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巍：近代日本学者如何书写中国边疆史

　　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折时期出现在清末民初，中国文化和中国学术几千年来所积淀的自负和骄傲，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这种压力既来自外部，也来自于内部，既包含着一个古老民族对于西方列强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强势压迫的自然反抗，也有着当时学人从学术传统、研究范式、价值取向、材料方法等深层次的理性思考。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陈寅恪先生因主张“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而著称于世，傅斯年先生也因倡导“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而声名显赫。其实，傅斯年先生的这句名言的出处在是他撰写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当中，在讲这句话的前面，他还有很长的一段话比较了当时中西学术发展出现的差距，并且指出了学术发展的三项标准：
　　（一）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能进步。凡间接的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创造之系统，而不能繁丰细密的参照所包含的事实，便退步。
　　（二）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西洋人研究中国或牵连中国的事物，本来没有很多的成绩，因为他们读中国的书不能亲切，认中国事实不能严辩，所以关于一切文字审求、文籍考订、史事辩别等等，在他们永远一筹莫展。但他们却有些地方比我们范围来得宽些。我们中国人多是不会解决史籍上的四裔问题的，丁谦君的诸史外国传考证，远不如沙万君之译外国传、玉连之解《大唐西域记》、高几耶之注《马可波罗游记》、米勒之发读回纥文书，这都不是中国人现在已经办到的。凡中国人所忽略，如匈奴、鲜卑、突厥、回纥、契丹、女真、蒙古、满洲等问题，在欧洲人却施格外的注意
　　（三）凡一种学问能扩充他做研究时应用的工具的，则进步，不能的，则退步。西洋人做学问不是去读书，是动手动脚找到处寻找新材料，随时扩大旧范围，所以这学问才有四方的发展，向上的增高。（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民国十七年十月。）
　　他这里所强调的材料的扩充、方法的进步，尤其举出研究中国“四裔问题”上西方学术界的重视与所获成绩的例子，实际上都暗含着两层意思在内：其一，是倡导重视除文献材料之外地下材料的出土，号召学人不读死书，而要“动手动脚到处寻找新材料”，才有可能拓展学术空间，“随时扩大旧范围”，西方学者古书远远不如中国人读得好，却能够不断拓展新领域，取得新成绩，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其二，是主张将研究空间从传统的中原地区向着边疆地区（亦即旧籍中的“四裔”）拓展，认为这将是中国学术未来发展的方向。他尤其提到的匈奴、鲜卑、突厥、回纥、契丹、女真、蒙古、满洲等问题，都是国人重视不足，但“在欧洲人却施格外的注意”的新问题。直到今天看来，傅斯年先生所倡导的这个方向，也仍然具有深远的战略眼光。民国时期学术所受海外汉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而其中对于中国边疆、民族和中外文化关系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尤其引人注目，也为时人所重视，都与这个时代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
　　近代以来，西方学者（包括被国人视为“东洋”的日本学者在内）的一批学术著作陆续被翻译成中文出版，成为当时国人了解西方并从而反观自身的一面镜子。其中，被选入本套《近代海外汉学经典丛刊》的许多名家著作，堪称其代表之作。这当中，有对中国古代民族史进行深入研究的白鸟库吉着《康居粟特考》、《东胡民族考》，E。H。Parker所著《匈奴史》、《鞑靼千年史》，津田左右吉着《渤海史考》等名著，也有涉及到中国古代民族制度文化史的箭内亘所著《元朝制度考》、《元代经略东北考》、《元代色目蒙汉待遇考》等系列研究专著。尤其是在中外文化交流和关系史方面，日本学者藤田丰八着《中国古代南海交通考》（上、中、下三卷本）、桑原骘藏着《唐宋贸易港研究》、石田干之助着《中西文化之交流》、木宫泰彦着《中日交通史》（七卷本）等著作，都开启了这个领域的研究先河，影响甚为深远。
　　这批海外汉学经典的学术特点非常突出，一方面，它们大都充分利用了丰富的中国古代历史文献进行精深的文本分析，体现出作者的汉学水平和深厚的古文献根基；但另一方面，从总体的研究方法上却与传统的中国学术大相径庭，作者已经不再像二十四史的史家那样仍旧站在中原王朝正统史观的立场来观察所谓“四裔”，进行粗线条的描述，而是以西方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全新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对研究对象从历史语言、地理环境、社会组织结构、人群迁移流动、对外文化交流等不同的层面和角度加以剖析，从而展示出前所未有的学术新格局。在这批著作中，还有一部分属于作者实地考察的行记，如鸟居龙藏所著《东北亚洲搜访记》（上、下卷）、瓦特所著《西康之神秘水道记》等，无论其学术水平如何参差不齐，但都体现出西方学术界重视田野工作、扩大和丰富新材料的研究取向，也和当时西方学者大规模进入我国边疆地区开展所谓“考察”、“探险”活动的历史背景相互呼应，由此对中国学人所产生的激烈震荡和随之而来“敦煌学”、“西夏学”、“蒙古学”、“藏学”等新的研究领域的形成，应当说都与之不无关系。
　　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在这批海外汉学经典丛书中，日本学者的述著颇为丰弘，这个特点也反映出近现代学术史上“东洋”与“西洋”之关系。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以“脱亚入欧”为国家目标，不仅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努力以西方为效仿和追赶对象，在文化上也与传统的“以中国文化为师”的模式拉开距离，出现了学术文化上的明显转型。在向西方学术学习借鉴方面，日本人的确走在了中国人的前头，甚至在更多的时候承担了向中国“转手”输入西方文化的“中间人”的角色。在中国的边疆、民族、中西交通史等方面，日本学术界和西方学术界联系紧密，将其对中国传统史籍的精深理解和西方研究范式的具体实践有效加以结果，产生出一批重量级的学术成果，这也是清末民初投射在中国学术史背景上的一个浓重剪影。
　　当然也无须讳言，由于时代的局限，这套丛书所能够借参考、使用的实物史料随着地上地下考古文物的不断发现，已经显得落后。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在边疆考古领域取得了重要的成绩，尤其是在新疆、西藏、内蒙内、东北各地的田野工作为匈奴、鲜卑、粟特、吐蕃、突厥等若干古代民族问题的研究都提供了大量新材料，提出了不少新问题。但是我们不能苛求前人，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下来看，丛书作者所显现的问题意识、史料运用和研究方法，至今也仍然是具有借鉴作用的。
　　最后我们还应注意到，这批海外汉学著作的译者有些是国人知晓的史学名家，如向达先生、赵敏求先生、方壮猷先生等，他们均具有深厚的传统国学根底，也具有宽广的国际视野，其中如向达先生曾游学欧洲多国，在敦煌学、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等方面建树卓越。但是，也还有更多的编译者今天已经不再为人知晓，这反而证明了一个事实：在清末民初这个中国近现代学术史转型时期，西方学术所带来的冲击和影响，不仅仅波及到少数学术精英，而且也深刻地震荡着社会各个阶层，中国人强烈的希望向西方学习从而变革求新、救亡图存的愿望，可以说是这些译著当年问世时最为直接的“催生剂”。今天，在中华民族为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和“中国梦”的美好愿景而努力奋斗的新时代，重读这套丛书，“温故而知新”，可以说是意味深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