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海：对一场失败改革的再思考

　　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存在争议在所难免，但有这样一个改革家，有人说他是“圣人”、“周公再世”，也有人说他“虚伪”、“篡臣”；对他所主持的那场改革，有人说“具有超前意识”、措施很先进，也有人说“很幼稚”、失败是必然的。这个备受争议的人，就是王莽。
　　险象丛生
　　王莽生活在西汉末年，这个朝代创建于公元前202年，期间也缔造出文景之治、汉武盛世、昭宣中兴等辉煌，经过近200年的发展，到公元前一世纪末各种问题也扑面而来。
　　王朝的兴盛莫不首先与经济有关，西汉也不例外。西汉末年，土地方面首先出了问题，一部分农民由于生活穷困而失去土地，一部分富豪大量购置土地，造成越来越严重的土地兼并现象。土地兼并加剧了穷富不均，产生了大量流民，衍生出流民暴动等社会问题。在政治层面，汉宣帝以后再无英主，几任皇帝皆昏聩，朝廷政治腐败，地方加重盘剥，使各种社会矛盾越积越深，尽管个别有识之士曾做过革新的努力，但都因积重难返而成为徒劳。
　　刘邦一手缔造的西汉王朝国运如此衰败，当然与“世纪末”之说还扯不上关系，但作为一个延祚仅200年的王朝，其衰亡也似乎未到必然阶段，是什么原因让它过早地呈现出疲态呢？
　　警鉴于秦朝速亡的教训，西汉初年在经济、社会领域均采取了无为而治的国策，国家对经济较少干预，鼓励商业、手工业的发展，这些政策使经济社会很快得到了恢复和发展。随着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相应的政策也应作出调整，但是西汉的经济政策虽然也有过一些争论和调整，但“少干预”的思想一直占据了主流。正是因为长期实行宽松的政治经济政策，让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的控制力不断减弱，朝廷里有外戚专政，地方上出现大批富豪，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丛生，各地风起云涌的民变就随时会把这个王朝葬送。
　　在这种情况下王莽出现了，他出身于一个政治家族，作为外戚的王氏在西汉末年一直雄居权力的核心，该家族先后有九人被封侯，五人担任过“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司马。王莽不是一个躺在祖荫里食俸禄的庸人，也不是一个书呆子，他很有政治头脑，经过一番努力在38岁时也担任了大司马一职，登上了权力的巅峰。
　　当时从朝廷官员到民间对王莽的印象都非常好，在大家眼里王莽礼贤下士、谦恭俭让，他曾把自己的土地和得到的赏赐分给下属和贫民，经常拿俸禄接济穷人，《汉书》说他“勤身博学，被服如儒生。事母及寡嫂，养孤兄子，行甚敕备，又外交英俊，内事诸父，曲有礼意”，简直成了众人心中的“道德楷模”。
　　所以，当公元八年王莽接受孺子婴禅让称帝建立所谓“新朝”时，并没有遇到朝野上下的反对和非议，得到的是一片赞扬和支持。称帝前先晋爵安汉公，王莽辞让，“吏民以莽不受新野田而上书者前后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及诸侯王、公、列侯、宗室见者皆叩头言”，在古代王朝更替中这是绝无仅有的一次。
　　大家之所以支持王莽，除了他超高的“人气”之外，希望来一次变革，以解决问题丛生的社会经济问题也是重要的一个方面，大家对他都寄予了厚望。
　　全面改制
　　王莽没有让众人失望，他上台后立即推行了一场全面改革，其内容步及之广泛、改革力度之大在古代历次改革中恐怕都难以与之匹敌。这是一场重要的改革，也是一场经过深思熟虑的改革，它的第一刀就砍向了要害，那就是土地问题。
　　王莽在他的“建国元年”即下诏，在天下实行“王田制”，规定凡天下的土地皆称“王田”，私人不得买卖，一家有男丁八口可“受田一井”，也就是900亩，一家男丁不足八口拥有土地超过900亩的，要把多出的部分分给宗族邻里，没有土地的人按上述标准享受王田。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这项改革措施可谓力度空前，不仅宣布“土地国有化”，而且实行平均主义分配，在土地兼并已经十分严重的西汉末年，这项政策的推出意味着大量土地的实际控制权将发生变迁。
　　对那些豪族来说，除了土地他们还有一项重要财产奴婢，失去土地的农民卖身为奴，成为豪族的“私产”，王莽下诏禁止这种买卖。
　　以上两项措施都是针对土地兼并和贫富分化而实施的，对于国家控制经济能力不断减弱的情况，王莽也推出了新的措施，集中起来称为“五均六管”。所谓五均，即在长安、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等城市设五均官管理市场，工商各业都要先申报再经营，并按照新税制纳税，对市场上物价也进行管理，在每季度中间的那个月，由市官评定出标准物价，称为市平，物价比市平高时市官有权按市平出售，低时听由市民买卖，谷、帛等生活必需品出现滞销时，市官按价收购。所谓六管，是指国家对盐、铁、酒、铸钱、五均、赊贷等六项实行管制，不许私人经营，同时控制山川大泽，有进入采集者需纳税。
　　为什么要对赊贷进行管制呢？因为在贫富分化的情况下，民间高利贷盛行，也慢慢成为一种严重的社会问题，王莽下诏建立了“官贷”制度，百姓因祭祀、丧葬无力操办时，可以向官府“贷款”，分别在10天或3个月内归还的不收利息，因生产需要也可以申请“贷款”，年利率不超过10。
　　这些改革措施不仅超前、力度大，而且考虑得很细致，设计了操作的路径，如果都能落实的话，对经济发展将产生巨大作用，在化解社会矛盾方面的作用更无法估量。
　　半途夭折
　　但是，轰轰烈烈的改革未能收到预期的效果，各项改革措施一推出就遇到了阻力，都不得不半途而废。
　　在土地改革方面，王莽的想法很好，但他忽视了一个前提，那就是土地从哪里来？国家的手里没有现成的土地，按照“8口之家平均900亩”的标准，需要的将是大量的土地，让“超标”的家庭把多余的土地让出来，这等于与虎谋皮，势必遭到激烈反抗，尽管王莽为此颁布了严刑峻法，希望以威权推动改革的进行，也查办了一些人，但由于涉及面实在太广，不久就发现根本无法压制。
　　让政策制定者始料未及的是，这项改革措施不仅大土地拥有者反对，那些即将失去土地的农民也反对，因为过去他们还可以把土地卖给豪族，然后卖身为奴，现在这一条也禁止了，他们很有意见。
　　“五均六管”也没能行得通，这项政策需要有人操作执行，朝廷没有现成的人手，只得依赖那些大商人，这些人手里有了权，不替朝廷着想，反而想方设法从中牟利，再好的政策也难以落地，旧的问题没有解决，新的官商勾结的问题又出现了，朝廷的收入没有增加多少，百姓的负担却又加重了很多。
　　王莽之所以钟情于“王田制”和“五均六管”，与他的改革思想密不可分。在这场改革中，王莽主张一切“师古”，一部《周礼》成为他改革政策的依据和出处，“王田制”其实就是“井田制”的影子，为了让所有制度都回到过去，他甚至花了很大精力，召集一帮文人学士按照《周礼》的记载整理出一套新的礼乐制度，至于官名、官制、地名以及行政区划等，也都试图恢复到周代，能改就改。
　　当时使用的货币是五铢钱，王莽认为这不符合古制，于是在10多年时间里接连推出了多次大的币制改革：第一次增加了错刀、契刀两种刀币，另铸所谓的“大钱”，让它们与五铢钱通用；第二次废刀币、大钱，另铸所谓“小钱”与五铢钱通用；第三次推出金、银、龟、贝等币种，称“宝货”；第四次废除通行的各币种，推出货布、货泉两种货币。经过这几次币制改革，一般百姓都弄不清手里的“钱”哪些才是合法货币了。
　　改革措施一哄而上又“一哄而下”，“王田制”和“禁奴婢令”颁布仅三年，由于阻力太大，王莽不得不下诏收回，其它改革措施后来也陆续夭折，新王朝面临的社会问题更加严重，天下陷入大乱，新莽地皇四年（23年），农民起义军攻入长安，王莽死于乱军之中，前后共在位16年，“开国皇帝”也是“末代皇帝”。
　　值得反思
　　王莽推行的这场改革失败了，反思其原因，根本之处可能与新王朝的建立方式有关，王莽以禅让手段建立了新的王朝，所任用的重要官员仍来自前朝，这种特殊的王朝更替方式意味着新王朝只是换了个名字而已，之前面临的所有社会矛盾和问题都没有改变，王莽即使不改革，仍然难逃失败的命运。
　　但是从改革的技术层面分析，这场改革的失败仍然有许多教训可以总结：
　　一是重病切忌“下猛药”。西汉末年已到百弊缠身的程度，各方面的矛盾和问题都很突出，整个国家就像一个重病号，只考虑“对症下药”还不够，还应当“辩证施治”，要充分考虑病人的承受力，把调理的重点放在增强抵抗力上，不能急于求成。王莽改革一上来就给出了最猛的药，用了最大的力度，改革的激烈程度似乎仅有清末的戊戌变法可有一比。这些药也许是对路的，但用在这样的病人身上就不合适了。有人说王莽是理想主义者，虽然失败也是值得肯定的，但改革中的过分理想和过分的保守对社会的损害是一样的。这场改革没有主攻方向，不分轻重缓急，重大改革措施不停地推出，社会当然难以承受。
　　二是政策切忌“一刀切”。这场改革的几项主要措施，无论土地改革还是工商业改革、币制改革，最后都招来了压倒性的反对，不仅改革中失去利益的人反对，那些看起来在改革中似乎获利的人也出来反对，这就是改革措施不细致、没有区分各种情况所造成的。土地私有制已经实行了几百年，突然不分所有情况全部改行“国有制”，当然推行不下去，如果政策再细致一些，区分不同的情况，照顾不同人群的现实需求和关切，那就更容易得到理解和支持。
　　三是改革切忌“瞎折腾”。改革是对现实秩序和利益结构的重新调整，需要付出智力成本和社会成本，所以任何改革措施的推出都应该坚持审慎和必要的原则，该改的一定要改、要大力改，没有必要的则不要浪费宝贵的改革精力和改革资源。这场改革中推出的大量改地名、改官员、改行政区划的内容，实际上没有多大必要，改革后反而造成了混乱和不便，降低了百姓对改革的认同和支持。至于币制，更是此次改革的败笔，仅仅为了币制的“复古”，就一再去动经济领域里最敏感的神经，造成更大的混乱，因此得不偿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