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朴民：外说“礼”

　　自周公旦制礼作乐，肇基西周煌煌“礼乐文明”之后，中国遂以“礼仪之邦”的形象屹立于天下，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呈示中华文明独特的精神气质与文化魅力，引领风骚，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正因为“礼乐文明”对中国历史与政治发展的意义如此重大，影响这般深远，所以，历代人们对“礼”的起源、内涵、性质、价值的讨论与阐释，可谓是连篇累牍，不可胜数。称之为叠床加屋、汗牛充栋、浩如烟海亦不为过。
　　在我看来，“礼”的最显著的特征也许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性”：
　　第一，悠久性。“礼”作为系统完备的“礼制文化”与“礼乐文明”，也许出现在国家机器正式建立之后，最为典型的，自然是西周初年的周公“制礼作乐”。但是，“礼”的萌芽则源自于原始社会晚期，据业师拱辰杨向奎先生研究，“礼”起源于原始社会的内部之物物交易，所谓“来而不往，非礼也”，即原始之“礼”的孑遗（参见氏著《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人民出版社，1992年）。
　　第二，包罗性。在前帝国时代，“礼”是制度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的综合载体，涉及到制度建设、道德观念、行为方式、价值取向等方方面面。以典型的“周礼”而言，“礼”就有五大类，即“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举凡朝觐、盟会、祭祀、丧葬、军礼、聘问、宾客、学校、婚嫁、冠笲等等，无不都有详尽具体的“礼制”规定。如“军礼”，宋襄公在泓水之战后发表的高论，“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行”等等（《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均属于“军礼”所要求做到的准则，《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军礼司马法155篇”，可见其之蔚为大观。
　　第三，继承性。“礼制文化”的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有一个漫长悠久的发展过程，每一个时代的“礼”，在体现其时代主题的同时，都有对前代之“礼”的借鉴与继承，有所凭藉、有所扬弃、有所发展。这就是孔子所说的：“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其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从这个意义上讲，“礼制文化”就是一个层叠累积的产物。
　　第四，等级性。“礼”的基本功能，在于建构社会的秩序，维系社会的稳定。其宗旨是为了确立尊卑有序、贵贱有等、内外有分、亲疏有别的社会超稳定系统。因此，表征社会成员的等级差别、尊卑贵贱，也就成了“礼制文化”的根本属性了，所谓“礼者，分也”。而这种区隔、这种分异，则通常是通过名物度数“礼物”和揖让周旋“礼仪”得以反映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就是印证。这正如荀子等人所强调的那样：“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荀子富国》）
　　第五，重要性。“礼”在国家治理、人伦关系维持方面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历代思想家、政治家对此均有充分的阐述，打开典籍，这方面的言论比比皆是，可以信手拈来。这在《左传》中，是“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在《论语》中，是“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在《荀子》那里，是“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贾谊《新书》，亦设《礼》篇，将先秦儒家的“礼”论归结在一起加以集中阐明。既然“礼”为“国之干也”，那么，它的重要性受到这般推崇也是非常正常与合理的。“礼者，履也”，人们得遵循奉行，不能违背造次，属于必有之义，所谓没有规矩，则不能成方圆。荀子声称“礼”为“治辨之极”、“功名之总”、“威行之道”，这可不是随便说说而已，而是实实在在的道德伦理与政治管理之诉求。
　　第六，对称性。先秦时期的“礼”，虽然有强烈的等级区分色彩，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当时的“礼”有着一个鲜明的特征，即“礼”的确立与施行，有对象关系上的严格对称性。任何人在“礼”这个大框架中既享受有一定的权利，同时也承担有一定的义务。如在君臣关系上，君与臣互为对称，不可偏废，孔子云：“君使臣以义，臣事君以忠”，而孟子更强化了这种对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总之，一切都不是绝对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子孝固然必须，但父慈同样应该；臣忠俨然合理，君义亦理所当然。无此即无彼。这种对称性，其实是“礼”蕴涵有一定人文精神的曲折反映，“礼”的构建与施行，必须建立在循常理，合人情的基础之上，否则就是乖离大道，背悖自然。孟子称孔子为“圣之时也”，讲的就是孔子真正懂得天意人情，能够体谅常理，与时俱进，具有最大的包容性，所谓“泰山不却微壤，故能成其高；江河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避免了陷入“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的窘境。
　　而后世的陋儒、腐儒片面地强调“礼”的等级性，将它绝对化，而忽略了“礼”的对称性这个重要特征，一味鼓吹“尽天理，灭人欲”、“失节事大，饿死事小”、“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之类的混帐观点，遂使“礼”的人文精神荡然无存，“礼”的对称性销声匿迹，造成“礼教杀人”的局面，这显然是对“礼”的精神实质的曲解与反动，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
　　第七，“礼”的发展性。“礼乐文明”既有相对的稳定性，但是更不无历史的发展性。它在三代，可以称得上是维系家天下王国时期政治社会秩序的主要统治工具，兼具政刑法度、道德规范、行为规范等多重社会功能，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秩序整合中发挥着主导的作用。自春秋起，尤其是到战国，典型的“礼乐文化”随着整个社会的结构性转型而面临着重大的挑战，遭到严重的冲击，这就是所谓的“礼崩乐坏”。随着帝国政治的发生并确立，官僚体制取代宗法分封的逐渐完成，政治法度与“礼”的界限也有了较为分明的区隔，“礼”逐步演化为新型意义上的“礼义”、“礼节”，成为传统社会人的行为规范和道德规范。这是“礼”在自己发展史上一个有根本性意义的转型，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理解为“礼”的发展。
　　这种发展，也是“礼”的升华，“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礼”的这个载体犹在，但是新的因素的进入，使之完成了具有革命性的改造。在“礼”的躯壳中，新的内涵得以不断注入，旧瓶装新酒，“礼”被赋予了时代新的精神。形式还是重要的，还是需要有的，正如孔子所言：“尔爱其羊，吾爱其礼”（《论语八佾》）。但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更有意义的是，“仁”注入了“礼”的躯壳之中，使“礼”拥有了新的生机，所谓“人而不仁，于礼何？人而不仁，于乐何？”（《论语八佾》）“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从根本上来讲，礼的精神不附丽于形式，而蕴涵于实质。也就是说，内容要高于形式，实质要重于表象。
　　第八，互补性。“礼乐文明”，核心内涵是“礼治文化”，“礼”是主体，“礼”为根本。但是，在肯定和强调这一点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忘了“乐”在这个文化结构中所占有的地位，所发挥的作用。“礼”与“乐”是浑然一体，不可须臾分离的，它们互为前提，相互依存，相辅相成，具有极大的互补性。
　　这种互补性，体现为“礼”与“乐”两者功能差异与作用不同，“礼为分，乐为和”；“乐合同，礼别异”。“礼”的功用在于分别和区隔，而“乐”的功用在于融合和混同，“礼”强调的是等级森严、上下有序，而“乐”追求的是物我一致，诸生平等，“礼”体现的是敬畏肃然，“乐”呈示的是亲爱和谐，这就是《礼记乐记》中所指出的那样，“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而正是因为有这种互补性的存在，才能克服“礼”与“乐”各自的弱点，就如《礼记经解》所说的那样，“乐之失，奢礼之失，烦”，防止因过度强调某一点而导致弊端的发生，所谓“乐胜则流”、“礼胜则离”，从而使“礼乐文明”的精神实质得以真正的坚持和弘扬。
　　以现代意识来审视传统的“礼乐文明”，我个人认为：有几点或许应该成为比较普遍的基本共识：
　　一是“礼乐文明”作为前现代社会中的一种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黑格尔曾经说过：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就是存在的，“礼乐文明”的发生与确立，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人们别无选择，只能概括接受。在人类社会里，“礼乐文明”具有共性的意义，只是表现形式上有所差异而已，西方社会同样也讲“礼”，所谓的骑士精神，体现的就是西方的礼治文化。
　　二是“礼乐文明”在中华民族成长壮大过程中，毫无疑问，曾起到过凝聚人心、稳固秩序、和谐社会等多方面的重要作用，“极高明而道中庸”，璀璨夺目的中华文明中，是以“礼乐文化及其精神”为重要构成的。于是遂有以“汉官威仪”、“礼仪之邦”为中华文明的显著象征。而“泱泱大国”的风采，说到底，就是“彬彬有礼”，让人尊重。从某种意义上讲，“德治”与“礼治”是一物而两名。“礼治”是就形式而言，“德治”是就内涵而言，两者是辩证而有机的统一。而这一点，早在《诗经》中即已发轫：“抑抑威仪，维德之隅”、“敬慎威仪，以近有德”。
　　三是要旗帜鲜明地承认“礼制文化”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而不必羞羞答答，遮遮掩掩，更不宜强词夺理，文过饰非！“礼制文化”的不少内容，如一味强调贵贱尊卑，以维系等级差异为中心的伦理纲常为嚆矢，固然值得批评与反思，而“礼制文化”所呈现的外在形式，同样也令人困扰和嫌恶。那种繁文缛节，那种烦琐细苛，让许多人不胜其烦，敬而远之。当年墨子之所以炒儒家先生的鱿鱼，另起炉灶，很大程度上，就是受不了“礼制文化”的繁文缛节：“以为其礼烦扰而不悦，厚葬靡财而贫民，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淮南子要略》）司马谈《论六家要旨》的评论十分到位，儒家“博而寡要”，问题就出在儒家过分地拘束于“礼”，结果弄得自己捉襟见肘，疲于奔命：“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
　　“礼”的琐碎繁杂还只能算是小事，最为糟糕的是，在它的眩目光环之下，经常会衍生出令人作呕的“虚伪”，“播下的是龙种，可收获的却是跳蚤”。这一点，早在先秦时代，睿哲如老子、庄子等人即有一针见血的批判。老子言：“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而庄子更说得决绝：“蹩躠为仁，踶跂为义，而天下始疑矣；矍漫为乐，擿僻为礼，而天下始分矣。”在他们的眼中，“礼”是对自然规律的反动，对本色人性的扭曲，它造成最大的虚伪，导致人性的异化，是天下祸乱的总源头，“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
　　他们的见解，或许不无偏激，但是应该承认其不无一定的道理，在历史上，强调“礼乐”，鼓吹“礼治”，似乎从来就是冠冕堂皇的旗号，但是，事实上，这不过是专制统治的遮羞布而已，“礼乐”至上，结果变成虚伪猖獗，是不争的事实，假道学风靡一时，伪名教畅行无阻，套用罗兰夫人一句名言，就是“礼乐，多少罪恶借汝名而行”。一些思想家痛斥“礼教杀人”，虽是激愤之辞，但是“礼乐”的历史局限性也是不必加以讳言的。
　　四是要对传统的“礼乐文化”富有“同情之理解”，持更加客观理性的态度，展现最大的包容性。“礼乐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中有机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但作用于往昔，而且影响于今天，同时也伴随于将来，人们没有选择的空间，更没有拒绝的可能，只有直面它，只有概括承受，与生俱来，血浓于水，“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既然无法在主观上定取舍，那么，对待它的态度也只能是“杂于利害”，将它作为一个整体性的事物来对待，而不能作主观性的选择，因为“礼乐文明”的优势与弱点，乃是一个钱币的正反两面，是个不可割裂的整体，互为前提，彼此依存，当一方不存在时，另一方也不可能继续存在。今天的人们，能够做的，也无非是“爱其美而多少知其恶，用其长而尽可能避其短”。所以，对它简单加以肯定或片面予以否定，都是有违科学理性的立场和包容开放的精神的。而所谓的“扬弃”，虽说是老生常谈，可是舍此之外，是别无其他的路径可走的。
　　总而言之，“礼乐文明”的优劣得失之评判标准是难以一概而论的，若要硬性地规定，一定会是缘木求鱼，南辕北辙，结果是无事生非，适得其反。在今天，幻想用传统的“礼乐文明”应对现实的挑战，解决当前的问题，自然是天大的笑话；可是，企图荡涤“礼乐文明”的内涵，拒绝“礼乐文明”的影响，将它视为是阻碍社会进步、文明提升的绊脚石，这同样是异想天开的思维误区。事实也已经证明，旧传统与新文明之间，并不是非此即彼、水火不容的关系。“礼失求诸野”，综观“东亚文明圈”中的日本、韩国、新加坡诸国，它们在国家发展过程中，曾引入并采纳中华古典礼乐文明的诸多因素，尊礼尚乐，可这并没有影响其顺利地实现现代化。这就是最好的证明。
　　可见，对“礼乐文明”心存一份“同情之理解”，既不自大，又不自卑，这就是最大的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