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少年中国学会”会员们的不同选择

　　那真是一个属于年轻人的时代，一个可以尽情做梦的时代，青春、理想、激情都可以袒露在阳光之下，没有人会嘲笑你的理想，没有人蔑视你的青春，更不会有人打压你的青春。1918年6月30日，几个年轻人开始筹备“少年中国学会”，1919年7月1日正式成立，这个横跨全国、远到欧洲，拥有南京、成都、上海、巴黎等多个分会的青年社团最富有“五四”的特征，阅读这个会员名单，我们可以发现在一百二十六个会员中，最年长的李大钊是1889年出生的，当时不过三十来岁，已是北大教授，其他会员都是“90”后和“00”后，一群年轻人，大部分是来自北大、复旦、南洋大学、成都高师、金陵大学等校的大学生，他们中许多人以后都出国留过学，没有留学经历的反而是少数。
　　这不是一个政治团体，只是以“创造少年中国”为宗旨，以“奋斗，实践，坚忍，俭朴”为信条的青年，他们各自的政治选择也不相同，有许多人走上不同的政党道路，也有许多人在政治以外的专业领域有出色的表现。“少年中国学会”的诞生和它的分化，一方面让我们看到“五四”时代的理想主义在青年身上的燃烧，一方面也让我们看到他们个性、观念、追求的多元，分化是必然的。1925年7月，“少年中国学会”在南京举行第六次、也是最后一次年会之后无疾而终。此时，“五四”大幕已经落下，那个众声喧哗、多元并存、开放包容的时代已被激烈的斗争时代所代替，年轻的理想主义者怀抱着各自对”少年中国”的理解，踏上不同的道路。我相信，他们在许多时候都会回望年轻时参加过的“少年中国学会”，回想和咀嚼那个时代的浪漫和梦想，正是那些身无分文、心怀天下的青春岁月陶冶了他们，成为一生最可宝贵的精神资源，有些人很年轻就为自己选择的主义献身了。
　　“少中”会员李大钊、高君宇、恽代英、邓中夏、张闻天、赵世炎、黄日葵、沈泽民、杨贤江、刘仁静、肖楚女、毛泽东等参与组织了共产党，成为领袖和骨干。杨亮功、易君左、程沧波、吴宝丰、沈怡、周佛海（先加入共产党）等加入了国民党。青年党发起人曾琦、左舜生、李璜、陈启天、余家菊、何鲁之等几乎清一色都是“少中”会员。还有孟寿椿、康纪鸿等会员发起过一个昙花一现的“新中国党”。另外的人包括了音乐家王光祈、小说家李劼人、散文家朱自清、美学家宗白华、戏剧家田汉、教育家吴俊升、地质学家杨钟健、诗人康白情、哲学家方东美、实业家卢作孚，以及许德珩、张申府、周炳琳、舒新城等，他们的选择同样在这块土地上了留下了痕迹。在这份名单前面，历史将会长久的沉思。
　　“少年中国学会”最重要的发起人是富有魅力的王光祈，1892年出生于四川，在左舜生的记忆里，“光祈这个人的长处甚多：办事负责任而有条理，待朋友充满热情，求知甚切，而表现力也很强，我从没有见过他一篇模糊不清的文字，也从没有见过他一次拖泥带水的行为”。当时，在这批受过良好教育、热情似火的年轻人中，1893年生于湖南的毛泽东并不显得突出。左舜生记得第一次在上海见到他的情形，他们还摆过一回龙门阵，“觉得他了无异人之处”，“只是土头土脑的一个苦学生”。与光彩照人的王光祈不可同日而语，王只比他大了一岁。
　　“山之崖，海之湄，与我少年中国短别离；短别离，常相忆！”这是王光祈出国留学之际写下的《去国辞》，他没想到这是一次永别离，1936年他在德国谢世。在经历疾风暴雨的岁月荡涤之后，这个名字早已被人遗忘。一个年纪轻轻就深刻影响过时代的人，没有被林林总总的时代潮流裹挟，坚持自己的独立选择是何等不容易。我们不能因为他被遗忘而轻视他的理想和追求，更不能以事后的成败观来评判历史，回到历史，就是回到当时的历史情境中，那是现代中国的一个新起点，本来有无数的可能性，没有命定的道路，只有确定的价值，无论到什么时候，后者才是值得我们珍视的。
　　这些年，我先后看到过两本关于“少年中国学会”的研究，一本是已故王小龙先生的《少年中国学会研究》，一本是陈正茂先生的《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少年中国学会”史》（大陆还没有出版），这个学会以及相关的历史值得更深入、详尽的研究，这些会员们在20世纪的选择、命运各不相同，展开来就是一部波澜壮阔也是波诡云谲的现代史，会员们各自不同的命运要远比这个团体的命运来得复杂而丰厚，在他们身上，我们更能够看到更丰富的历史信息，感受到中国社会进程的艰辛和曲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