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峰：宋代“GDP”神话与历史想象的现实背景

　　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在全球经济总量占比的上升，使追溯中国历史上经济发展的轨迹也日益成为研究热点。随着彭慕兰、王国斌等海外中国研究学者的著作被引入国内，抛弃西方中心论、重新估算中国历史上经济总量也为学者所重视。宋代由于被称为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高峰时期，因此也有一些研究对宋代的经济总量进行估计。但是，当这些估算还在学界进行讨论时，其结论却因为传媒而在学术界之外迅速传播，并被不断加工、放大，集中体现就是所谓“宋代GDP的全球占比”论，目前已出现“四分之一”论、“二分之一”论，更有所谓的占世界80的说法，宋代经济之辉煌，到了令人瞠目的程度！
　　由于这些说法基本无科学性可言，学术界向来未予置评。但考虑到它们经过一些媒体有欠慎重的广为传播，可能造成不应有的误解，以致严肃的学术研究被娱乐化，下文略作回应，通过回溯以上数据的理论背景及其产生方式，以揭开“宋代GDP神话”的神秘面纱。
　　疏离：方法与资料
　　GDP，也就是国内生产总值，是现代经济核算体系中的核心指标，是对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在一定时期内（一般为一年）国民经济活动总成果的计算，反映该区域的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GDP核算有生产法、收入法、支出法三种计算方法，理论上三种方法计算出的结果应当一致。1968年联合国通过《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新SNA），GDP计算体系逐步推广到世界各国，中国于1992年采用国民账户体系统计GDP。
　　国与国的GDP要实现国际比较，通常应满足三个条件，“一是指标的概念定义、计算方法应一致；二是用同一货币单位来表示；三是用相同的价格来衡量，剔除各国之间价格水平的差异。”最初国际比较是采用汇率折算。如中国与美国进行GDP比较，就将人民币依汇率折算为美元进行比较。为了克服汇率波动影响，国际上又引入购买力平价（简称PPP），即选择合适的“一揽子”产品（包括货物和服务），将GDP按支出法分为居民最终消费支出、政府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及货物和服务的净出口四大类别，然后将每个大类再分成若干细类，通过复杂的计算比较形成GDP的购买力平价比率，换算一国的GDP。而为了展开国际横向比较，联合国、世界银行自1968年开始组织了一项名为国际比较项目（简称ICP），目的就是以购买力平价为货币转换系数，进行GDP规模和结构的国际比较。自1983年起，在安格斯麦迪森（AngusMaddison）等人倡导下，荷兰格林根大学设立了产出和生产率国际比较研究项目（InternationalComparisonofOutputandProductivity，简称ICOP），开展生产法购买力平价的理论和实证分析。从国与国比较，到统计GDP全球总量中各国占比，其复杂性可见一斑。
　　GDP作为国民经济统计体系，“是与现代官僚体制的国家对于理性管理的需要相联系，并且技术上成为可能而产生的，特别是需要有统计和经济决策机构在现代化国家中的设立”。显然，在今日的技术条件下，要确定一个国家的GDP和其GDP在世界的占比，也需要依靠各级政府组织大量规范的统计、相对统一的平价尺度，还需要通过极其复杂的计算体系，才能实现确定某一个国家GDP在当年国际经济总量所占比重的统计。即使具备了这样的技术和统计方法，以中国为例，其GDP的统计结果仍有诸多争议。
　　自库兹涅茨规范GDP统计办法后，GDP就因其统计相对规范、系统和科学，引发包括中国学者将其应用到中国GDP方面的研究。刘大中、叶孔嘉、巫宝三在20世纪40年代即开始对中国1930年以后的GDP进行研究。而前提是1933年刘大中主持了工业普查，该普查因其广泛性和准确性为中外学界所称道。但是，由于对占GDP较大比重的农业没有规范的数据统计，刘大中与巫宝三又分别采取了不同的资料和估算方法，导致两人估算出的总GDP数据差异极大。（11）此外，张仲礼、（12）叶孔嘉、珀金斯、费维凯、罗斯基等的研究，曾对近代某些年份的中国GDP进行过估算，但是是否能得出逐年的估算仍有疑问。（13）
　　显然，无论是研究当代还是研究历史的GDP，相对规范、连续的统计数据是进行合理统计或者估算的基础。但是，中国保留下的历史资料，有关经济、人口的各类数据并不符合现代GDP估算的要求，如人口在不同时期实际所指的或是成年男子，或是全部男性人口，而土地亩产不同时期和地区间差异也是极大的。即使是明清时期保留下的一些数据资料，具体研究中进行谨慎估计，应用购买力平价方法进行统计，也有极大误差。（14）
　　唐宋时期统计数据的缺乏程度更甚于明清时期，但是却不妨碍一些学者做大胆的GDP估计，其代表就是安格斯麦迪森。如前文所述，他是国际比较研究项目的倡导者。他在《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一书中估算了中国的人均GDP，在公元元年至公元960年的近千年时间里，中国人均GDP是450美元（国际元，1990年美元）。（15）
　　这一数据意味着什么呢？这就必须提到麦迪森各类以GDP为名的估算常用的工具，即最低生存（subsistenceassumption），以此作为人均GDP的最低值。但是“依据1990年的币值，一磅小麦面包约0。7美元，那么麦迪森的400美元相当于每人每天1。6磅的白面包，大约1500大卡的热量，这是一个出奇低的收入”。假设一年工作300天，劳动人口是总人口的40，薪金占国民收入的70，“那么人均GDP为400美元的工人日薪相当于3。4磅面包，而在1440年的英格兰，一个农场工人的日薪相当于20磅的面包，是麦迪森估计的6倍。”（16）也就是说，公元960年北宋建立时，中国的人均GDP也就比最低生存线高了50美元，而这比英格兰的农场工人仍然低的离谱；至于为什么高了这50美元，他并没有解释。
　　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中，麦迪森对1820年之前世界主要国家的GDP、人口等数据，主要来自他本人的“猜”，能得到的统计数据主要来自1500年以后西欧国家的资料，因此其统计的误差必然远大于对近代相关国家的GDP估算。（17）而在比较各国GDP时，欧洲地区的数据始于1820年，非洲地区数据则是1950年，而统计出口和劳动力收入却是采用以发达国家的基准年数据。经过他的比较，中国在1950年的人均GDP甚至低于公元1000年。而将GDP直接以国际元（1990年美元）折算更是受到学者批评。（18）
　　显然，当麦迪森面对缺乏最基本数据的历史时期，关于GDP核算的规范统计、GDP国际间比较复杂的统计都被轻率地抛弃了，以至于直到目前，他到底用了哪种GDP核算方法、具体运算方式为何，竟然没有明确结论。（19）
　　宋代GDP：如何可能
　　不难发现，有关宋代GDP的各类惊人估算，大都来自于麦迪森的相关研究。宋代之所以为麦迪森在内的研究者所关注，一个重要理由是宋代发生了所谓经济革命。按照伊懋可的总结，这一经济革命包括农业革命、水运革命、货币与信贷革命、市场结构与都市化的革命和科学技术革命等多个方面，并把宋代中国推进到当时世界经济文化发展的最前列。
　　但是，这些足以产生社会结构性转变的革命可曾发生？李伯重教授对史料所载宋代亩产等数据研究后证明，南宋江南平均亩产量应仅为1石左右，支持所谓农业革命的高达56石的亩产多系个别孤例，“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只是一个“虚像”。（20）与之相似，所谓宋代的都市化革命的观点同样脆弱。包伟民教授在全面综述宋代城市研究的相关论著后指出，由于对“城市化”等现代概念的泛化，并以此描述宋代城市，完全丧失了原有概念的特指性与明确的历史规定性。而文学化的城市人口描述与人口实态也有极大反差。例如南宋镇江府，时人诗文称其“铁瓮城中十万家，哀弦促管竞繁华”，实际人口仅在一两万户之间。如果宋代城市人口的确达到了占总人口的20甚至30，当时的农业生产是否有能力供应足够的商品粮，包括生产与运输？（21）
　　变革既未发生，麦迪森把960年后宋代人均GDP从450美元提高到600美元显然缺乏基础。当然，为什么提高的是150美元而不是200、300美元，这种计算是如何得出的，他照例秘而不宣。
　　事实是，宋代史料虽然汗牛充栋，但是在各类史料中却几乎找不到可以比照规范GDP核算的年度数据。从宋代人户口统计系统的目的来看，除了赈灾户口统计系统外，其他都是为国家和地方官府课税、科差、治安、征役等提供劳动力依据，因此数据反映了何种人口计算方式引起了较多讨论，由此产生出“男女通计说”、“男口说”、“漏口说”、“析户说”与“户数虚增说”、“丁口说”等不同观点。（22）虽然学者研究发现宋代赈灾户口的调查统计是统计全部人口，但是宋代赈济（赈灾）户口统计制度化始自乾道七年（1171）年，（23）此前尚未制度化。赈灾户口统计也有其弱点，由于不可能会同时发生波及全国的严重灾荒，自然见不到登记了全国人口的数据。（24）由此得出相对准确的宋代全国的人口数据非常困难。与此类似，相对准确地统计出宋代某个年份的全国性平均亩产、粮食价格等符合GDP统计要求的数据，同样无法做到。而自北宋至南宋灭亡，疆域变动和由此带来的人口变动尚未考虑在内。
　　宋代相关资料的缺乏，不但无法进行GDP的统计，甚至进行估算亦无可能。
　　既然无法科学合理地估算宋代的GDP，那么要统计出当时全球的GDP，进而算出宋代在其中的占比，岂非天方夜谭？这就是为什么麦迪森关于宋代GDP的估算，正如他自己所说，主要是靠猜。此外，关于宋代GDP为2280亿美元的说法，（25）因其推算的荒唐可笑，根本没有从学理层面讨论的必要。由此可见，当下频繁见诸媒体的各类宋代GDP的估算，从数据到方法，实际与“GDP”这一国民经济统计体系有天壤之别。
　　宋代GDP估算：价值几何
　　GDP之所以为各类社会经济研究所重视，在于其数据依靠规范的统计和计算形成的统计体系。因此，中国经济史研究者期望采用GDP统计，以避免既有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以定性和描述为主的缺陷，并建立与西方比较的“客观中性的比较标准”，（26）已在近代经济研究中获得重要成果。
　　可是，以麦迪森为代表的宋代GDP论者，仅靠二手研究资料就“猜”出了一个远超世界其他地区的辉煌宋代，其所谓GDP徒有其名，而无其实，不过是用GDP包装起来的“想象”。这个包装起来的“想象”，缺乏扎实的考证和研究，与定性和描述的宋代经济研究成果相比，不但没有更为准确地展现宋代社会经济的状况，反而与史料所呈现的宋代社会经济状况相距甚远；不仅没有深化人们对这段历史的认识，反而带给人们极大误导，以致有人以为小康社会早在宋代就已出现！
　　令人意外的是，这个用GDP包装的宋代“想象”却得到了媒体的厚爱。因为各种原因和需要，这个“猜”出的历史数据，被轻信并传播。它看似简单，却有科学的外壳；它看似轻率，却有海外经济学家的美丽光环；更因为其耸人听闻，满足了人们对遥远时代的美好想象。
　　所谓宋代的GDP估算，不应仅仅因为有了这个包装就具备了“科学性”，更不能据此去推论得出其他一些更为惊人的论断。正如吴承明先生所强调的：“计量经济学方法用于经济史研究，其范围是有限的。在这个范围内，我主张要用它来检验已有的定性分析，而不宜用它创立新的论点。”（27）
　　宋代GDP的神话背离了GDP研究的基本原则和方法，与既有宋代社会经济研究相去甚远，它所带来的喧嚣，必然为理性思考所取代。不过，国人为什么会对西方学者一些远离中国历史实际的猜想如此感兴趣，并广为传播，则值得我们深思。这是否类同于阿Q“祖上先前也阔过”的心理，但在某种程度上，这或许是国人对现今中国经济地位的某种不自信，转而从历史上去寻找荣耀。当然，这场关于宋代GDP神话的喧嚣，如果可以成为促进国人理性思维的一个反面教材，也许仍然可以显现它的某些意义。
　　注释：
　　《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就GDP这一指标能否运用于中国经济史研究，以及如何运用GDP方法来研究中国经济史，联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清华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心和南开大学经济史研究中心，召开了“中国经济史中GDP估算的资料来源与理论方法研讨会”，相关发言刊载于《中国经济史研究》2011年第3、4期。
　　主要为安格斯麦迪森的观点。
　　大河报社主编：《厚重河南》第6辑，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0页。
　　袁腾飞：《两宋风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有关宋代GDP说法的批评，已有张邦炜《不必美化赵宋王朝宋代顶峰论献疑》，《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
　　余芳东、任若恩：《关于中国与OECD国家购买力平价比较研究结果及其评价》，《经济学》2005年第3期。
　　杜恂诚、李晋：《中国经济史“GDP”研究之误区》，《学术月刊》2011年第10期。
　　伍晓鹰：《中国国民经济核算问题和相关研究关于中国GDP水平和增长表现的不同估计及其含义》，文载岳希明、张曙光、许宪春编：《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研究与争论》，中信出版社2005年版。
　　吴承明：《中国GDP的故事》，《经济学家茶座》2002年第4期。
　　孙大权：《中国经济学的成长：中国经济学社研究19231953》，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
　　（11）徐滇庆：《第二还是第六？中国经济规模的底线》，《经济学动态》2004年第7期。
　　（12）张仲礼的估算是依靠1933年工业普查的推算，吴景平主编：《近代中国：经济与社会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页。
　　（13）刘佛丁、王玉茹：《关于中国近代国民收入研究的状况和展望》，《天津商学院学报》1998年第3期。
　　（14）王哲、王玉茹：《购买力平价法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运用初探中国经济史研究中GDP估算笔谈之三》。
　　（15）麦迪逊著、吴晓鹰译：《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9602030》，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5页。
　　（16）GregoryClark，BookReviews，TheJournalofEconomicHistory，69（4），（Dec2009），11561161。
　　（17）GiovanniFederico，Theworldeconomy02000AD：Areviewarticle，EuropeanReviewofEconomicHistory，Vol。6，No。1（April2002）。
　　（18）LeandroPradosdelaEscosura，InternationalComparisonsofRealProduct，18201990：AnAlternativeDataSet，ExplorationsinEconomicHistory，37，2000，141。
　　（19）刘逖：《前近代中国总量经济研究（16001840）》，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年，第25页。
　　（20）李伯重：《“选精”、“集粹”与“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对传统经济史研究方法的检讨》，《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
　　（21）包伟民：《唐宋城市研究学术史批判》，《人文杂志》2013年第1期。
　　（22）吴松弟：《宋代户口调查统计制度研究述评》，包伟民主编：《宋代制度史研究百年》，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23）李华瑞：《抄劄救荒与宋代赈灾户口的调查统计》，《历史研究》2012年第6期。
　　（24）吴松弟：《中国人口史》第三卷《辽宋金元时期》，“赈济户口统计系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6页。
　　（25）望江湖：《富甲天下的大宋王朝》，《商业文化》2008年第12期。
　　（26）李伯重：《中国的早期近代研究1820年代华亭娄县地区GDP研究》，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7页。
　　（27）吴承明：《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