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树山：汉武帝和他的丞相们

　　公元前91年初春，奉汉武帝诏敕，大汉丞相公孙贺被逮捕入狱。在狱中，有司穷治其罪，他和儿子公孙敬声受尽了凌辱和拷打，最后，父子双双死于狱中。汉武帝犹恨意难消，下旨将公孙贺全家灭族。这不是汉武帝杀的第一个丞相，当然也不是最后一个。随着皇帝春秋渐高，他的性情越来越乖戾和残暴，位居群臣之首的丞相和其他庙堂大臣，因小过或无罪被诛戮者日渐增多，公孙贺不过是其中的倒霉蛋之一。
　　公孙贺本有着堂皇的门第和显赫的人生。他的祖父公孙昆邪在汉景帝时为陇西太守，吴楚之乱时，拜为将军，因平叛有功，封为平曲侯。出身侯门的公孙贺少年时即为皇家骑士，出入宫阙。武帝刘彻为太子时，他入选太子舍人，陪侍太子游宴射猎，混得很熟。公孙贺不是读书人，没有庙堂之才，但是，英雄何须读书史，马上自可建奇勋。公孙贺为骑士时，就曾多次随军出征，屡立战功。武帝即位后，迁为太仆，官列九卿。武帝拔擢他至高位，除了他是老熟人外，还有一层关系，即公孙贺后来娶了一个身价骤贵的夫人，此女即汉武帝皇后卫子夫的大姐卫君孺。既为皇帝连襟，当然倍受宠信。不久，公孙贺出任轻车将军，驻军马邑，四年后，率军出云中，手握军权，成为边鄙重臣。五年后，拜车骑将军，随大将军卫青出征匈奴，因军功封侯。后又多次统军出征，尽管中间曾因小过被削夺爵位，但始终位居要津，荣宠不衰。再后来，终日战战兢兢，虽熬到衰年却不得退位的丞相石庆死去，汉武帝命他为相，并二次封侯。公孙贺位极人臣，按说应该兴高采烈，可他却在皇帝面前伏地不起，涕泣交流，叩头不止，说：“臣本边鄙之将，以鞍马骑射为官，无才无德，实不堪丞相之任！”皇帝及左右臣僚见公孙贺哭得如此伤悲，也不由得感动下泪。皇帝命侍从：“扶起丞相。”侍从去扶他，公孙贺却死活不肯起来接相印，皇帝无奈，起身离去，公孙贺这才不得已起身接了相印。出得宫来，左右问：“皇帝拜相，乃荣宠之事，何哭之悲也？”公孙贺回答说：“主上贤明，臣本不称丞相之职，负此重责，从此危乎殆哉！”此言足见公孙贺亦非颟顸之辈，他不傻，知道汉武帝这个主儿不好侍侯，所谓伴君如伴虎，虽然位居丞相，稍不如意，随时会带来杀身之祸。
　　公孙贺此言并非空穴来风，在这之前，已有李蔡、严青翟、赵周三位丞相联翩下狱而死。丞相石庆老迈，上疏请求退休，皇帝亲下手诏，讽刺挖苦，严厉谴责，出语苛毒，石庆以为他“归丞相印，乞骸骨归，避贤者路”的请求得到了批准，要呈还印绶。丞相掾史看了皇帝手诏，说，皇帝话说到这个份儿上，哪里是让你卸职归家，你要是明白人，应该引咎自裁才是啊！石庆吓坏了，哪里还敢提退休的事，第二天就硬撑着上班去了。好歹又撑了三年，死在了丞相任上。前任经历昭昭在目，公孙贺心中恐惧，视丞相如备杀之囚，所以他哀告哭泣，不肯接任，皇帝拂袖而去，这才不得已接了任。
　　“从此危乎殆哉！”公孙贺之言如同巫咒，尽管他战栗惶悚，日夜忧惧，大祸还是不期而至。他上位丞相后，他原来的太仆之位由儿子承继，父子同列朝班，表面上堂皇荣耀，但高危易倾，物极必反，乃世之常理。自己万般小心，尚有不测之虞，况自蹈死地乎！事情出在他儿子公孙敬声身上。由于自小生在王侯之家，又与皇家有姻亲，公孙敬声是个养尊处优，骄奢不法的纨绔子弟。尽管汉代有举孝廉的人才察举制度，但重要显赫的职务多授予外戚、重臣和权贵子弟。公孙敬声虽无才德，却填补了父亲留下的太仆之位的空缺。他利用职务之便，私自挪用了一千九百万的军费，事发后，进了大牢。当时朝廷正在追捕一个名为朱安世的黑社会老大，此人大名鼎鼎，人称“京师大侠”。因久捕不得，皇帝很恼火。公孙贺救儿心切，向皇帝提出由他亲自督办此案，条件是朱安世归案后，请赎儿子敬声之罪。皇帝看在亲戚的份上，竟然答应了他的请求。不久，朱安世果然被逮捕归案。朱归案后，听说丞相想拿自己之头赎儿子之罪，他笑了，说，事情没那么简单，丞相这下怕是摊上大事儿了！于是，朱安世于狱中告发公孙家三事：一是公孙敬声与汉武帝之女阳石公主私通，二是使巫覡作法诅咒皇帝，三是在皇帝去往甘泉宫的路上埋下偶人，以恶言咒帝。此事非同小可，有一桩坐实就是灭族之罪。有司立即呈报皇帝，于是，公孙贺不但没救出儿子，自己反倒随后进了大牢。奇怪的是，朱安世这个社会边缘人的揭发竟然件件属实，父子两人被严刑拷打，长久折磨后皆瘐死狱中。汉武帝春秋渐高，他原本就怕死，一直祈望升仙永生，所以对神仙方术很是迷信，越年长越怕死，如今升仙得道的事久不应验，竟然有人用巫蛊之术咒他速死，他岂能不怒火中烧！于是，他下令将公孙贺全家灭族，两个与人私通的女儿阳石公主和诸邑公主一并杀头。当然，皇后的大姐公孙贺的夫人也被杀了。卫家被处死的还有一个人，即已故大将军卫青的侄子长平侯卫伉，据说他也卷入了与公主通奸及巫蛊案中。但这只是一个开始，其后不久，巫蛊之祸所连及的皇后、太子一家几乎尽被杀死。（参见拙文《汉武帝晚年的巫蛊之祸》）
　　公孙贺死后，皇帝四顾，几无可信之人，自己的连襟姻亲尚包藏祸心，谁又是忠心耿耿的股肱之臣呢？想来想去，提拔了自己的刘姓宗亲刘屈牦为相。刘屈牦是汉武帝庶兄中山靖王刘胜之子，依辈分应属汉武帝的侄辈。刘胜妻妾甚多，耽于酒色，史载有子一百二十余人，刘屈牦即一百二十分之一。其为相时，刘胜已死，刘屈牦以皇帝近支，时任涿郡太守，当属地方大员（《三国志蜀书先主传》称刘备家涿郡涿县，乃刘胜之子刘贞之后人，贞封涿县陆城亭侯，因罪失侯后世居涿县，多代之后，产下刘备。刘胜之子多至一百二十余人，当为汉代诸侯之冠，安排他们也是国家之负累也。刘贞刘屈牦兄弟俱安排在涿郡，一为太守，一为亭侯，刘贞虽失侯却得活命，所以后世子嗣出了个刘备，尽管微贱时卖过草鞋，后也终支起一个刘姓小朝廷，成为三国鼎立之一足）。
　　刘屈牦接任丞相的这年秋天，巫蛊之祸闹大了。被汉武帝信重主持查蛊的江充想害太子刘据，栽赃说太子宫中埋有偶人诅咒皇帝。时汉武帝在甘泉宫养病，内外隔绝，皇后太子派出的使节皆不蒙召见。太子无以自白，发兵诛杀江充。太子兵入丞相府，刘屈牦吓跑了，连丞相印绶都丢掉了。江充一派的人向汉武帝汇报说太子造反，汉武帝问丞相何在？回答说：“丞相保密，不敢发兵。”汉武帝大怒，说：“事已纷乱如此，尚何秘可言？丞相无周公之风矣，周公不诛管蔡乎？”马上下达了围剿太子的平叛令。汉武帝离开甘泉，驾临长安城西的建章宫，调集部队，亲自指挥作战。刘屈牦接旨后，率百官僚属和太子展开了殊死搏斗，大战五日，死者数万人，都城内处处伏尸，血流入排水沟中。后加入丞相军队的人越来越多，太子落败，逃出城去，隐蔽多日后，暴露行踪，在地方官的围捕中自缢身死，太子的两个儿子并皆遇害。汉武帝命人入皇后宫收皇后玺绶，卫皇后自杀。奉皇帝之命，丞相刘屈牦打败了太子，似乎应该算立一大功。但皇帝很快醒悟了，太子是被江充陷害致死的。所以，刘屈牦的平叛之功在皇帝那里自然打了折扣。太子皇后俱死，汉武帝迁怒于人，江充被灭族，参与陷害太子的人尽被诛杀，刘屈牦虽暂未获罪，但他的日子显然不好过。第二年，贰师将军李广利奉命出征匈奴，丞相刘屈牦为之饯行，送至渭桥。将别之际，李广利对刘屈牦说：“愿君侯早请昌邑王为太子，如立为帝，君侯长何忧乎？”卫太子刘据刚刚在巫蛊之祸中被杀，李广利就和刘屈牦筹谋起立太子的事来。原来昌邑王刘髆乃李广利妹妹李夫人所生（李夫人还有一个哥哥李延年，著名的歌舞艺人，被封为协律都尉，秩比二千石，但此时武帝宠幸的李夫人已经死去了），而李广利之所以敢对刘屈牦谈立储之事，乃因刘李二人乃儿女姻亲，李广利的女儿即屈刘牦儿妇。如果昌邑王得继大统，从政治利益考量，刘李二人皆为赢家，所以刘屈牦满口应承。但刘屈牦虽挟宗亲之重，位列丞相，但他在皇帝面前并无什么分量，他不断遭到皇帝的责谴，已身心俱疲，穷于应付，哪里还敢在皇帝面前提立储的事。因太子被杀，汉武帝正处于无穷的愧悔和懊恼之中，身为率军和太子相杀的丞相，已身处罡风烈焰之中，自身难保，安敢再提新立太子这样敏感的话题，触皇帝的椎心之痛？但是，既和李广利有此言，也就是给自己身上拴了个炸弹，不久，炸弹终于引爆，内廷的一个官员就将此事告发。除了这一条，还有一条同样致命的重罪：刘屈牦的夫人因刘连受皇帝责谴，身家性命旦夕难保，恨皇帝速死，因此“使巫祠社，咒诅主上”。汉武帝闻此，暴跳如雷，下令以厨车（拉肉类及食物之车）拉刘屈牦游街示众后，腰斩东市。刘的夫人被枭首长安华阳街。李广利全家也被收捕。李广利闻此，率部队投降了匈奴，李家也全族覆灭。
　　刘屈牦等被杀后，汉武帝心情更加恶劣，丞相的位子暂时空置。皇帝日夜思念太子，在太子殒命的地方修了一座望子台，还命人修了一座思子宫，经常一个人登临高台，在悲风飒飒中久久伫立，涕泗交流，或者把自己关在思子宫里，枯坐徘徊，他杀了很多令他烦厌的大臣，但仍难排解心中的伤痛，而这种痛是没有人可以倾诉的。这时候，他收到了一份奏疏，展开一看，是为太子辩冤的，言辞颇为恳切，上书的臣子说，他是梦见一个白发苍苍的耄耋老人教他如此这般上书皇帝的。皇帝被这封奏疏打动了，立刻召见上书人。此人乃位卑小臣，是高皇帝庙寝的守墓郎，名叫车千秋，长得身材魁伟，仪表堂堂。汉武帝见而悦之，多少时日深埋心中无人倾诉的痛苦终于有人替他说出来了，他觉得自己孤独痛楚的心灵得到了抚慰。皇帝说：“父子之间，人所难言也，公独明其不然。此高庙神灵使公教我，公当遂为吾辅佐。”立拜车千秋为大鸿胪。数月之后，车千秋即代替刘屈牦，官拜丞相，封为富民侯。车千秋既无过人之才能，又无庙堂帷幄之谋，战场攻伐之功，仅以一言中皇帝之意，所谓挠到了痒处，数月之内，取相封侯，“世未尝有也。”汉武帝如此草率封相，还遭到了匈奴单于的嘲笑，使者至匈奴，单于问何人为相，使者答车千秋，单于未闻其人，问以何故封相，答以上书言事。单于笑道：“苟如是，汉置丞相，非用贤也，妄一男子上书即得之矣。”使者还，道单于之言，汉武帝羞恼，要治使者辱命之罪。后来大概觉得单于之言也是实情，与使者无干，也就不了了之了。
　　车千秋在丞相任上，见武帝脾气暴戾，诛杀大臣，且心情抑郁，无以排解，国家朝野上下充满戾气，便与大臣们联名上书，请求皇帝施恩惠，缓刑罚，养志安神，有空多听听音乐，宽解自己的心情，养好身体。武帝回复，谈了巫蛊之祸给他造成的无法平复的心灵隐痛，说数月以来，他每天只吃一顿饭。而且，巫蛊至今未除，还是不断有人用此邪术诅咒他，“阴贼侵身，远近为蛊，朕愧之甚，何寿之有？”君临天下半个世纪之久的汉武帝封禅泰山，四方征伐，迷信神仙，祈望长生，宫观楼台，奢靡绮丽，赏罚由心，杀剐随意，言出法随，臣民慑伏，雷霆之怒，国中震恐，上至皇后太子，下至臣民百姓，遭无妄之祸而命丧沟壑者何止千万，晚年成为真正的孤家寡人，恨其速死者遍布朝野。他的心境如此苍凉悲苦，身体也每况愈下，不久就呜呼哀哉。车千秋成为他在世时最后一个丞相。
　　汉武临朝以来，下令诛杀的有五个丞相（御史大夫等其他重臣不在其内），有的还遭到灭族之祸。那么，他难道没有信重的丞相吗？有，公孙弘是唯一的一位。此人原来是个放猪的，四十多岁时，开始学《春秋》等儒家经典，六十岁那年，招贤良文学士，中选为博士。为使匈奴，回来述职时不合皇帝意，皇帝发怒，公孙弘害怕，以有病为名跑回了老家。本来他的仕途之路已经终止，可是后来郡国举贤良文学又把他推荐了上去。他推辞说，以前出使匈奴，差点获罪，证明自己能力不行，还是另选别人吧。可能是实在无人可选，公孙弘第二次被推荐了上去。这次他时来运转。武帝下诏求问天文地理，古往今来治道之本，让举荐上来的人“详具其对，著之于篇”上奏皇帝，由皇帝亲览，其实相当于后代的廷试。参与策试者百余人，主持其事的官员认为公孙弘的章奏不好，把他的名次排在了后面，可是武帝阅后，却把他拔擢为第一名。皇帝召其入见，见其风度不凡，复拜为博士，待诏金马门，成为后备干部。公孙弘见作文议论可以升官，愈发努力，连续上书，博武帝欢喜，职位也不断升迁，一年之内，官至左内史，数年内，迁御史大夫，不久即以高年跃居丞相。
　　凡封丞相，原先得有爵位，公孙弘未曾封侯，武帝打破惯例，对公孙弘先拜丞相后封侯，可见眷宠之深。公孙弘真以才德博帝王之宠吗？很多有才德的人仕路蹭蹬，甚至丢掉了性命，为何公孙弘独能平步青云？那是因为公孙弘老奸巨滑，善处庙堂之间，知道如何讨好君主，讨其欢心。“每朝会议，开陈其端，使人主自择，不肯面折廷争。”把自己的主意一二三列出，让帝王自己决策，决不因意见不同，坚持己见，和人争执。既得筹谋之实，又不担任何责任和风险。他还会利用别人当“枪手”，大臣汲黯就常被他利用，二人商议好向皇帝奏事，见帝后，他推汲黯先说，自己看皇帝的反映在一边“溜缝”。有时与公卿大臣商量好的事情，到了皇帝面前，立刻见风使舵，“皆背其约以顺上指。”出卖了大家，站到了皇帝一边。气得汲黯当场揭他的老底：“齐人多诈而无情，始为臣等建此议，今皆背之，不忠。”皇帝当场问公孙弘，公孙弘却虚晃一枪：“夫知臣者以臣为忠，不知臣者以臣为不忠。”一句话，我是没有原则和操守的，只是无条件站在皇帝一边，你要知道我的苦心就认为我忠，不知道我的苦心，就认为我不忠。这种死心塌地的奴才心态自然得到了汉武帝的认可。大凡刚愎自用的君主，皆用奴不用才，所以，公孙弘才在汉武帝面前屹立不倒。汲黯看穿了他欺诈阴骘的本性，向皇帝举报说，公孙弘居高位，俸禄甚多，却以粗布为被，此饰俭以为诈，其心不端。皇帝问公孙弘，公孙弘回答说：有这回事，在大臣中，我与汲黯是最好的朋友，了解我的也只有汲黯，他所说的完全属实，而且一语中的。居三公之位却以粗布为被，就是想沽名钓誉。没有汲黯，陛下安闻此言？以守为攻，以退为进，反把汲黯的告发化于无形。皇帝认为公孙弘有谦让之德，更加重视他。看穿公孙弘本质的，不止汲黯一人，董仲舒就认为他是一个谄谀君主的小人。董仲舒与公孙弘齐名，但董连个庙堂之官都没混上，只能到诸侯国去任职。公孙弘外表宽仁，内藏忌刻，凡与其有过节的，表面与之相善，迟早必加报复。大臣主父偃就因得罪他被杀。当然他也没忘了心头之患董仲舒，董虽然权力上无法与之抗衡，但学问才华过之，他向皇帝建议，把董仲舒派往胶西为相。胶西王是汉武帝之兄，残暴嗜杀，多行不法，杀了很多朝廷派去的官员。公孙弘想借胶西王之刀取董仲舒之头。董仲舒最后借病退隐，绝了仕途之念，才保得一条性命。
　　以上可见，汉武帝时代，丞相的取舍去留，身家性命，尽操帝王之手。相权与帝权是否能分立制衡呢？回答是否定的。钱穆先生极力推崇中国王朝的宰相制度，说：“我们可以说，中国自秦以下，依法制言，是王权相权骈立并峙的。王室与政府有分别，自秦以下，早有此观念，而且此观念极为清晰。王室世袭，表示国运之绵延。宰相更叠，则为政事之时新。”他并且认为中国王朝的宰相制度“在西方历史上很少有同样的制度堪与相比。”对之推许无以复加。据此，钱穆先生断言中国王朝不是帝王专制的社会，“倘使我们说，中国传统政治是专制的，政府是由一个皇帝来独裁，这一说法，用来讲明、清两代是可以的，若论汉、唐、宋诸代，中央政府的组织，皇权、相权是划分的，其间比重纵有不同，但总不能说一切由皇帝专制。”因为朝廷设宰相之位，就认为皇权相权“骈立并峙”，中国王朝不是帝王专制的制度，揆诸史实，窃以为此论不能成立。李斯乃有名的秦相，不能阻胡亥之篡位，当胡亥在赵高的操弄下，专权肆暴时，李斯被迫上书，为暴君肆虐立论，云：“是以明君独断，故权不在臣也。”其后，身且不免，与其子并被腰斩咸阳，其“出上蔡东门逐兔”之叹，乃千古臣子摧肝伤心之悲也！其与谁“骈立并峙”哉？至于汉武与宰相之关系，已于上述，哪个宰相敢拂帝王之意而“为政事之时新？”似未之见也。公孙弘为相时，得帝王信重，“开东阁以延贤人”，不过是养些吃闲饭的门客，并非是组阁行政。等到李蔡为相，中经几任，直到石庆，“丞相府客馆丘墟而已”。到了公孙贺、刘屈牦这两任，丞相府已颓败成为“马厩车库奴婢室矣。”所谓丞相不过就是点卯应差而已。稍不如意，命且不保，在帝王面前，就是战战兢兢的奴才。钱穆先生引证诸葛亮《出师表》“宫中府中，俱为一体”，解释说：“宫即指皇宫，府即指政府言。可见在中国传统制度及传统观念下，此宫、府两机构是有分别的，而又可调和和融通的”。但诸葛亮此言似非此意，他下面的话是“陟罚臧否，不宜异同”。是告诫后主刘禅要公平对待臣下，“俱为一体”乃是强调王朝是在皇帝一元化领导之下。宋人程颐说过：“天下治乱系宰相。”有学者考证出在宋代，宰相在治国理政上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以皇帝名义发出的诏书必须有宰相的副暑，才得以成为朝廷正式的政令，宰相有时甚至否决帝王之旨。这是士大夫势力强大后与皇权博弈，宋代皇室让渡部分权力的结果，它并没有形成治统影响后来的王朝。朱元璋建立明朝后，连杀李善长、汪广洋、胡惟庸三任宰相，自胡惟庸被诛后，丞相之位废而不设，君主乾纲独断。以后历代王朝乃至不叫王朝的王朝，没见过哪个丞相敢跟皇帝叫板。钱穆先生说：“像法国路易十四所谓‘朕即国家’之说，在中国传统意见下，绝难认许。”中国历史上强调皇权至上的话不胜枚举，“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不但观念上如此，在政治实践中，中国王朝帝王专制的历史绵延久远，无论执政者还是普通百姓，它所形成的皇权观念深入骨髓，难以祛除，这正是当代中国政治转型滞缓艰困的主要原因。
　　2014年7月27日于威海贝舍书屋
　　发表于《同舟共进》2014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