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待从头收拾旧山河

　　在一年的前一两年，欧洲正处于基督教思想深入人心的时期，那时欧洲人心惶惶，都以为世界末日将至，因为当时盛传一是“最后审判”的日子。现在二年离我们只有十年了，许多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却都对二十一世纪的降临抱着无限的憧憬和期待。这一对照是十分有趣的。
　　最近几年我们常常在报章杂志上看到“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这样自我恭维之辞。这句话的来源大概是六十年代汤因比和日本思想家的对话。那时西方的危机重重，汤因比因此对于亚洲文化有所向往，自是人之常情。但时至今日，亚洲只有一个日本在经济上赢得了“世界第一”的称号。中国则由于真相毕现而使汤因比的语言彻底破产。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不大可能有光辉的前景，因为中国自己在二十世纪造下的罪孽太深重了。从一部中国史来看，二十世纪是最混乱、最黑暗的时代。无论是“五胡乱华”、“五代十国”或“蒙古入主”较之二十世纪的中国都微不足道的。上述几个中国史上的“黑暗”或者“混乱”时期不过是一时外患造成的，并没有伤及中国文化和社会的根本。所以接着还有唐、宋、明的文化新生。二十世纪中国则是一连串而且步步升级的革命。这是中国人自己为了“破旧立新”而所作的努力。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不但在观念上是由知识分子提供的，而且最初的发动者也往往是知识分子。但“革命”的结果则是中国社会的边缘人物（如地痞、流氓、光棍、无赖、不第秀才之流）占据了中心的位置。支配着中国的命运。而原来在社会上举足轻重的知识分子则反而边缘化了（边缘化用大陆上的流星的话语便是靠边站）。知识分子的相对边缘化本是现代多元社会的普遍现象，不仅中国为然。但中国的情况则十分特殊：边缘人物形成了一个变相世袭的“新阶级”（吉拉斯说）；边缘人“新阶级”不但不代表任何社会阶层（士农工商）的利益，而且和所有阶级的利益都是处于完全相反的地位。知识分子所持彻底革命的理论使边缘分子得以轻而易举的摧毁一切传统的社会组织，从中央一直贯穿到每一个家庭，甚至个人。在所有现代化的社会中，传统的组织和关系都经过了不同的变化，但是这种辩护（变化？）必须通过一个自然发展和历程，而不能采用揠苗助长的方式。中国边缘人的“新阶级”出于夺权和保权的动机则是更有甚于“揠苗助长”者，他们竟用暴力把中国旧有的民间组织一扫而光。这就断绝了整个民族的生机，使现代“民间社会”成长成为永远不可能的事了。
　　今天，边缘人的“新统治阶级”虽已随着绝对权力的绝对腐蚀而呈现土崩瓦解之象，但已被彻底摧毁的传统和关系却已无法恢复旧观。二十一世纪中国所面临的最大课题是怎样在二十世纪的废墟上重建民间社会。使一个比较合理的新秩序得以逐渐实现。这是人类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最严重的挑战，我们简直不能想象这一重建工作将从何处着手。现在东欧已开始尝到这一剂苦药，但较之中国仍不可同日而语，因为东欧的“新阶级”主要是由外力强加而来的，民间社会的传统（如宗教）并没有完全消失。
　　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知识分子赎罪的世纪，尽管他们已经处在边缘的地位，他们在思想上的彻底反省仍然是收拾中国破碎山河的一个始点。如果他们继续坚持中国的问题是由于“封建传统”还没有破坏干净，那么二十世纪的中国人便只好准备接受“最后的审判”了。
　　（原载《二十一世纪》一九九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