谌旭彬：吕思勉“贬岳崇秦

　　在今天，如果有一本中学历史教科书，这样描述岳飞和秦桧：
　　“岳飞只郾城打了一个胜战，郾城以外的（抗金）战绩，都是莫须有的，最可笑的，宗弼渡江的时候，岳飞始终躲在江苏，眼看着高宗受金人的追逐”、“我说秦桧一定要跑回来，正是他爱国之处；始终坚持和议，是他有识力，肯负责任之处；能看得出挞赖这个人，可用手段对付，是他眼力过人之处；能解除韩、岳的兵柄，是他手段过人之处。后世的人，却把他唾骂到如此，中国的学术界，真堪浩叹了。”
　　会引发怎样的舆论争议呢？
　　在1923年，商务印书馆真的出版了这样一本中学历史教科书。书名叫做《白话中国史》，作者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吕思勉。前引这两段对岳飞、秦桧的描述，正是来自该书。
　　吕书中，就岳飞和秦桧的问题，有5点结论：
　　1、南宋初年，军事实力没有办法跟金国抗衡。大将如岳飞、韩世忠等人，其部队都是群盗纠合，“既未训练，又无纪律，全靠不住”，平定盗寇尚可，遇到金兵，则非败即遁。偶有小胜，也无补大局。
　　2、大将们把持军区内的财政大权和人事大权，乃是架空中央的军阀。金宋如果交战，中央只能继续容忍大将割据；金宋如果议和，中央必然会谋求收回兵权。
　　3、各种史料对照分析，岳飞战功长期被夸大，最著名的“郾城大捷”也严重注水。
　　4、秦桧不是金人奸细，主持议和也不是卖国贼，“和议在当时，本是件不能避免的事。然而主持的秦桧，却因此而大负恶名，真冤枉极了。”
　　5、岳飞被杀，其他大将的兵权被收归中央后，“宋朝才可以勉强立国了”。
　　吕思勉这本书，是作为中学历史选修教材出版的，在当时评价很高。书中关于岳飞和秦桧的描述，引发的争议也很大。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舆论开始指责吕，说他贬低岳飞、为秦桧喊冤，是在替主张对日和谈的“民族败类”辩解。批评的声音出来后，商务印书馆考虑到商业方面的因素，邀请吕思勉对内容做了一些删改，在1933年出了修订本。
　　到1935年，该书终于酿成了一个大事件。3月5日，南京市市长石瑛签发训令说：岳飞忠，秦桧奸，是“千秋定论”，不容置疑；该书居然诋毁岳飞，推崇秦桧，可谓居心叵测。故严禁在南京销售，严禁学生阅读。训令引起南京《朝报》的不满，刊文为吕思勉喊冤。《朝报》的竞争对手《救国日报》的总编辑龚德柏，看准商机，用最大号的字体，在自家报纸上大骂吕思勉是汉奸，攻击《朝报》替汉奸讲话。整个三月份，两份报纸天天对骂，将此事一举炒成了全国热点，民间舆论也被炒得怒气腾腾。
　　4月份，国民党党部介入，吕思勉只得遵照训令，对书进行了删改。龚德柏尝到了被民意热烈拥戴的甜头，一意要将事情闹大。5月份，一纸诉状将吕思勉和商务印书馆告上了法庭，指控他们犯了“外患罪”贬低岳飞，是削弱国人的抗日意志，是向日本侵略者献媚；为秦桧喊冤，是替“主和派”汉奸们开脱。
　　舆论虽然汹汹，法院的判决却出人意料地冷静。法院认为：吕这本书，写于东北沦陷之前，不可能有向侵略者献媚、为汉奸开脱的用意，只是“个人研究历史之评论与见解”，不构成犯罪。
　　其实，岳飞究竟是不是军阀，秦桧究竟冤不冤，只是这场冲突的表象。冲突的实质，是历史教科书的编写，究竟该以什么为第一原则。当局认为，应该以传播爱国主义为先；吕思勉却主张将“求真”放在第一位，他甚至公开讲，当“激发学生爱国精神”和“讲述历史真相”这两者发生冲突时，他将明确选择后者。
　　1935年，吕最终没有能够承受住压力，还是违心修改了自己的著作。其实，当时的学术界，关于岳飞和秦桧，与吕意见相近者很多。如清华历史系教授、宋史专家张荫麟，即“对岳飞评价不高，同意吕思勉在《白话本国史》中说岳飞是‘军阀’的观点”，考试时还曾出题“论岳飞”，引导学生参考各种不同史料来评价岳飞其人。1925年，胡适也在《现代评论》上公开刊文，分析了岳飞等大将割据一方，朝廷无力供养，地方财源被断等状况，认为“宋高宗与秦桧主张和议，确有不得已的苦衷。秦桧有大功而世人唾骂他至于今日，真是冤枉。”只不过，吕是唯一一个在教科书中，按自己“求真”所得结论为秦桧喊冤的学者。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一本1923年出版的畅销教科书，卖了12年才酿成全国性事件，“愤怒的民意”滞后这么久，乃是因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当局和“民意”所需要的“岳飞”，并不一样。
　　在19001910年前后，舆论界流行“民族主义救中国”，故媒体竭力塑造岳飞的“民族英雄”形象。1920年前后，民众深受军阀割据之苦，吕思勉还原岳飞的“军阀”形象，恰好迎合了“民意”所需。
　　1931年后，日寇侵略步步紧逼，岳飞“抗击外敌”的形象复苏，蒋介石不止一次在党内提倡学习岳飞的“精忠报国”精神，薛岳这样的抗日将领，甚至会在戏台上将自己直接扮成岳飞。1949年后，在台湾，岳飞作为“还我河山”的历史标签，长期备受蒋氏父子推崇；在大陆，则因阶级立场，被指镇压农民起义，“民族英雄”的光环也被摘下。故而，1952年，“三反运动”中的吕思勉，在“思想改造汇报”中，仍敢于为自己当年的贬岳尊秦之举辩护。
　　1957年，吕思勉去世，10年后，岳墓被平毁。图为“文革”结束后重修的杭州西湖岳飞墓
　　注释
　　吕思勉，《白话中国史》，第三册，P7681。李永圻、张耕华编撰：《吕思勉先生年谱长编》，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P458465。石瑛，禁止吕思勉著白话本国史于未删正以前在本市销售案，1935年3月5日。《南京市政府公报》1935年第151期，P5072。胡喜云、胡喜瑞，《谁言良辰轻唤回民国出版史诉讼案中的吕思勉》，《书屋》2015年第6期。赵捷民，《西南联大的师生们》，《文史精华》总第18期。胡适，《南宋初年的军费》，1925年1月3日，《现代评论》第1卷第4期。孙江、黄东兰，《岳飞叙述、公共记忆与国族认同》，收录于《岳飞研究》第5辑，中华书局，2004。吕在汇报中说道：“其实欲言民族主义，欲言反抗侵略，不当重在崇拜战将，即予表扬战将，亦当详考史实，求其真相，不当禁遏考证也。”见：吕思勉，《自述三反及思想改造学习总结》，《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