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朴民：“背运”的李广

　　在中国历史上，西汉时期的名将李广无疑是一位充满浓厚悲剧色彩的人物。他一生与匈奴七十余战，为二千石吏四十余年，却至死未得封侯，给后人留下了李广难封的浩叹。司马迁《史记》中一篇《李将军列传》，对李广的遭遇寄予了无限的感慨和同情，令后人一掬萧条异代不同时之热泪。尤其是那段总结文字：“《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喻大也。”更是情文并茂，声泪俱下，使李广的人格魅力永垂青史，感天动地！
　　然而，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司马迁个人情绪化的宣泄，掺杂着太多的私人喜怒爱憎因素，并没有真正地反映历史的真实，也歪曲了造成李广悲剧的深层次原因，更误导了后人的认识和评价，像王维《老将行》卫青不败由天幸，李广无功缘数奇之类意气用事、不着边际的诗句，初唐诗人王勃在《滕王阁序》“时运不济，命途多舛；冯唐易老，李广难封”的感慨，就都是这方面的典型。
　　平心而论，李广的悲剧命运是注定了的。这既有时代的背景，更有其个人的因素。
　　李广所处的时代，正是西汉国防战略方针发生重大转折的关键时期。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登基后，变无为而治为有为进取，秉行《公羊春秋》大复仇的指导原则，一改汉高祖以来在匈奴和战问题上的消极防御国策，对匈奴的侵扰，采取积极反击的措施，于是集中全国上下的财力、物力与人力，提升国防力量，特别是根据汉匈战争的需要，强化主力兵种的建设，大规模发展骑兵，运用骑兵集团纵深突袭的战法，对匈奴贵族势力实施歼灭性打击。
　　我们知道，骑兵在秦汉时期称为骑士，是当时军队主力兵种之一。它的发展又以汉武帝反击匈奴为界，划分为两个阶段，汉武帝之前，骑兵与车、步兵的地位相近，甚至还要稍低一些。但是从汉武帝时代起，骑兵得到了极迅速的发展，使中国古代骑兵完成了向战略军种的转变，成为军队中的第一主力兵种。
　　古代兵家认为骑兵作战的特点是“急疾捷先”，“驰骤便捷，利于邀击奔趋”。从此以后，汉军便能够以机动对付敌之机动，可以远程奔袭，能够实施迂回、包围、分割、围歼，赢得战场上的主动地位。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汉武帝坚决发动了前后五次大规模反击匈奴的战役，取得了汉匈战略决战的决定性胜利。由此可见，骑兵的发展及其在作战中的突出地位，是秦汉时期兵种建设上最大的特色，它标志着中国军事学术史上骑兵时代的到来。
　　在这一重大战略转变的形势面前，李广、程不识等作为在对匈奴消极防御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将领，显然江郎才尽，无力承担统率汉军大规模反击匈奴的重任，只好眼睁睁地看着以卫青、霍去病为代表的新生代将领脱颖而出，后来居上，建功立业，尽占风头。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孟浩然《与诸子登岘山》），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历史的规律就是这样无情：汉朝廷战略方针的演变遂成为李广难封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然，李广抑郁不得志更在于他个人军事才能局限所致。作为一名久历战阵的将领，李广长于战斗指挥，骁勇善射，在战术上灵活机智，有勇有谋，敢于打硬仗，打恶仗，射术之精堪称一绝，威震匈奴各部，被匈奴畏誉为飞将军。唐代诗人卢纶曾如此颂扬李广的神箭无敌：“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和张仆射塞下曲》）栩栩如生地刻画了李广高明的箭艺与气概。（箭镞入石见于《史记李将军列传》，广出猎，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石没镞，视之石也。因复更射之，终不能复入石矣。）
　　然而这种近敌格斗上的剽悍骁勇，终究掩盖不了李广拙于战役和战略指挥的根本缺陷。李广曾先后担任骁骑将军、前将军等重要军职，五次率精兵参加反击匈奴的作战，应该说杀敌立功、晋爵封侯的机遇多多，可是他不是无功而返，就是大败亏输、损师折将，根本没有表现出飞将军的风采，给人以一种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感觉。常言道，一之为甚，其可再乎！（《左传僖公五年》）连续五次机会李广都不曾把握住。这就不是单纯地用“偶然性”所能解释的了。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这中间有来自汉武帝以及卫青等人的掣肘因素在产生作用，但是，在简单的表象背后，我们认为还有本质的问题症结存在，即，这也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了一个残酷的事实：李广只是一名斗将，而非真正大将之才，他明显疏于战略战役指挥上的大智大勇，尤其不善于指挥大规模骑兵集团远程奔袭、机动作战，而这一点正是身为汉武帝时代高级将领者的致命弱点，也是他一生不得封侯的最主要原因。对这样的遭遇，李广自己的愧愤自杀，是缺乏自知之明的表现；司马迁等人的鸣冤叫屈，则是失却理性态度的曲词。其情虽可悯，其理实难喻。
　　李广的战功固乏善可陈，而他治军的做法也多有弊端。的确，在他身上，爱兵如子、身先士卒的优点殊为突出，宽缓不苛使得军中自是服其勇，以至他自尽后，一军皆哭，连普通百姓也皆为尽哀。（《史记李将军列传》）可是，他在治军上放任自流，不讲求以法治军、严格管理也是不争的事实。
　　具体表现为，行军时无部伍行阵，止舍时人人自便，连必要的警卫都不设置，不击刁斗以自卫，在幕府中则无文书籍事。（《史记李将军列传》）这种把严格要求和关心士卒对立起来的做法是根本不可取的，它无法做到“令行禁止”、“旅进旅退”，也不可能真正形成强大的军队战斗力。孙子说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孙子兵法行军篇》），又说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譬若骄子，不可用也（《孙子兵法地形篇》）。李广违背了这一治军的基本原则，无怪乎会劳而无功，际遇坎坷了。
　　讲到这里，我们不禁要对所谓优秀将领的标准问题做出更合理的界定。一位将领是否优秀，不是看他爱护士卒方面做得如何，关键取决于他能否在战场上克敌制胜。能打胜仗，便是名将；不能打胜仗，那么他再是爱兵如子，再是与士卒同甘共苦，赢得部下的信赖，则依旧是庸将。一句话，胜利是衡量一位将领合格与否，优秀与否的唯一标准。以此为坐标考查李广，我们不得不对李广说一声，将军，你并不是像卫青、霍去病那样的杰出的军队栋梁！
　　至于李广的性格与气度，看来也不是一个能成就大事业的人物。有言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真正优秀的名将，是能够做到襟怀坦白，虚心容物的。可是很显然，李广并不是那类人，这从他对待霸陵尉一事便可以看得很清楚。李广被闲置期间，曾在蓝田南山一带射猎，打发时间。有一次他带一名随从乘夜色外出，喝得醉醺醺后信马由缰踏上归程，途中经过霸陵亭，负责该地治安的霸陵尉正好也喝得有几分醉意，见了李广未免不够恭敬和客气，大声呵斥李广不该违禁夜行。李广的侍从上前申明这是故李将军（意谓退休将军李大人），希望借此免去李广违禁夜行的责罚，谁知霸陵尉仗着酒劲并不买账，声称现任将军尚且不得夜行，更何况是什么退休将军！于是按规章将李广扣留在其办公地点整整一个晚上。
　　应该说，霸陵尉的态度虽然有些粗暴，不怎么通人情世故，不怎么让人感到舒服，但毕竟是秉公执法，照章办事，并无大错，李广不检讨自己的违禁之过，反而将严格守法与执法的霸陵尉怀恨在心，伺机报复。当自己出任右北平太守后，第一件事便是找霸陵尉的晦气，取其项上的首级，即请霸陵尉俱与，至军而斩之（《史记李将军列传》）。如此小肚鸡肠，睚眦必报，又焉能成就大事？
　　可见，李广的悲剧，不在于时运不济，而在于他自身弱点。所以，对他的分析和评价，也应该少一点道德上廉价的同情，多一份历史上冷峻的思考。
　　当然，历史自有其吊诡的地方。历史的真相传递与历史的价值判断，有时候是常常让人感到匪夷所思的。在历史的真实中并非特殊优秀的人物，经常会因种种机缘，而以完美的化身融入后来人们的历史认知，关羽如此，郭子仪如此，李广也复如此。令人不能不佩服历史重构的强大力量。我认为，这可以理解为历史对人物或事件的重新塑造功能。这一点，在后世人们的人物再评价上，有非常突出的表现，所以，宋朝偶尔杀了一个功臣岳飞，其主事者宋高宗赵构、宰相秦桧就被永远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而动辄大规模屠戮功臣与士大夫的皇帝，却大多被后人轻轻放过。甚至还被千方百计加以淡化或开脱。这不能不让人惊诧历史的复杂性！
　　在李广的身上，我们同样能见到这种历史人物重新被塑造的景象。借助于司马迁《史记》文字的魅力，李广成为受委屈的历史人物之象征，而久而久之，人们基于同情的心理，又使李广升华为中华民族的百战名将乃至民族长城的图腾了。换言之，到了后世，尤其从唐代以降，李广的形象就转化成为人们抗击外侮时追慕英雄再世的精神寄托了。唐代王昌龄《出塞》一诗就是这方面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鲜明例证：“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而高适的《燕歌行》，则更是将李广幻化为针砭当时军队建设之弊端，寄讬人们呼唤与寻找军魂与国魂的希冀了：“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摐金伐鼓下榆关，旌旆逶迤碣石间。校尉羽书飞瀚海，单于猎火照狼山。山川萧条极边土，胡骑凭陵杂风雨。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大漠穷秋塞草腓，孤城落日斗兵稀。身当恩遇恒轻敌，力尽关山未解围。铁衣远戍辛勤久，玉箸应啼别离后。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边庭飘飖那可度，绝域苍茫更何有！杀气三时作阵云，寒声一夜传刁斗。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
　　一句“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道尽了人们心目中的无限期待、无穷追慕！李广是不幸的，生前征战一辈子，连一个侯爵也未得到；李广又是幸运的，身后流芳数千年，其荣耀令多少曾经辉煌一时的帝王将相也瞠乎其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