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也扬：“真话”何以“不全说”

　　季羡林先生走了，他的一句诙谐语：“真话不全说，假话全不说”却成了名言，在我们这个社会流行，时髦得很。汉语中，不说真话谓之“瞒”，编造假话谓之“欺”，后者比前者更受道德的谴责，盖因有的隐瞒在人伦中也许是出于某些可以谅解的原因，而造假则属于主动使坏，是不可原谅的。虽然，瞒与欺都是贬义，谁都知道，“欺上瞒下”不是好话。
　　作家巴金在他著名作品《真话集后记》中说：“我所谓‘讲真话’不过是‘把心交给读者’，讲自己心里的话，讲自己相信的话，讲自己思考过的话。我从未说，也不想说，我的‘真话’就是‘真理’。”巴老这里说的“真话”，可以叫做“真心的话”，其偏重于主观认识的一面；而寓言故事《皇帝的新衣》里那个小男孩脱口说出“（皇帝）他什么也没有穿”，则偏重于客观真实的一面，这类真话，也可以叫做“真实的话”。无论讲真心的话，还是讲真实的话，都合乎我们传统文化的“诚”、“信”二字，其与“欺”、“瞒”二字相对，是正反分明的。说到此，读者大概会想到鲁迅的杂文《立论》：一家人家生了一个男孩，全家高兴透顶了。满月的时候，抱出来给客人看，大概自然是想得到一点好兆头。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发财的。他于是得到一番感谢。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做官的。他于是收回几句恭维。一个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他于是得到一顿大家合力的痛打。说要死的必然，说富贵的许谎，但说谎的得好报，说必然的遭打。如果要既不谎人，也不遭打，那么就得说：啊呀！这孩子呵！你瞧！多么。啊唷，哈哈！《立论》里面那个因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就挨了一顿痛打的人，岂不是“说真话”必然要吃亏的倒霉蛋？其实话不能这样讲，鲁迅先生是拿说话不分场合的例子来批评人性的弱点了，显露出他的尖刻。古今中外，为父母者在教育子女的时候，总会告诫他们别说谎话。如果一个社会，在道德上允许欺瞒的现象，说谎话者得好报，说真话者遭打击，这个社会肯定出了大毛病。
　　那么，季羡林先生为什么要“真话不全说”呢？这应该属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其实，季老不是在提倡“真话不全说”，而是在委婉地批评真话不能全说的社会现状。遗憾的是，很多人（包括级别很高的领导干部）却领会不到这种批评，他们不去努力为实现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而奋斗，却把“真话不全说”当作正面的格言来宣扬，岂不是大讽刺！最近一位知名作家又在一个公开场合说了些“真话不全”、言不由衷的话，遭到网络舆论的抨击，笔者却能够理解这些人的无奈，他们的生存条件不允许真话“全说”呢。相比之下，80后作家韩寒却能够学做《皇帝的新衣》里那个“实话实说”的小男孩，他没有单位，自食其力，少了顾虑，才有勇气。须知“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如果缺乏必要的生存条件是不成的。
　　《民主与科学》201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