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革命是如何复活的

　　话说一百年前，到处发动反清起义的孙文屡战屡败，陷于绝境，弹尽粮绝。不得已流亡美国，在科罗拉多的一个中国小餐馆打工，在脏兮兮的厨房里面洗盘子。突然，一个朋友狂奔而入，兴奋地嚷嚷：“孙文啊，不要洗盘子啦，革命爆发了，赶快回国当总统吧！”
　　革命复活了，时为辛亥年的十月十日。
　　革命如同春雷一般，总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来得出其不意。1911年的中国，气氛沉闷，革命正处于低潮。每天的报纸都有民变、骚乱的消息，但早已为人们司空见惯，麻木不仁。武昌首义的枪声，最初也不被当回事：不就又一次哗变吗？这样的事在那年头多了去了。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在刚发生的时候，没有人会以为重大。反而一开始被渲染成“重大里程碑”的，事后往往被证明啥也不是。法国大革命爆发的那天，巴士底狱被攻破的消息传到凡尔赛宫，路易十六无动于衷，在日记中写道：“今日无事可记”。俄国十月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占领冬宫，也被时人认为不过是众多政变中的一次而已。
　　谁也没有料到，武昌的枪声竟然点燃了辛亥革命的遍地大火，最后让清王朝就此完蛋。为什么革命党人此前煞费苦心的起义皆成不了大事，而这次意外的擦枪走火，反而星火燎原，一举定乾坤？
　　革命党人最初依靠的社会力量，只是江湖中的绿林好汉，各路反清复明的青红帮兄弟。那是一帮杀富济贫的麻匪，有钱呼啸而来，无利一哄而散。造反根植于民不聊生，骚乱来自于官逼民反。中国的百姓虽然人多势众，却如孙中山所痛心的那样，只是一盘散沙，很容易各个击破、招安归顺。堂堂中华帝国，历来是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只要掌握社会资源和道德权威的士大夫精英与朝廷同心同德，结成利益共同体，哪怕天天发生底层的叛乱，也不过皮肤之患而已，伤不到体制的筋骨，撼不动大清的江山。
　　不过，晚清的最后几年，局势悄悄在起变化。朝廷与精英的联盟已经出现了裂痕。裂痕所在，有两道平时不易觉察的暗隙：一是地方与朝廷的断裂，二是士大夫对朝廷的分离。
　　中央集权的清廷专制，自太平天国革命之后，便权力重心下移。镇压太平天国有功的湘军、淮军，无一不是地方武装，且以厘金自肥，自此天南海北的封疆大吏个个拥兵自重，敢与中央叫板。你要与八国联军决一死战，我偏偏来一个“东南互保”。中国历史上反专制的利器不多，最拿手的一件叫“封建”，以西周分封制的“封建”对抗郡县制的王权专制。中国近代化的突破，皆拜“封建”之福，从日益坐大的地方起家的，办洋务、练新军、出西书、兴学堂、搞自治各项变革，无一不是地方逼迫中央。到了晚清，朝廷对地方控制的管道，只剩下官员任免权一项。当“封建”在帝国内部日夜滋长，虽然地方表面上继续拥戴朝廷，但稍有风吹草动，“封建”便会摇身一变为革命。西方学者有曰：辛亥革命有两张面孔，一张是革命，另一张是封建。所谓两张面孔，不过是同一个脑袋的两面。君不见武昌首义之后，各省见朝廷已大势已去，纷纷宣布“独立”，脱离中央的节制。所谓“独立”，即是“封建”的现代说辞而已。
　　地方与朝廷，是体制核心的权力游戏，而在体制的边缘，活动着一群帝国的士大夫。他们游走于国家与社会之间，是朝廷与民间保持互动的唯一中介。这帮享有各种特权的社会精英，到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内部发生了急遽的分化，有的继续在体制里面做官，更多的游离于体制，成为自由流动资源。或者下海做生意、办实业；或者入伍从戎，在军队里面一展身手；或者从事文化事业，办学堂、开报馆、搞出版。不管在体制边缘，还是体制之外，精英与朝廷依然藕断丝连，试图在体制里面寻求最大利益的租金，而朝廷也记得要给精英好处，让他们在名目繁多的新政改革中捞足好处。
　　在中国历代朝政之中，帝国与精英的战略同盟不仅建立在利益之上，而且拥有共享的价值观。坏就坏在晚清之后，士大夫精英的价值观变了，变为君权民授，民权至上，而朝廷所信奉的，依然是君权神授、君为臣纲。从此虽然还在一条船上，却是同床异梦。士大夫精英之所以还愿意拥戴朝廷，不过是留恋体制赏赐给他们的特权与利益，何况他们也恐惧体制外的那些绿林好汉，革命摧毁了清廷尚不足惜，一旦失去了秩序，便陷入万劫不复的乱世。为了保国保秩序，不得不保大清。保了大清，也等于保了自己。孙中山虽然频频举事，士大夫精英却纹丝不动，他们自有渐进的改革之路，试图以立宪避免动乱，以改良谋求革命之道。
　　然而，到了辛亥之年，士大夫精英试图在新政里面分一杯羹的愿望彻底绝灭，三次赴京的国会请愿运动失败。清廷为挽救权力危机，索性逆潮流而动，搞了一个孤家寡人的“皇族内阁”。是年，士大夫领袖张謇悄悄拜访被朝廷废黜的北洋派首领袁世凯，象征着士大夫与封疆权贵携手合作，密谋图变。精英们与朝廷的利益共享也走到了尽头，清廷为摆脱中央财政危机，试图收回民间的铁路路权，重新国有化。士大夫们这下不干了，拼着老命也要捍卫自己的身家财产。武昌的枪声未响，四川那边由地方精英领导的保路运动早已轰轰烈烈。
　　于是，当武昌首义的枪声一响，体制内部早已蠢蠢欲动的叛逆力量齐齐浮出水面，将革命迅速办妥了。革命，不过是改革之子。革命永远发生在改革已经发生、却不尽人意的时刻。改革挑拨起众人的欲望、鼓荡起精英的参与热情，形成“政治参与”的大爆炸格局。一旦朝廷拒绝通过立宪建造一个容纳洪水的“池子”，被动员起来的政治力量如同潘多拉盒子中的魔鬼，再也难以收回，你不让我在体制里面立宪，我最终会选择体制外的革命。更确切地说，不是他们选择了革命，而是革命选择了他们。如同武昌首义的领袖黎元洪，从“被革命”走向了革命。
　　从法国到俄国再到中国，革命总是神奇般地发生，神不知鬼不觉。那是一个时刻准备复活的幽灵，游走于历史与现实之间。
　　原载《信睿》杂志201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