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庆平：《中国古代社会性贪污成因研究》序

　　温克是我的博士生，也是其中年龄最大的一位。在我的印象里，他是一位有毅力、很顽强、不服输、善钻研的人。温克本书是在他博士论文基础上完成的。不同于我的其他学生，温克有较广泛的社会实践经历，特别对贪污危害有亲身体会，他在一定意义上是抱着研究和揭开中国古代社会贪污成因的目的来北大历史系读博的。
　　中国贪污源远流长，王亚南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中指出：中国一部二十四史，其实是一部贪污史。纵观历史上诸多王朝，基本都以反贪起家，以贪污结束。这引发了许多人的思考和研究，但大多局限于政治制度史角度。从阿克顿勋爵说出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的名言后，实际上已给政治与腐败之间关系的研究画上了阶段性句号。要想继续突破，从文化研究入手至关重要。而文化研究是一个浩瀚的工程，需要了解从思想到宗教、经济、政治、社会、军事、教育、科技和习俗等各领域的发展状况，从而掌握古代社会成员的真实生活。这绝非一条通途，充满了荆棘和挑战，尤其是对已届知天命之年的温克同学来说更是如此。从本书里，我们不难发现任务之艰巨，并非一部博士论文所能承载，当然这也构成了本书具有很强综合性和反思性的可贵特色。
　　为了实现突破，作者把研究范围扩大到史前人类文明，从宗教、等级文化和政治的起源中寻找研究灵感。本书的重要创新之处是作者挣脱了玄学的束缚，把老子《道德经》的天之道、人之道和天人之说置于人类社会发展时空中，重新梳理了道与术的关系，对不同道下的政治做了自己的描述和解释。作者认为这是人类社会两个不同发展阶段的分配制度，天之道是原始民主社会阶段的分配制度，强调公平优先；人之道是君主制社会的分配制度，意在掠夺效率。天之道下无贪污，贪污是人之道社会的产物。礼制是人之道的具体体现，是贪污产生的根源。作者发现一个政权的生命周期与社会财富的集中速度和集中程度有关，这与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Acemoglu）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权力、繁荣和贫穷的起源》（WhyNationsFail：TheOriginsofPower，Prosperity，andPoverty）里提出的论点有异曲同工之妙：一个国家的兴盛或衰亡，关键要看其管理体制是普惠性还是压榨性的。因此，作者从一切政治制度都是社会分配制度的认识出发，把社会分配制度确定为分析贪污形成的坐标，提出了治贪必须变道的主张。
　　中国古代社会成员长期挣扎在人之道社会的生存线上，由此形成了生存优先的伦理文化。受告子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的启发，作者力图从环境对人性影响的角度找到贪污的动机，提出了生存伦理的理论，认为贪污规模的大小与人的生存状态有关。生存伦理是人类社会伦理的底线，再往下是动物世界。当社会普遍处于生存状态时，伦理也是脆弱的，贪污大行其道。当社会进入小康后，社会伦理会自然提升，包括贪污在内的各种恶行会逐渐减少。作者认为随着财富的集中，社会将出现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两种状况。绝对贫困指社会底层民不聊生，相对贫困指统治集团入不敷出。一旦到了这个阶段，贪污即呈现出社会性，庙堂上下无官不贪，江湖之中无人不想贪。社会伦理是社会发展的风向标。作者指出缺乏社会生存的基本保障是加重贪污行为的推力，而骄奢腐败的生活则是加重贪污行为的拉力。解决之道是建立一个差富均安的社会。
　　任何事物的形成都不是由个别、孤立的因素所决定，而是由各种综合因素的合力所造成。作者通过对明代生产力、社会保障制度、俸禄制度、监察制度、监阁制度、朝廷宗教政策、社会生活方式等方面进行了全景式的扫描分析，用不少生动案例向读者展示了明代社会财富流动的路径和原因。明代社会是我国古代社会很有特点的一个发展阶段，它不仅建立于君主制的鼎盛阶段，而且是极具贪污典型性的王朝，有着从清到浊、从俭到奢的完整过程。从开国皇帝朱元璋到亡国之君朱由检都曾为贪污问题大费周章，伤透脑筋，开创了许多治贪之最。法网之严密，手段之残酷，皆为登峰造极之作。但到了晚明，国家法度废弛，纪纲失衡，社会上至士大夫下至市井小民无不僭越，无不求利。贪污无疑是把上下有章，等威有辩的治世变成士庶敢于犯上，寖成乱阶的衰世的重要推手。
　　本书论点鲜明，史料翔实，论证严谨，剖析透彻，对贪污的危害认识深刻。光是400多部参考书和论文及1600多个注释就可见作者所下功夫之深。阅读本书，可感受到作者涉略广博，知识全面，有宏大的思考纵深和广度。作者不囿于传统的史学研究方法，还恰当地运用了国外的学术思想，特别是经济制度史方面的理论成果，来解释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规律。本书不仅在中国古代贪污成因研究方面有所突破，而且在中国古代政治、经济、社会和科技研究等方面也有独到见解。确实是彰人耳目，发人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