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也扬：别在文明理论问题上犯低级错误

　　顷读国纪平先生的大作《任何单一文明都不能成为真正“普世文明”》（见2007年12月3日《人民日报》），觉得此文的题目（或者说命题）有点毛病。“单一文明”，个性也；“普世文明”，共性也。“任何个性都不能成为共性”，此话通吗？看来，国先生的哲学基本常识需要稍作补课。兹把《辞海》“共性和个性”条目赘加抄录：“共性指不同事物所共有的普遍的性质。它决定这类事物发展的基本趋势。个性指一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个别的、特殊的性质。它使事物具有各自的特点。共性和个性是辩证的统一。各个事物内部不但包含着个性，而且包含着共性。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个性表现共性并丰富了共性。”人类文明就是这样一对“共性与个性”的范畴。任何单一文明都含有人类文明的普遍性质，该性质决定着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趋势。所谓普世文明即是单一文明表现出来的普遍性的产物。应该说，任何单一文明都不可能拒绝普世文明，它们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统一”。这可谓对人类文明的横观。
　　如果纵观的话，人类文明还是历史的范畴。因此，不能只谈文明的多样性，而忽略文明的先进性与后进性。可以说，任何文明（文化）研究者都不会不在这样的定性研究上下功夫，即首先要判断一种文明是属于哪一历史时代的。大家知道，人类历史是一部由低级向高级、由野蛮向文明发展的历史，不同的文明程度划出了不同的时代。从全球角度看，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两个历史时代的分水岭，其特征是人类终于结束了征服时代，进入到将自由、民主、法制、人权作为普世价值观的时代。在人类离开了丛林的几千年里，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始终伴随着我们，征服作为部落、民族乃至国家获得生存权益的手段，曾经被认为是正当的规则。征服起过推动文明进步的历史作用，但其血腥残酷与人类和平善良的本性相悖。自欧洲文艺复兴，自由、民主、人权思想兴起。这一思想从个人的解放逐步发展到国家、社会乃至国际生活。康德在《论永久和平》中提出建立法制的公民社会，以全球政府和平解决国家间争端；国际法的出现则使战争行为一定程度上受到人类文明准则的约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总统威尔逊倡导公理、反对强权的理想主义产生了更大的国际影响，国联的诞生虽未能最终阻止战争，却是人类力图通过国际组织来维护世界和平与正义的尝试。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及其后来半个世纪的过渡，人类社会才真正跨入了新的时代。在这个新时代中，世界绝大多数国家赞成《联合国宪章》的精神并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又陆续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公约》、《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对战争罪及危害人类罪不适用法定时效公约》、《关于侦察、逮捕、引渡和惩治战争罪犯和危害人类罪犯的国际合作原则》等一系列国际公约，这意味着自由、民主、法制、人权成为了普世的价值观和法律原则。不同于国联的无力状态，联合国有维护世界和平与正义的能力。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要求其成员国必须执行与遵守，联合国维和部队能够有力地制止侵略行为。联合国成立的追究战争罪犯和反人类罪犯个人罪责的国际战犯法庭及国际刑事法庭，以国际司法活动保证国际公约的执行。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则突破传统国家主权理论，起到监督各成员国国内的人权状况，促进其政治民主化进程的作用。在这个新时代中，世界已经完成了非殖民化，殖民主义成为了历史陈迹。无论何地发生的征服性质战争，都会立即受到全球舆论的谴责，并无一例外地归于失败。在这个新时代中，全球化不仅体现在价值观上而且成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这是由人类社会生产力性质的提升与变化决定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当今经济全球化趋势定义为：“通过贸易、资金流动、技术涌现、信息网络和文化交流，世界范围的经济高速融合”，“各国经济已不仅仅是一般地相互联系和交往，而是互相交织，互相融合，以致形成了全球经济的整体”。战后，在传统产业改造的过程中，发生了以电子、网络和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新科技革命，它迅速突破了传统工业革命的范围，展现出21世纪“信息和智能社会”的新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依靠网络和达到光速的信息传输手段，人类的经济文化活动可以超越时空的限制，从而使全球日益变成一个村庄。“一体化”对传统的民族、国家、疆域、边界观念构成挑战，而欧洲的联合被公认为代表了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方向。作为人类文明社会的一员，中华文明同样是一个不断发展、进步的过程。在古老漫长的农耕时代，我们的先民就创造了灿烂骄人的文化瑰宝；在坚船利炮的征服时代，我们民族曾遭受苦难与屈辱，然而不屈不挠的志士仁人却勇敢地走向世界，向西方学习，开辟了维新共和、民主科学的新时代，使中华文明不堕于世界民族之林。孙中山先生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话反映了先进的中国人对于人类文明发展客观规律的认识，至今没有过时。在今年的两会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总理郑重地肯定：“民主、自由、人权、法制”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是普世价值观。这是以“三个代表”（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己任的执政党领导人理所当然的表态。
　　诚然，当今世界，文明进步的现状还有许多问题。譬如，有人口喊价值观外交，却言行不一，不反省、不承认自己过去侵略他国、践踏人权的历史；有人以维护“民主、自由”为由，却用反民主的“单边”行为，绕过联合国，发动战争，造成人道主义灾难；有人以文明冲突为号召，搞恐怖主义，滥杀无辜；有人拿文明多样性作掩护，侵犯人权对此，提倡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用和平、协商的办法解决问题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国际社会和世界舆论也不可以无视坏人坏事，对那些落后甚至野蛮的反现代文明现象装聋作哑。一个明显的例子是，非洲每年受“割礼”残害的少女仍数百万，我们难道可以用“保护文明多样性”的说辞来纵容这种犯罪性质的陋习吗？我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负有促进世界文明进步，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的重大责任。我国近年来派出了超过八千人次的联合国维和人员，并为此付出流血牺牲。最近，在苏丹达尔富尔、缅甸等国际热点问题的处理上，我国的参与均获得国际社会的积极评价。我们理论界要与时俱进、学习中共十七大精神，提高思想理论水平，在关于文明理论的问题上别犯低级错误，给国家带来不利影响。
　　2007年12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