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德平：汉兴三诏（一、二）

　　汉代的兴盛和三个诏书有重要的关系。这是指汉文帝的《议佐百姓诏》，汉景帝的《令二千石修职诏》和汉武帝的《求茂才异等诏》。
　　《议佐百姓诏》颁布于西汉后元元年，公元前163年。全文191个字，没有一句空话、套话、废话。
　　《议佐百姓诏》全文如下：
　　间者数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灾，朕甚忧之。愚而不明，未达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过与？乃天道有不顺、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废不享与？何以致此？将百官之奉养或费、无用之事或多与？何其民食之寡乏也？
　　夫度田非益寡，而计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于古犹有余，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无乃百姓之从事于末、以害农者蕃、为酒醪以靡谷者多、六畜之食焉者众与？细大之义，吾未能得其中。其与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土议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远思，无有所隐。
　　诏书第一个特点就是诚恳。汉文帝说自己很愚钝，有一问题总想不明白，不知原因何在？
　　愚而不明，未达其咎。所以请朝廷官员，有爵位者，掌握文献资料的博士广泛讨论，充分发表意见，观点不必隐瞒，率意远思，无有所隐。汉文帝确实不耻下问，真心实意，态度非常诚恳。
　　诏书第二个特点，就是关注民生，汉文帝一直追问何其民食之寡乏也？接着他提出了十三个问题，自己思考，也请群臣讨论。自己方面的原因值得检讨的有两条，属于客观原因的有四条，官员方面有两条，百姓方面有三条。
　　诏书第三个特点，就是会算经济账。汉文帝认为本朝的粮食应该不成问题。因为他算过账：测量后的农地总量没有减少，清点过的民户没有增加，以口量地，其于古犹有余，而食之甚不足。这不奇了怪了吗？账目清楚，那么其咎安在？一定有深层的原因没有找到，他力求解决这一问题。
　　诏书第四个特点，就是他很自信。他承认这些年来粮食收成不好，但他未委过于天灾疾病，他首先问群臣，是否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过与？即我的治国战略是否有过失，我的施政力度是否有偏差？汉文帝的意思是请群臣寻找问题，包括你们可以找我的问题！这就是他发诏书的自信所在。
　　汉文帝找到了原因，并实行了具体两条措施以求解决百姓的粮食问题。现姑且概括两点：
　　第一，与民休息，安民惠民。
　　汉文帝明白秦亡汉立，皇朝更迭后，死者未葬，伤者未起，流民还未归还田园的情况，所以必须要采取与民休息、安民惠民的国策，并实行了大胆的粮税改革措施。他首先减少土地税，税率从粮食收获量的十五税一，减为三十税一。算赋即人头税，也从每年一百二十钱减为四十钱。个别年份还全部免除田税。准许私人开矿，发展盐铁之利，缩短丁壮男子的徭役时间。这种政策使大批流民归还田园，开荒种地，发展工商，百姓的口粮逐渐充裕了，添丁加口的户数增多了。
　　这些措施在此诏书之前，就已发布、实行若干年了，虽有进步，只不过汉文帝也是一个急性子的人，还认为效果不明显，所以又下此诏。
　　第二，黄老刑名，守法无为。
　　汉初的皇帝均好黄老刑名之学，即守法无为的思想。其中最为模范的人物就是汉文帝。汉文帝之所以能够颁发此诏，有一前提，就是在他即位之初，就废除了暴秦诽谤妖言之罪名，对他本人的批评也不称诽谤，他还常说凡属臣下工作中的错误，皇帝都应负总责，所以臣下才能对治国之策大胆提出不同意见，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年轻的贾谊。贾谊上疏的《过秦论》、《论治安策》都是封建王朝的经典宏文。
　　一起案件，廷尉张释之和汉文帝发生了矛盾，汉文帝要对犯人处之死刑，廷尉张释之却主张轻判罚金。张释之最后说：法律是天子和天下人共同制定的，如果按陛下之意改变法律，臣民就会对法律失去信任，是否要这么做呢？汉文帝听后表示：廷尉做得对！黄老刑名、守法无为的理念和营造的环境，使他耳聪目明，获得大量真实的信息。他的治国方略和措施才没有脱离实际。
　　汉文帝之后的汉景帝刘启，延续了父亲的治国方略，并在若干方面又有进一步的发展。致使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个文景之治的繁荣时期。那时官府的粮库仓满库盈，以致陈粮年年霉变；钱库的铜钱堆积为患，以致穿钱的麻绳多有腐烂；民间养马40多万匹，整个社会充满了活力。
　　但是历史另有一面不可忘记的景象，文帝时代的宽松政策固然使生产力大有发展，但土地的兼并，贫富的分化，商业资本加大对农户的盘剥也同时出现。妖言诽谤罪名虽然取消，但妖言诽谤现象仍然存在，并酿成大祸，英武一世的汉武帝最终还是受到江充等人蛊惑妖言的绑架，逼死戾太子，造成家庭悲剧，也使国运受到严重影响。
　　统观封建王朝，治世也好，乱世也好，其基本矛盾一直存在于封建统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关系上。汉文帝的《议佐百姓诏》，虽然能广纳群言，开放言路，关注民生，与民休息，在国家财税徭役方面给农业生产和农民生存方面开阔了更大空间，他仍无力解决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但他缓和、调节了这类矛盾。他做到了这点，所以他就是一个值得肯定的历史人物。传统的说法，他是一个明主贤君，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一位开明的政治家。他颁布的《议佐百姓诏》，就像他常年穿的衣服那样简朴，没有任何纹饰，却永载史册。
　　《议佐百姓诏》注释：
　　间（jin）：近来。比：近来，连续。登：作物的成熟和收获。
　　咎：灾祸、祸根，也可引申为过失。这句是说，不明白它的祸根所在。
　　度（du）田：丈量土地。
　　末：古有士、农、工、商的顺序，商排最末尾。有轻视商的意思。
　　蕃：繁多。
　　醪（lo）：酒。靡（m）：浪费。
　　六畜：即马、牛、羊、鸡、犬、豕。
　　义：道理，意义。
　　二千石：汉代内自九卿郎将，外至郡守，俸禄为二千石。即月俸百二十斛，这里是以禄俸为职务的代称。
　　博士：秦及汉初立博士，掌管古今史事待问及书籍典守。到汉武帝时，设五经博士，置弟子员，此后博士专讲经学传授，与文帝、景帝时的博士制度有区别。
　　《令二千石修职诏》是汉景帝于西汉后元二年，公元前142年的一道诏书。刘启在位十七年，这是他去世前一年颁布的诏书，全文183个字。
　　全文如下：
　　雕文刻镂，伤农事者也；锦绣纂组，害女红者也。农事伤，则饥之本也；女红害，则寒之原也。夫饥寒并至，而能无为非者寡矣。朕亲耕，后亲桑，以奉宗庙粢盛祭服，为天下先。不受献，减太官，省繇赋，欲天下务农蚕，素有畜积，以备灾害；强毋攘弱，众毋暴寡，老耆以寿终，幼孤得遂长。今岁或不登，民食颇寡，其咎安在？或诈伪为吏，吏以货赂为市，渔夺百姓，侵牟万民。县丞，长吏也，奸法与盗盗，甚无谓也！其令二千石修其职！不事官职耗乱者，丞相以闻，请其罪。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诏书第一个特点，就是守法有为。汉景帝继承了其父汉文帝治国理政的理念，关注民生、与民休息、生活节俭、亲履农桑，寻找施政的误咎，就是行文造句也学汉文帝。古人有种说法，怎样的皇帝才称得上好皇帝？敬天法祖，下视听上，垂衣拱手，没有苛捐杂税，就是好皇帝。汉景帝亦步亦趋在文帝之后，确实少有创新，垂拱无为，但在官吏的治理上，最后他还是很有作为的。司马迁说：“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现在的历史学家认为《孝景本纪赞》、《楚元王世家赞》、《匈奴列传赞》等篇皆述此理。汉景帝尽管错诛晁错，但他知错改错，深刻的教训告诫他，法令和任用官员是多么重要。这份诏书就是他垂拱治国十几年有所不为，而又有所为的经验教训的总结。
　　诏书第二个特点，就是汉景帝接受了晁错的“贵粟论”。诏书上的开篇第一句，即是“雕文刻镂，伤农事者也；锦绣纂组，害女红者也。农事伤，则饥之本也；女红害，则寒之原也”。汉代管理农业社会生产的最高官员为大司农。经费的主要收入则为农业人口的田赋、算赋、口赋。所以专制的农业社会，总希望农业人口不断增长，自耕农越多越好，人口越多国家的税赋也越多。在汉景帝看来，汉朝开国之初，他爷爷刘邦乘车“不能具钧驷”，他父亲刘恒“常衣绨衣”。对大工商业者重利豪富的伤农行径，他是力主限制、压制的。这是他重农、保农、扶农的开明政策。
　　诏书的第三个特点，就是汉景帝具有唯物论的治安观。他在诏书中说：“夫饥寒并至，而能无为非者寡矣。”“为非者”即是那些违反法律治安的人。在他看来，百姓若不得温饱，则“为非者”就不会少，若长期处于饥寒的境地，那秦末农民起义就是举国“为非者”的大起义！和唐太宗一样，都能以农民起义为戒，以唯物论的观点看待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他们都是统治阶级中的明君，不是一味认为世世代代天祐永祚的帝王！
　　诏书的第四个特点，就是汉景帝清楚认识到封建王朝官吏的重要性。汉景帝敏锐的发现随着农业、工商业迅速发展，官员们“或诈伪为吏，吏以货赂为市，渔夺百姓，侵牟万民”的现象大量出现。此话的意思是品行奸诈虚伪的人做了官吏，官吏又以贿赂财物“而行请托”，破坏市场交易，这就像鱼肉百姓，就像蚕食稻根的牟虫！这是一种什么行为呢，汉景帝认为，这就是官吏知法犯法，帮助盗贼去盗窃。应该说汉景帝对贪官污吏的认识是相当深刻、非常到位的。汉景帝即位之初，便有吴楚七国之乱。他当时的态度是软弱和期待妥协了事的。虽然以后吴楚叛乱平息，但是中央集权的安危一直是汉景帝心中挥之不去的阴霾。他看到官吏鱼肉侵牟百姓的恶例一定不少，时间一定不短，为家国社稷的长治久安，他决定整饬吏制，但怎么整饬，何时进行，似乎他犹豫了很长时间，直至他在位的最后一年才下定决心，突破了他垂拱无为的消极一面。
　　汉景帝决心肃清官场积习，整饬腐败的第一招，也是最后一招就是颁发《令二千石修职诏》。我认为诏书有两点意义，值得今人研究。
　　第一，知存亡之道，以法治官。
　　二千石者，是指年俸二千石、月俸百二十斛等级的官员群体。具体讲就是全国各郡的郡守，诸侯国的国相，相当于今天的省部级干部。汉景帝要求他们“各修其职”，意即每个二千石官员都要明确、坚守、完成自己之职。“职”的含意很广，如职务，官员是否尽职于朝庭公务；如职权，官员是否越权、擅权，变公权为私权；如职分，犹职责，这是体现官员的忠诚良心所在，诸葛亮的职分观是：“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如职志，职志最原始的意义是旗帜，可引申为职务、职权、职责的最高宗旨和方向，是军中、皇朝极具尊严的象征。旗帜若被敌人获掠则是莫大的耻辱，如果旗帜折损则是莫大的凶兆，如果改旗易帜那将意味着主人、主权的更替。
　　当刘邦起义，还是沛公的时候，军中掌管旗帜的主官是周昌，即开国时的御史大夫、国相。“沛公以周昌为职志。”那么周昌掌管的旗帜是什么颜色的呢？汉代文献记载刘邦起义造反时，自认“赤帝子”，建立的汉朝又称炎汉，炎汉在天命五行中尚红，所以我认为周昌主管的旗帜应是红色。
　　我想汉景帝要求二千石修其职的诏书，包含的内容涉及到职务、职权、职责、职志诸方面。如果官员“不事官职耗乱者”，即失职、渎职、内耗、胡作非为者，“丞相以闻，请其罪。”即上报朝廷最高长官，以法治罪。汉代法律是参照秦国之律，由萧何增添三章而成九章之律的。
　　官有官职，民则有士农工商职业之分。汉景帝“欲天下务农蚕，素有畜积，以备灾害；强毋攘弱，众毋暴寡，老耆以寿终，幼孤得遂长。”如果官员是“诈伪为吏”者，那就是“奸法与盗盗”。那么依法治罪是很严厉的，汉律的第一律改秦律《盗法》为《盗贼律》。第二律改《贼法》为《诈伪律》，《盗贼律》治民，《诈伪律》惩官。汉景帝的诏文，既分清了官职和民职的界限，又视盗贼和诈伪同罪，这对统治阶级来说，能够做到知己知彼，这是他法治思想难得的进步，哪怕是小小的进步。
　　第二，国家制度，三权设置。
　　在汉朝，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官员依次是：丞相，又称大司徒，是掌管行政的最高首长；御史大夫，又称大司空，是掌握监察的最高首长（含有司法职能）；太尉，又称大司马，是统领军队的最高首长，太尉也有资格任副丞相，进入政府部门。汉承秦制，其国家制度的行政和监察司法是分设的。哪个部门代表立法权力机关呢？立法的人格化代表者则是皇帝一人，而不是什么部门。皇帝口含天宪，朕即国家，朕即法律，汉朝皇帝颁布的诏书，严格说来都是法律！我认为汉代的立法、行政、监察司法是有一定程度划分的。这是封建专制社会的三权设置，还谈不上三权分立，更不是三权制衡，因为国家是一人一姓的家天下，三公九卿只是皇帝的臣仆奴才，皇帝的专制权力在封建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越来越集权，到明清时已达巅峰。秦汉国家制度的三权设置模式，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国家理论的历史资料，今人应倍加珍惜。历史上任何形制完备的国家，总有立法、行政、司法的三项基本职能。不管是民主国家，还是专制国家都要面对这三个问题。当然这只是国家学说，并不排斥阶级斗争理论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
　　封建社会中，皇帝是立法的寡人，是法律的化身，在历史中起什么作用呢？我同意范文澜同志的观点：“以皇帝为首的内外各级统治机构，是用来压迫广大劳动民众的。但在表现上，却被当作各方面利害冲突的调节器，皇帝被当作各阶级、阶层的最高保护人和公证人。”斯大林看清了这个问题，所以他说农民是皇权主义者。毛泽东也明白《水浒传》中的绿林好汉，上山造反也只是反贪官，不反赵官家。
　　汉景帝在这份诏书中，成功扮演了这种角色。他把官府中的“诈伪”者比作民间的“盗贼”，同样要绳之以法，就是对社会矛盾的调节。若这些矛盾尖锐到不可调节的时期，社会就会动乱，或引发起义。汉景帝经过吴楚七国之乱以后，能触动封建官吏的劣行恶迹，反映了他对国家学说理解的程度。汉初的文景帝之治在历史上之所以留下美名，这和汉景帝整饬吏制的思想是分不开的，而这篇诏书也是他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经典之作。（未完待续）
　　来源：《中国民商》2013年第2、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