航行的人数，至多仅200余人。虽然队伍精干可能表明效率较高，但是仅仅能够解决27000余人经年远航的给养，也已经足以显示国力的强盛。
　　郑和舰队中最大的船舰到底有多大，是学术界一个长期争论的话题。据《明史郑和传》记载，郑和航海宝船共62艘，最大的长四十四丈四尺，宽十八丈，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船，折合现今长度为151。18米，宽61。6米。船有四层，九桅十二帆，锚重数千斤。《明史兵志》上也说宝船高大如楼，“能容百人，底尖上阔”。
　　据记载，郑和下西洋的舰队中有五类船舶。其一即上述“宝船”。其二为“马船”，长三十七丈，宽十五丈。其三为“粮船”，长二十八丈，宽十二丈。其四为“坐船”，长二十四丈，宽九丈四尺。其五为“战船”，长十八丈，宽六丈八尺。但是对于郑和“宝船”是否真的如记载中那么大，有两派相反的意见。“肯定派”认为《明史》所载基本正确，因为对南京郑和造船厂的考古发掘，发现了一根约15米长的舵，和《明史》所述宝船大小相符。而《伊本白图泰游记》中也记录了中国巨大的12帆可载千人的海船，可为旁证。
　　“质疑派”则认为，木材强度有限，不可能造成长达四十四丈的大船。根据他们推论，郑和的“宝船”实际上长约十五到二十丈，宽六到八丈左右。载重量约为五千吨。
　　事实上，迄今为止，从未有人复制出能够实际航行的四十四丈“宝船”。
　　不过，即使采纳“质疑派”的数据，郑和宝船仍不失为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巨舶。
　　关于郑和舰队所使用的航海技术，据《郑和航海图》记载，郑和使用指南针，结合过洋牵星术（初级形态的天文导航），这在当时已经是最先进的航海导航技术。舰队白天用指南针导航，夜间则用观看星斗和水罗盘保持航向。
　　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及意义
　　关于成祖命郑和七下西洋的目的，比较耸人听闻的，是说以“寻访仙人张邋遢”为名，实际上是去寻找可能亡命海外的建文帝（因成祖是通过武装叛乱从侄儿建文帝手中夺取帝位的）。此说虽富有想象力，但明显不符合常情。因为如果真的要执行这样的使命，应该秘密派出精干的特工人员，而不是动用几万人惊天动地进行远航。
　　比较稳健持平的推测，当然是从政治方面着眼。中国舰队纵横万里，显示了中国的实力，宣示了朝廷的威德，在一段时期内形成了各国争向明朝“朝贡”的盛况。
　　至于七下西洋对中外贸易的推进作用，不必估计过高。因为七下西洋所促进的中外贸易，是一种畸形的“朝贡贸易”对明朝来说大致上是一种赔钱的买卖。各国“进贡”方物是象征性的，主要是用以表示对宗主国明朝的臣服，而明朝对各国的“厚赐”，则是以经济利益的方式对他们政治上臣服的嘉奖。这种对明朝来说没有“经济效益”的“朝贡贸易”，是以明朝的财富来支撑的。有人视之为现代“金钱外交”的先声。所以当朝廷无力或不愿再提供这种经济支撑时，七下西洋的盛举也就终止了。
　　郑和发现了美洲和澳洲吗？
　　2002年，前英国皇家海军潜水艇指挥官加文孟席斯（GavinMenzies）出版了畅销书《1421年：中国发现世界》（1421：TheYearChinaDiscoveredtheWorld），其中提出了许多惊人的论点。作者断言：郑和是世界环球航行第一人，郑和的舰队在永乐十九年（1421）发现美洲大陆，早于哥伦布70年；郑和舰队还先于库克船长350年发现了澳洲；而中国人到达麦哲伦海峡，甚至比麦哲伦出生还早60年。中国人最早绘制了世界海图，而且比欧洲早三个世纪已经解决了经度计算问题。
　　加文孟席斯为这些论断研究了14年，足迹遍及120个国家，访问了900多处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写成本书。
　　西方的学术界对孟席斯的惊人论断基本无法接受，但是大众媒体却对此十分欢迎，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这本书和其中的论断。《1421年：中国发现世界》已有中译本，2005年由京华出版社出版。
　　孟席斯的上述论断虽然相当离经叛道，但他的态度还是认真的，并非信口开河的无稽之谈。在这样的问题上，以宽容的心态听听他的叙述和论证，也未尝没有启发和趣味。
　　（选自中华书局出版《中国古代技术文化》。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