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文初：大清在中亚的争雄战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远闻新声”
　　摘录：在康熙看来，噶尔丹最大的威胁，是对蒙古各部族的“煽惑”，也即蒙古内部的统一趋势将动摇大清根本，因大清的崛起取决于满蒙结盟，其对中原帝国的有效统治也赖于这一联盟。他还说，“本朝不设边防，赖有蒙古部落为之屏藩耳”，也就是说，控制蒙古，乃是其对整个中亚局势有效控制的前提，蒙古是大清的西北长城。
　　对十七世纪大清帝国对外战略的认知，如果放在全球史视角看，大清与俄罗斯的双边关系无疑是重要的。如果将视角转向内亚，当时的国际关系格局则远为复杂历史研究的责任就在重建这种复杂关系过分简化的历史解读无异于智力犯罪。
　　多边关系中的内亚三角
　　事实上，十七世纪大清在北部疆域所面临的局势，绝非与俄罗斯的双边关系，而是一种“双重三角”的多边关系这里所说到的“双重三角”，包括“内”“外”两重框架其外三角，为俄罗斯大清蒙古；其内三角则是以蒙古为轴心，为准噶尔喀尔喀漠南蒙古内部关系。内三角局势的变化，不仅直接影响着大清与俄罗斯之间的外交折冲、制约着大清的帝国家战略，甚至影响着十七世纪后半期至十八世纪前半期大清帝国的统治，以及整个中亚的局势。但这种认识要直到最近学术界的内亚视角出现后才清晰呈现出来。
　　这里所谓的内亚，指的是夹在大清与俄罗斯帝国之间的蒙古诸部落。自蒙元帝国崩溃后，蒙古诸部处在一种各自为政、割据称雄的无政府状态。依其地理分布，大约分为漠南、漠北与漠西三部分。漠西蒙古称卫拉特，以准噶尔为中心，西方一般称之为厄鲁特、卡尔梅克；漠北蒙古即喀尔喀部落，分左右两翼，他们散布在鄂毕河和叶尼塞河一带；外贝加尔地区的则是漠南蒙古，他们的势力范围一直向东延伸至辽河流域。
　　漠西蒙古分为四部，包括准噶尔、土尔扈特、杜尔伯特与和硕特部。其中土尔扈特部最初定居准噶尔，十七世纪中叶迁移至伏尔加河下游，十七世纪末游牧到伏尔加河河口及乌拉尔河流域。和硕特部此后也南迁青海，留下的称小和硕特部，在十七世纪3070年代，这四部便由准噶尔、杜尔伯特、小和硕特以及辉特组成。1672年后，噶尔丹成为卫拉特诸部首领，统一了准噶尔地区、天山南北，且向中亚地区扩张，建立了准噶尔汗国。在其领导之下，准噶尔汗国迅速壮大，成为中亚细亚强国。其极盛时期的势力所及，东起杭爱山西侧，西至卫拉特本部、中亚一部分，直至欧洲东南部的伏尔加河、顿河流域。北抵额尔齐斯河中下游的托波尔河，南至青海，与印度接壤。
　　噶尔丹是一个具有远大抱负和军事才华的政治家，他的战略目标是统一蒙古诸部落，恢复成吉思汗时代的荣光。
　　漠北蒙古一般称喀尔喀人，从地缘政治看，他们既处在蒙古诸部落的中间地段，也横亘在大清与俄罗斯两大帝国之间，其在中亚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他们对此也有着清醒的认知。作为成吉思汗的后人，他们同样继承了蒙古部落的征战精神，他们是一群野心勃勃的战士，有着统一蒙古诸部并独霸中亚的雄心。
　　漠南蒙古1636年，在盛京大会上，漠南蒙古诸部落奉大清为可汗，为最早归顺大清的蒙古部落。
　　蒙古部落的统一之路
　　蒙古诸部落自元后一直处在分散分裂状态，但部落统一之路却始终没有终止。内亚国际局势的变数以及整个亚洲国际关系的变化，都受这一因素的影响。
　　入主中原后，满清对漠南蒙古的控制一步步强化，其势力自然也在向漠北蒙古渗透。独立的蒙古诸部为此深感威胁，所谓“唇亡齿寒”。诸部落贵族感觉必须结束内争、巩固秩序、建立统一政权，这就是1640年的卫拉特和喀尔喀诸部落的大会盟。
　　这次大会盟制订了《蒙古卫拉特法典》。法典的主题包括调整各部落关系，巩固统治，推崇黄教，最核心的还是在共同对付外敌所谓的外敌，自然是指兼并了漠南蒙古并直接威胁到漠北蒙古的大清法典把共同对付征服者作为全体社会成员的职责。
　　喀尔喀内乱
　　但结盟是暂时的，内部的纷争土地、人畜和汗位的争夺在一个资源缺乏的游牧区域，几乎是永恒的主题或许也是历史命运吧。
　　1661年喀尔喀汗诺尔布逝世，其长子与次子为汗位继承发生争战，辉特部的罗布藏仁钦支持长子墨尔根登上汗位，遭西喀尔喀大多数王公贵族的反对，为表示抗议，其中一些领主带领部众迁移至右翼土谢图汗领地，因土谢图汗同样反对墨尔根继承汗位。
　　出于土谢图汗的压力，墨尔根被迫下台，而罗布藏则出走卫拉特寻求保护。成衮继任新的汗位，但那些出走到土谢图汗的领主们并不响应新汗召回的命令，左右翼之间关系恶化。
　　成衮向清廷和噶尔丹请援，希望化解纠纷，处在喀尔喀蒙古东西两端的大清与准噶尔也就趁机介入喀尔喀事务大清一直在用各种怀柔手段、丰厚的礼品等方法将其影响向蒙古地区渗透，而准噶尔汗国也正好有干涉喀尔喀事务之意，其一贯政策本来就是联合蒙古各部落反对共同的外敌，他认为自己是当然的领袖，但其统一野心并未得到多数蒙古王公的认同。双方的介入是喀尔喀局势变为越发复杂起来。
　　伯勒齐尔会盟
　　为解决喀尔喀内讧问题，1686年，在库伦的伯勒齐尔地方举行蒙古各部落的大会盟，会议由清廷出面敦请西藏宗教领袖主持，清廷派遣理藩院尚书阿喇尼为代表，噶尔丹也派出使者参与会盟。会议选出60名寨桑（部落首领）对喀尔喀左右翼的冲突进行公断，并签署协议。500多件诉讼案一一得到裁决，左翼领袖土谢图汗、哲布尊丹巴亦认可其公正。参与会盟的喀尔喀各汗王、亲王、北京和拉萨的代表均以向佛祖宣誓的方式起身表态，土谢图汗和扎萨克图汗且相互行拥抱礼，表示同意“永行和好”，恢复喀尔喀地区的和平与秩序。清廷代表阿喇尼在呈文中报告，这次会议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然而，在执行时，土谢图汗却背叛誓言，拒绝交出右翼人马，噶尔丹也对蒙古王公与拉萨宗教领袖平起平坐的无礼提出谴责。
　　会盟体制并未解决蒙古各部落间的内讧。
　　喀尔喀与噶尔丹之战
　　更为致命的是，土谢图汗部众还袭击了准噶尔派往清廷的商贸使团，公开挑衅噶尔丹，导致冲突升级。
　　1687年（康熙二十六年），左翼土谢图汗突袭右翼扎萨克汗部，将其俘虏并淹死；1688年正月，土谢图汗之子击杀了噶尔丹胞弟（扎萨克图汗成衮死后，噶尔丹支持其子沙喇继位，遭土谢图汗反对。噶尔丹派幼弟率兵300人扶持沙喇，土谢图汗为此派军队将其击败），双方乃以兵刃相见。
　　1688年，噶尔丹率兵三万，开始远征喀尔喀部，蒙古部落之间的一场大战于此拉开帷幕。
　　喀尔喀各部落联合一致在敖鲁龟地方向噶尔丹挑战，在一场连续三天的恶战后，噶尔丹获胜，喀尔喀纷纷奔逃，一些部落进入内蒙，一些进入外贝加尔湖地区（归附俄国）。土谢图汗和呼图克图则得到康熙允许，到内蒙避难。噶尔丹推进到克鲁伦河，要求将两人交出作为议和的条件，尽管康熙十分清楚错在土谢图汗等人，但他正想借机控制喀尔喀各部，拒绝了噶尔丹的要求。于是，蒙古内部的纠纷就演化为大清与噶尔丹的直接交锋。
　　康熙的军事远征
　　噶尔丹的崛起及其对喀尔喀的征战，直接威胁到大清在蒙古的利益，也对康熙的权威构成挑战。如何应对这个强大的对手，就成为日后康熙国策的根本，自1690年始至1697年，康熙动员40万军队与噶尔丹的一战再战，且三次亲征，这在康熙个人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此后的1715年、1720年直到1722年康熙逝世，他还在一再发动远征准噶尔的战争）。而其后继者雍正、乾隆，也一再以战争方式对待准噶尔汗国，直至1757（乾隆二十二年）才最后将其征服。
　　纵观这长达七十多年、历经康雍乾三朝的清准战争（准噶尔也历经噶尔丹、策妄阿喇布坦和策凌三朝），可以看出在大清帝国前期历史中准噶尔的分量，或许可以说，清准中亚争霸是大清帝国前期生死存亡的关键，而其对俄外交，都只是外线，一定程度上，对俄外交的战略谋划，以对准战略这一重心为转移的（详见下一篇）。
　　清准之战先是以准噶尔强势东征喀尔喀为主线，期间经过乌尔会河之战（康熙二十九年六月、1690年，双方共投入兵力4万余人，以清军失败告终）、乌兰布通之战（1690年7月6日至8月5日，据最新研究，此战基本上打成平手，参见黑龙《准噶尔蒙古与清朝关系史研究》），以及昭莫多之战（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康熙动员15万人并亲率中路主力远征4000多里）。在昭莫多战役中，噶尔丹失败，仅率数十骑突围，大清获得决定性胜利。
　　这次战后，噶尔丹已无力挑战清廷，而大清也由防御转向进攻。尽管准噶尔本部已经为政变的策妄阿喇布坦（噶尔丹侄子）控制，噶尔丹已不能回去、再也无力重整旗鼓，但康熙认为其人“不可留于人世，一刻尚存，即为生民之不利”，“务必剿除”。故在第一次亲征后回京不到三个月，就决定再次亲征。1696年10月，康熙亲率大军前往呼和浩特。三十六年（1697年），第三次亲征，同年，噶尔丹逝世，大清争霸中亚的对手算是暂时被制服。
　　康熙的这种劳师远征，备受汉族大臣们的非议，满蒙王公其实也少有认同。这其中有着战争胜负难定的考量、兵者凶器的道德考量，但最主要的还是战略思路不同。
　　那么，康熙的战略思路究竟是怎样的？
　　在三次亲征准噶尔胜利之后，康熙曾在与汉族大臣李光地的谈话中，总结过自己的战略思路：
　　汝辈汉人，说予向征噶尔丹时，不必如此穷黩，身蹈不测之下；太平当休养生息。此都是不知事务语。本朝以四十八家为藩篱。噶尔丹自恃强胜，煽动四十八家，若四十八家为所煽诱并吞，我兵出则彼去，我兵归则彼来。噶尔丹边衅一动，兵疲于奔命，民穷于转饷，欲休养生息，得乎？所以予不惮亲征，去此大害，今而后庶可言‘休养生息’四字（转自姚念慈《康熙盛世与帝王心术》）。
　　在康熙看来，噶尔丹最大的威胁，是对蒙古各部族的“煽惑”，也即蒙古内部的统一趋势将导致大清根本的动摇，因大清的崛起取决于满蒙结盟，其对中原帝国的有效统治也赖于这一联盟。他还说，“本朝不设边防，赖有蒙古部落为之屏藩耳”，也就是说，控制蒙古，乃是其对整个中亚局势有效控制的前提，蒙古是大清的西北长城。
　　内亚霸主地位的确立
　　在这样的征战过程中，康熙自身的身份也在悄然发生变化由自诩的天下共主、各部族的仲裁者转变为一方势力的保护者，再进一步转变为整个蒙古地区的征服者在征服准噶尔部的战争之中，大清完成了由部落盟主向中央帝国的转型，内亚霸主的地位最后确立。
　　中原帝国很少能清楚地认识到这一地位的战略意义，他们更愿意构成长城这样的攻防体系，对外实施隔离，对内自我封闭。但这种隔离政策可以说从来就没有成功过，付出的代价却相当昂贵仅以明代长城为例，这项延续百年、耗资巨大的国防工程自建成之后就没有发挥过作用（据黄仁宇估算，一英里长城的成本费用达44500两白银），而沿长城一线的九边重镇却仍需布置50万以上的军力几乎耗尽了大明的国力（养活这些军士，和平年份的常费在800万两以上。若军情紧急则须另拨，如1500年至1502年间，因蒙古内侵，紧急拨付款项就达415万两白银）。大明之败也许能做这里找到根源。
　　从中原帝国的历史看，其战略致命处也是在长城以外的游牧民族区域，即蒙古地带。历次中原政权的颠覆多少都与来自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南侵有关。康熙的军事征服及其在中亚霸权的确立，或许是解决中原帝国北部边患、实现内亚一体化的某种命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