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磊：对袁崇焕的全盘否定是历史虚无主义的体现形式

　　曾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袁崇焕，字元素，广东东莞人，他是一位著名的明末抗清英雄，历来受到国人的崇敬。近年来，一些人在网上对袁崇焕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影响了部分网络舆论，如笔名“杜车别”的孙海宁（以下称杜车别）在《明冤》中指责袁崇焕杀毛文龙是错误的，以“灰熊猫”为笔名的作家谢栩文（以下称灰熊猫）在小说《窃明》中，认为袁崇焕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汉奸”，他们的观点影响了一部分网友，一些对明史了解不深的网友开始否定袁崇焕的历史地位，导致目前中国网络上对袁崇焕的评价功过参半。
　　笔者认为，对袁崇焕的功过可以进行评价，存在一定不同观点也是正常的。但是那种全盘否定袁崇焕抗清战争中的功劳，认为袁崇焕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汉奸”，是清朝统治者伪造的民族英雄的观点，毫无疑问是历史虚无主义的一种体现形式，这种历史虚无主义的观点对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发扬中华传统美德，实现中国梦，有着一定副作用，应该予以批判。
　　一、袁崇焕抗清功过兼谈其杀毛文龙
　　要想反驳有关袁崇焕的历史虚无主义观点，必须全面衡量袁崇焕在抗清战争中的功过，尤其是他斩杀的毛文龙的举动，必须将他的抗清活动放在明末那个具体的社会环境中进行考察，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1619年，努尔哈赤率领后金军对明朝发动了规模浩大的战争，“辽事”成为明朝政府所面临的头等大事。明朝政府连续派出大军对后金进行讨伐，但是一败于清河、抚顺、开原、铁岭，二败于萨尔浒，三败于辽阳、沈阳，四败于广宁、义州，导致关外大片土地沦陷，广大人民沦于后金的铁蹄之下，饱受后金政权的民族压迫。
　　生活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十分尖锐的明末，袁崇焕忠心为国，不计个人名利，毅然投笔从戎，身赴关外抗清战场，担负起挽救大明王朝之危亡，抗击后金对汉族人民的民族压迫的重任。他于天启二年单骑出关考察关外形势，发出了“予我兵马钱粮，我一人足守此”的豪言壮语，受到当权大臣的赏识，先后在关内外担任永平兵备道、山石兵备道、宁前兵备道、辽东巡抚等职，后受到魏忠贤的排挤而去职，在崇祯年间担任蓟辽督师，最后被崇祯皇帝下令杀害。
　　从袁崇焕的一生来看，他的抗清功绩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修筑关宁锦防御体系。袁崇焕从天启二年任职关宁以来，参与了蓟辽督师孙承宗对辽东防务的整顿，是关宁锦防线的创立者之一，尤其是全面负责整修宁远城，将宁远城从一座沦为废墟的城池变为一座屹立关外的重镇，成为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两代都无法攻陷的坚固堡垒。
　　在抗清战争中连续取得重大胜利。袁崇焕在天启年间指挥辽东军队连续取得宁远之战、宁锦之战的胜利，在崇祯二年的“己巳之变”中，他率领关宁铁骑，奋不顾身，保家卫国，连续取得广渠门、左安门两场大战以及若干小规模战斗的胜利，遏制了后金军队进攻的锋芒，保护了北京城的安全。
　　3、力主训练、培育关宁军。袁崇焕力主“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擢用辽人武将，他和孙承宗通过大量努力，建成关宁军，关宁军在明末抗清战争和镇压农民起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发挥了重要作用。
　　袁崇焕最受人争议的举动是斩杀毛文龙。毛文龙，字振南，浙江杭州府钱塘县人，他在天启二年受当时的辽东巡抚王化贞所命深入敌后展开活动，从后金手中收复了镇江城（今辽宁丹东），但很快遭到后金的打击而退入皮岛。此后一直到崇祯二年（1629年），毛文龙一直盘踞在皮岛，一方面进行了一些抗清活动，曾经发动了亮马佃之战、牛毛岭之战、萨尔浒骚扰战等一系列规模较小的战役，给后金造成了一定困扰，并且带回一些辽东人，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后金的统治（关于毛文龙的功过，请参见王荣湟：《明末辽东军将毛文龙功过研究》，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他用十分翔实丰富的史料，既肯定了毛文龙抗清的一定贡献，又揭露了他骄傲自大、妄图割据一方、为抗命令的军阀面目，认为袁崇焕斩帅一事有一定合理性）。
　　但是另一方面，毛文龙个人性格乖张自大，同其他同僚搞不好关系，尤其是和袁崇焕的个人关系逐渐恶化，他曾经力图搜捕袁崇焕的亲信武将徐敷奏，拒绝袁崇焕的更改朝鲜贡道的主张，并且在后金、朝鲜和明朝之间包庇商人，违反海禁政策，贩卖商品图利。他还曾和后金在明朝政府不知情的条件下通和谋款，其谋款信件，直至清朝灭亡后，才在民国期间被学者们发现。这些信件后来被整理在《满文老档》一书中。在一封信中他说：
　　毛文龙再拜致书，至於前遣官赍书议和一事，我曾有言，自今日始议，我皆一一承认，凡事我皆承当等语。我与尔彼此能罢兵休战，共享太平，则我心中不胜喜悦。曾想送还阔科，即与汗及诸贝勒议定大事。
　　在另外一封信中他说：
　　毛文龙拜金国汗纛下致书。不佞常铭之於心，宣之於口，存之於中，一进不忘无谕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若从两面来攻，则大事即可定矣。我不分尔所得，我亦不归尔管辖。特致书以闻之。
　　原来，毛文龙要跟后金方面共图“大事”。而这种大事是“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他妄图勾结后金进攻明朝，图谋割据海外，已经从一名抗清将领蜕变为一名妄图割据一方的军阀。杜车别在《明冤》一书中认为明军在山海关防守严密，山海关根本无法攻破，毛文龙此举不过是一种欺敌行为，殊不知“攻山海”乃后金方面一直用来采用的作为正面进攻明朝关宁锦防线的代称（参见阎步克先生之《进取山海之议考析》，《社会科学辑刊》1983年第6期），可见杜车别的辩驳是较为牵强的。
　　杜车别、灰熊猫等人攻击袁崇焕的罪名，是崇祯皇帝当年给袁崇焕加上去的“以谋款而斩帅”。而事实上，盘踞东江的毛文龙虽然做了一些抗清的举动，但是他不服从命令，蔑视袁崇焕的领导，身为武将，在封建社会里，其行为已经构成该杀之罪。在明末清初，不少史料中认为袁崇焕存在“以谋款而斩帅”的动机，他同后金之间有成约，因此斩杀了毛文龙试图同后金达成和平协议，而现代不少人也沿用了这些史料中的说法。但是，这些史料全都撰写于崇焕死后，且并非第一手材料，并不能成为“以谋款而斩帅”的真实证据。
　　现存的史料中，皇太极与袁崇焕之间的书信往来一一具在，在《满文老档》等史料中，皇太极给袁崇焕的里很明确地指出袁崇焕的意图是“此非令我还辽东地方乎？辽东地方，我凭力量攻取之，非尔恩赐者”，并且还特意用元朝的例子，说“今若蒙古向索其失地，尔肯给还乎？”可见后金和袁崇焕之间的条件差距很大，一方是要收回辽东领土，一方是要占据已有胜利果实，双方不可能达成任何共识，既然双方不能达成共识，所以袁崇焕为了“谋款”而斩杀毛文龙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后金必须答应明朝还辽东的条件双方才能达成妥协，而不是斩杀毛文龙之后双方就能达成妥协。从袁崇焕的职位来看，他仅仅是蓟辽督师，并非明朝最高当局，没有达成协议的权力，因此也并不存在“以谋款而斩帅”的可能。
　　综上所述，袁崇焕的确是一位较为优秀的抗清将领，他对毛文龙的处置虽然属于“妄杀”，在一定程度上逾越了自己的权限，但是在本质是人治社会的明朝，军队中上级临机决断斩杀下属的事情并不少见，且崇祯皇帝在事后也认为毛文龙“欺诳朝廷”、“刚愎自用、节制不受”，认可了袁崇焕的举动。更重要的是，在袁崇焕被处死后，崇祯也未给毛文龙平反。因此，仅凭斩帅一事就认为袁崇焕该死的观点，论据严重不足，不能成为定论。
　　二、袁崇焕之死因初探
　　1、“反间计”是导致袁崇焕下狱的直接原因，但不是袁崇焕被处死的根本原因
　　一般认为，袁崇焕被杀的根本原因是皇太极的“反间计”的存在。杜车别、灰熊猫和部分网友坚持认为，皇太极的“反间计”根本不存在，是乾隆时期修《明史》伪造的，“反间计”编造的不合情理，甚至有人认为清朝伪造“反间计”杀袁是为了贬低明朝，磨灭汉人的抗清思想。
　　事实上，乾隆以前的不少史料都可以证明反间计是存在的。不仅《满文老档》、《清实录》、《清史稿》中都记载了反间计的存在，且明朝人方面的史料也记载了反间计的存在，如黄宗羲《南雷文约》卷一《大学士机山钱公神道碑铭》说：
　　己巳之冬，大安口失守，兵锋直指阙下，崇焕提援师至。先是，崇焕守宁远，大兵屡攻不得志，太祖患之，范相国文程时为京章。谓太祖曰：“昔汉王用陈平之计，间楚君臣，使项羽卒疑范增而去楚，今独不可踵其故智乎？”太祖善之，使人掠得小阉数人，置之帐后，佯欲杀之。范相乃曰：“袁督师既许献城，则此辈皆吾臣子，不必杀也。”阴纵之去，阉人得是语密闻于上，上颔之，而举朝不知也。崇焕战东便门，颇得利，然兵已疲甚，约束诸将不妄战，且请入城少憩，上大疑焉，复召对，缒城以入，下之诏狱。
　　这里的太祖乃是太宗之误。同时在黄宗羲《南雷文约》卷一《大学士机山钱公神道碑》也写道：
　　烈皇在位。两大冤案。郑鄤之狱，督师之叛。马角不生，白虹不贯。水落石出，疑信参半。
　　明遗民谈迁在《北游录》里记载道：
　　奴朝太宗实录盖意实在和，其词亦逊又载计杀袁崇焕事颇详。
　　更重要的是朝鲜方面也有这样的记载，《朝鲜李朝实录》中的记载如下：
　　崇祯三年二月。丁丑。春信使朴兰英，在渖中驰启曰：“臣正月初，到沈阳。仲男来言，今日要土、虎口两将掳刘海弟，在不远之地，令臣往见之。臣答云：“使臣传命而已，奚敢越一步地？”仲男请遣臣军官李馨长等二人，臣乃许之。越一日，馨长等还言，与仲男迎见要、虎两胡于六十里外，胡将所获男女万余。仍问汗入关之事则言：“汗从蒙古地方，入红山口，
　　大王子入马来口，或袭长城门，或穿长城而入。自前冬十月晦，所向克捷，连陷遵化、永平、蓟州等三十余城。与北京兵战于皇城外五里地败之。过北京西北七十里许，秣马于梁县，使蒙兵守楼哥桥，进围北京二十余日。至今年正月，汗尽领军马，退驻永平府。天朝大将多死，袁经略亦系狱云。”越数日，忽哈、龙骨大、仲男等谓臣曰：“使臣来何迟也？此必以我国与南朝方战，故欲观望胜败而然矣。”臣答以闻汗之出兵，恐无传命处，仍致稽滞之意，则骨大辟左右，附耳语曰：“袁公果与我同心，而事泄被逮耳”。此必行间之言也。
　　事实上，后金方面的反间计并非仅靠派出两个太监，而是从进攻明朝内地的一刻起，就散播各种谣言，明末清初大量史料都可证明，这种散播谣言的广度很大，严重动摇了明朝的民心士气，导致他们将责任推卸给关宁军和袁崇焕，并误认为袁崇焕同后金方面有密谋（关于后金散播谣言的状况可参见拙作：《己巳之变中的谣言与袁崇焕之死》，佳木斯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
　　不过，反间计的存在并非袁崇焕之死的根本原因，崇焕死于崇祯三年八月，而他被逮捕在崇祯二年十二月，期间经历了八个月左右的时间。明朝政府虽然腐朽，崇祯皇帝虽然昏庸，但并非仅凭来路不明的反间计就杀害了袁崇焕。崇焕之死的根本原因另有所在。
　　2、袁崇焕死于明朝内部的党争
　　真正导致袁崇焕之死的原因是明政府的党争。袁崇焕下狱后，温体仁、周延儒等奸臣同史范、高捷、王永光等人相互勾结，他们仇视当朝的东林党人钱龙锡以及其他较为正直的大臣，希望借袁崇焕一案来实现政变阴谋。清人叶廷琯在《欧陂渔话》之中披露了温体仁给他的弟弟的三封家书，里面披露了温体仁在幕后操纵，试图借袁崇焕案掀起大狱的状况，在信中，温体仁在家书中指责当朝的钱龙锡为“庸宰相任人穿鼻，仓皇失措”，他们让“老弱营军，皓立风霜之中，日夜冻死百余人而已”，他主观认定袁崇焕引敌长驱，欲要皇帝签订城下之盟，承认了“崇焕之擒，此亦报国之一念也”，但是在信中，温体仁自认自己发动党争的动机在于钱龙锡等人“阻吾晋用之路”，可见其真实动机并非公忠体国，而是为了私人利益。
　　在温体仁的指使下，首先上疏对袁崇焕落井下石的是江西道御史高捷，他上疏崇祯帝，指责当朝的东林党人大学士钱龙锡为斩帅谋款的主谋。在他看来，不仅毛文龙是钱龙锡挑唆袁崇焕所杀，连祖大寿提兵东走，都是钱龙锡“诡计阴谋发综指示者”，钱龙锡听闻阉党分子对自己进行攻击，自行申辨道：“崇焕初在城外，阁中传奉圣谕、往来书札，多从城头上下，崇焕既拿之后，孰敢私通？祖大寿两重严城，谁能飞越，施挑激之妙手？”虽然如此，钱龙锡依然因为阉党余孽的陷害而辞职，而锦衣卫也以斩帅、主款两事问袁崇焕，得到的答复是：“斩帅一事，则龙锡与王洽频以书问之崇焕，而崇焕专断杀之者也。主款一事，则崇焕频以书简商之洽与龙锡，而洽与龙锡未尝许之也。”他为了不牵连他人，将责任揽在自己身上，体现了袁崇焕作为谦谦君子的高风亮节。不久，山东道御史史范也上书弹劾钱龙锡，声称：“袁崇焕斩帅，致兵倡为款，议以信五年成功之说，卖国欺君，秦桧莫过。当龙锡出都，细软数万，皆崇焕马价寄之”。对此无中生有之说，崇祯皇帝经过查核后予以否定，钱龙锡最终在黄道周、钱士升等正直的大臣的营救下免于一死，最终被流放，而袁崇焕则惨遭杀害。
　　袁崇焕死后，不少正直人士都揭露了奸党陷害忠良的黑暗内幕。如余大成就是其中一例。余大成，字集生，号石衲，江宁人，万历三十五年进士，袁崇焕下狱后，他力图相救但未成功。在他撰写的《剖肝录》之中，他指出当时陷害袁崇焕之人有温体仁、满桂、梁廷栋等人，指出温体仁和梁廷栋“借杀毛文龙、市米二事，为焕资敌私通反迹。复援辽将谢尚政，饵以节釜钺，令揭证焕。栋再疏持之，体仁前后五疏，力请杀焕，凡诸为焕者，皆罪斥。削御史罗万爵官，以其为焕申辨，不证叛逆也”，由此可见袁崇焕案的黑幕。
　　当时的兵科给事中钱家修在《白冤疏》中揭露了明朝奸党势力陷害袁崇焕的状况：
　　江西道御史曹永祚捉获奸细刘文瑞等七人，面语口称焕附书与伊通敌，原报奇、姚宗文即宣于朝，谓焕构通为祸，志在不小。次日，皇上命诸大臣会鞠明白。臣待罪本科，得随班末，不谓就日辰刻，文瑞七人走矣。嗟嗟，锦衣何地，奸细何人，竟袖手而七人竟走耶？抑七人俱有翼而能上飞耶？总欲杀一崇焕，故不惜互为陷阱。
　　同时期的明朝大臣孙承泽在《畿辅人物志》中也记载了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木工自称袁崇焕所派遣之奸细的故事：
　　一日，巡捕营获一木工，谓为督师崇焕奸细。奉旨打问。君问原缉员役，曰：“袁督师现在辽东，即有异志，渠（他）之提塘、承差俱在京，何必用一木匠为奸细？”众坚以为真。及讯，犯人随口直认云：“袁督师修盖衙门，戴方巾，穿白绫袍。知我常在京中，遂差打听京中有多少人马。欲起手反叛。”君再四诱问，始痛哭曰：“捕营苦刑，叫如此说，不然驳回，当时夹死。我是山西人，在京作木匠，何曾到辽东？”君据实上报。上令锦衣卫刘侨再审，乃以为真，立付重辟。君失出降二级，回卫。君笑曰：“吾不以人命博一官也。”
　　由上可见。袁崇焕一案的黑幕之沉重。袁崇焕的死同朝廷内部的政治斗争密切相关，温体仁、王永光、史范、高捷等奸党力图使袁崇焕一案牵连到钱龙锡为首的东林党人，将他们罗织罪名予以打倒，而袁崇焕之功过仅仅是他们残害忠良、排斥异己的借口。在这场声势浩大的党争中，先后受到冲击的有钱龙锡、成基命、毛羽健、曹于汴、韩爌、刘策、耿如杞、罗万爵、余大成等一大批官员，他们或被流放，或被迫辞职，而温体仁、周延儒、梁廷栋等邪派官员掌握了政权，他们之间又展开无休止的党争，明朝政坛一片乌烟瘴气，当权者更加无力处理内忧外患的局面。由此可见，袁崇焕的死恰恰证明了腐朽的明王朝不能承担起抗击清军、挽救人民的历史任务，更谈不上将中国带上现代化道路，其灭亡是历史的必然。
　　三、袁崇焕并非清朝所伪造的民族英雄
　　一般认为，清朝的乾隆皇帝最终给袁崇焕平反。然而，笔者认为，乾隆给袁崇焕的待遇并不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并不能算作“平反”。因此，袁崇焕并非清朝所伪造的民族英雄。
　　所谓“平反”，是指某些人物在经历了一个不名誉阶段之后恢复名誉。如果认为清朝才给袁崇焕平反，必须满足以下几个条件，第一，在清朝乾隆皇帝下令平反之前，没有任何人对袁崇焕提出肯定的意见，所有人都认为他卖国。第二，在乾隆皇帝之后，没有人对袁崇焕提出否定意见，清朝对袁崇焕的官方意见已经成为定论。然而，实际上这种状况并没有出现。
　　清朝建立后给明朝修《明史》，在评价袁崇焕的问题上，清政府竭力吸收各方面的意见，写成了《明史袁崇焕传》。同一些人的观点不同的是，《明史袁崇焕传》颇多微辞，虽然在整体上对袁崇焕并没有采取彻底否定的态度，但是其“初，崇焕妄杀文龙”的记载，体现了在杀毛文龙这一问题上的鲜明的倾向性。乾隆皇帝对袁崇焕的评价，恰恰沿袭了《明史》的观点。
　　乾隆四十七年（公元1782年），乾隆给军机大臣下了一道命令：“谕军机大臣等：昨披阅明史，袁崇焕督师蓟辽，虽与我朝为难，但尚能忠于所事。彼时主昏政暗，不能罄其忱悃，以致身罹重辟，深可悯恻。袁崇焕系广东东莞人，现在有无子孙？曾否出仕？著传谕尚安、详悉查明，遇便覆奏”。根据“昨披阅明史”这五个字，可知乾隆是在阅读《明史袁崇焕传》之后，下令寻找袁崇焕的子孙后代予以嘉奖的，并非他刻意为之。可见，如果要说翻案，那么在乾隆给袁崇焕“翻案”之前，清修《明史》中的《袁崇焕传》已给袁崇焕“翻案”。而事实上《明史袁崇焕传》对袁崇焕的评价并不算完美，尤其是在谈到袁崇焕杀毛文龙的问题上，《明史袁崇焕传》认为“崇焕妄杀文龙”，从这六个字可以看出清修明史对袁崇焕杀毛文龙一事采取的是否定的态度。
　　事实上，乾隆皇帝在位期间，曾经大规模为明末抗清忠臣翻案，乾隆曾经下令编纂《胜朝殉节诸臣录》，大肆褒奖明末抗清殉难的忠臣烈士，并且给他们赐给谥号，但值得注意的是，袁崇焕并没有被收入其中。在封建社会，对已死大臣进行重新评价，需要“复原官”、“赐谥号”、“建庙祭祀”、“荫补子孙”等一系列过程，而乾隆皇帝并没有必要为明朝大臣袁崇焕做到这些，因此，在清朝大部分时间内，被明朝处死的袁崇焕并没有获得崇高地位，这体现在不少人对他杀毛文龙一举是不赞成的。对袁崇焕杀毛文龙执否定态度的人有生于清乾隆四十一年的宗室昭楝，他在《啸亭杂录》里说：
　　袁崇焕之杀毛文龙，其事甚冤。世儒以崇焕后死可悯，故尔掩饰其过，至谓毛文龙果有谋叛诸状，非深知当日之事者也。文龙守皮岛多年，虽有冒饷、抗据诸状，然其兵马强盛，将士多出其门，本朝佟、张二将尽为彼害，使留之以拒大兵，不无少补。崇焕乃不计其大事，冒昧诛之，自失其助。遂使孔定南诸将阴怀二心，反为本朝所用，此明代亡国之大机。岂可因其后日之死，乃遂掩其过也。
　　在近代，著名文人，后来堕落为大汉奸的罗振玉甚至主动刊出清人吴骞为毛文龙喊冤的《东江遗事》一书，并亲自做跋，可见其完全赞同给毛文龙伸冤的主张。从这里可以看出，乾隆皇帝并没有为袁崇焕的历史地位统一口径，清朝后期不少打着“反清复明”旗号的农民起义队伍也并没有因为袁崇焕被明朝所杀而放弃反抗清朝统治。因此，乾隆并没有为袁崇焕“翻案”，认为袁崇焕为清朝皇帝所伪造，其目的是污蔑明朝，消磨汉人的反抗意识的观点更是毫无根据的“心证”。显然是极为荒谬的（关于袁崇焕是否为清朝所翻案，可参见笔者《袁崇焕非清朝所翻案兼论清朝对袁崇焕的历史评价》，北华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
　　四、结论
　　由上可见，袁崇焕作为一位抗清英雄，存在着不少缺点，他的杀毛文龙一举，在程序上存在一定问题。但在人治社会中，即使在程序上存在一定问题，但斩杀抗命之部下乃封建社会的常见现象，且崇祯皇帝在他杀毛文龙之后予以承认。袁崇焕的死因，表面上是由于己巳之变中后金军队的入侵及其散播的反间计与谣言，本质上是受到了明政府内部的奸人陷害，且同朝廷内部东林党人和反东林党人的党争密不可分。袁崇焕的死恰恰证明了腐朽的明王朝朝政之混乱不堪，官僚士大夫的腐败和人格堕落，其灭亡实是历史的必然，不必惋惜。
　　袁崇焕在清朝期间的地位并不崇高，其功过一直都存在争议，因此也不能断定其为清朝皇帝所伪造的民族英雄。清朝虽然曾经对袁崇焕有所肯定，但不论民间社会还是官方文人，都对袁崇焕斩杀毛文龙一事进行了不同的评价，并没有形成定论，因此，那种认为袁崇焕是清政府伪造的“民族英雄”的观点显然是一种毫无根据的“心证”，只能体现发言者的浮躁以及学术上的不足，是站不住脚的。
　　笔者认为，袁崇焕虽然有一些缺点，犯过一些错误，其诛毛文龙之举也可供后世进行讨论，但从整体上来看，袁崇焕依然是一位杰出的抗清英雄，不能因为他犯过一些错误而否定他的抗清功绩。那种心怀恶意、哗众取宠、断章取义地污蔑他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汉奸”，是一种对历史极为不负责任的错误观点，其消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