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鲁迅手稿大风波

　　鲁迅手稿当然是珍贵异常的文物，但曾经却是解放军最高层人事突然变动的由头之一：代总参谋长、空军政委、北京卫戍区司令员三人一夜之间全部被免被抓，确如有人所形容那样，云谲波诡，惊天动地。
　　对此事，数位当事人或知情者都有详细回忆和论述，其中重要者为：原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将军的《傅崇碧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出版），江青原秘书阎长贵的《鲁迅手稿遗失问题真相》和当事人之一王广宇的《三种监狱生活扫描》（阎长贵、王广宇：《问史求信集》，红旗出版社2009年版），陈伯达原秘书王保春、王文耀的《陈伯达错捕王广宇》（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史主管：《百年潮》2005年第12期）。四文对照，旧事还原，既匪夷所思，又使人感到，在荒谬绝伦的年代，难免会有如此荒谬之事。
　　一
　　这批鲁迅手稿原藏北京鲁迅博物馆，共有一千五百多页，大部分没有印行公开。“文革”开始，红卫兵起来“造反”，打、砸、抢风行一时。博物馆是“大破四旧”的重点，馆中“革命群众”的行为也越来越激烈。这时“文化部”尚未瘫痪，有关负责人担心鲁迅手稿遭遇不测，于是将这些手稿调走，存文化部档案室，与“毛选”四、五卷的手稿放在一起，以保证安全。然而几个月后，“运动”发展迅猛，文化部也已瘫痪，档案室受到冲击。在这种情况下，当时权倾一时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在1967年1月14日奉江青之命来到文化部，从文化部档案室取走了鲁迅手稿。戚在文化部大门口向几派“革命群众”发表讲话，除了批判当时的文化部负责人外，还提到中央文革小组决定要他把鲁迅手稿带走，交中央文革保管，他今天就是为此任务而来。江青为何要取走鲁迅手稿，一说是想从中找到批周扬等三十年代“文艺黑线”的材料，一说确实是为了手稿安全。或者，二者兼有。
　　世事难料，动乱年代人的命运更像“过山车”。风头正劲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突然在1967年秋被作为要为“大揪军内一小撮”、“乱军”的负责者被赶出中央文革，并被投入狱，而戚本禹在1968年元月也被作为王、关的同伙而“揪出来”，亦被抓进监狱。
　　戚本禹倒台，因一直不知手稿确切下落而担心不已的鲁迅夫人许广平更是心忧如焚，在1968年3月2日给周恩来总理写信打听鲁迅手稿究在何处。她写道：“现在我不知道这些手稿究竟落在何处，甚为担心。如有散失或毁坏，将给人民带来损失。因此希望能帮助了解一下此事，最好能将结果告我。如果可能的话，我还想看看这些手稿。鲁迅博物馆已有报告向中央文革小组反映此事。”显然，中央文革小组并未回复鲁迅博物馆的报告，许广平才直接向周恩来写信。许广平又气又急，在给总理写完信的第二天突发心脏病辞世。
　　鲁迅手稿下落不明，鲁迅夫人许广平逝世，决非小事。3月3日晚周恩来总理立即主持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决定由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负责追查手稿下落，杨成武又命傅崇碧具体负责。由于事关中央文革，江青、康生也向傅交待任务，要卫戍区查找。值得注意的是，江青看到许广平信后愤怒地说：“信里反映的事情我们过去一点都不知道，叫戚本禹交代，冲着这一条就可以枪毙他！如果不交代，就枪毙他！这个东西是不是找一个地方保管（姚文元插话：放在中央档案馆），统统拍照。这些王八蛋想毁坏手稿，将来可能要翻案。看来她（指许广平）受了刺激。有心脏病的人怎么受得住这个刺激呢！分明是陷害，要追查这件事！（《鲁迅手稿遗失问题真相》）或许，取拿手稿对当时“日理万机”的她而言只是小事一桩，确实忘记；或许是为了推脱责任故做不知。
　　二
　　中央文革的办公处在钓鱼台，江青等人也长期住在钓鱼台。傅崇碧接受任务后立即给卫戍区副司令员刘光甫、副政委周树青打电话，要他们来钓鱼台。刘、周很快赶到，江青说请陈伯达向你们具体交待。陈伯达还亲笔画了图，指出两个应查找的地方。接受任务后，他们几人废寝忘食，紧张查找。
　　3月4日，傅崇碧首先到秦城监狱提审戚本禹，戚交待说是受江青之命去文化部调取这批鲁迅手稿的，交给了中央文革小组保密员韩某，现应就存放在钓鱼台中央文革。傅立即向周恩来、陈伯达、江青汇报有关情况，但江青却矢口否认，要空军派专机将已调回成都军区的韩某拉回北京。
　　戚本禹还交待，他曾与以前担任过中央文革办事组组长的王广宇到文化部取过一封信。这样，王广宇也成重要嫌疑人。3月4日晚上，陈伯达和杨成武突然带着现任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组长肖力（即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李讷）、秘书王保春和卫戍区一些人到已调回“马列研究院”的王广宇处，要他交代鲁迅手稿问题。为写此文，笔者专门采访了现在已近八十的当事人王广宇先生。他回忆说：我当时就想，应该是戚本禹记错了，我从未与戚去过文化部。但无论怎样解释，陈伯达等人就是不信。王根本不知怎么回事，听说鲁迅手稿，想来想去，想起戚本禹倒台前曾指派他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拿取一批红卫兵从该社总编辑韦君宜家中抄出的一批材料，其中有本裱糊得很好的名人手迹，以中央领导人的手迹居多，但有一页鲁迅手稿。他以为现在要找的即此手稿，连忙交代，并说取回就交戚本禹，现存中央文革。王广宇的说明与要追查的手稿对明显不上。陈说王不老实，还硬说他和戚本禹把鲁迅手稿“卖掉了、私分了、烧毁了”。说起来，王广宇还算是陈伯达的“老部下”，陈伯达任“马列研究院”院长时，王长期在该院工作，直到“文革”开始才因能写文章、政治可靠被调到中央文革工作。陈伯达的秘书王保春回忆说：问了半个多小时，实在问不出所以然来，“陈伯达等出来以后就要走，这时卫戍区有个参谋，不知是谁带去的，也可能事先通知他们去的，卫戍区还有两辆吉普车在那儿等着。这个参谋截住王保春：‘咳，王秘书，对他采取什么规格？’这时王保春心想王广宇反正走不了啦，问那个参谋：都有什么规格？他说：有监护、拘留、逮捕，说了三四种。他们都快下楼梯了，王保春追上去，在下楼梯处截住陈伯达说：‘伯达同志，卫戍区的同志问对他采取什么规格？’陈伯达愣了一下后问：‘都有什么规格？’王保春照说了一遍。陈听了以后也拿不准，便转身和杨成武、肖力嘀咕了几句，过来对王保春说：‘逮捕！逮捕！’王保春当即给卫戍区那个同志说，就按逮捕的规格吧。就这样把王广宇弄上吉普车给拉走了。”“从研究院回来以后，陈伯达有点犯愁，琢磨自己是不是说的‘逮捕’，便问王保春，王保春说是的，并且说这是不是重了些？陈伯达有点不安了，为了证明他的话，立即给杨成武打电话，但他又不好直接问，就先在电话里再三关照杨成武，一定要把鲁迅手稿找回来，这很重要，别让人给毁了等。最后顺便问杨‘我们在研究院是说的将王广宇逮捕吧？’杨肯定地说是‘逮捕’。陈伯达挂上电话很不安地说：‘是逮捕，这怎么办哪，能不能改一下？’后来在文革小组开会时，陈伯达提到这事，说自己说重了。江青马上站起来，脸一沉，回他一句：‘怎么！抓你的人就不行吗？！’由于事情还没搞清楚，手稿还没找到，陈再不敢说话了。”（《陈伯达错捕王广宇》）
　　中央文革小组保密员韩某空军专机接回北京就被软禁，他交代说确实收到这批手稿。最后，傅崇碧终于查明手稿确在钓鱼台中央文革保密室，中央文革小组现任保密员卜信荣知道具体存放何处。傅崇十分高兴，马不停蹄，在3月8日中午带着刘光甫、周树青和秘书冯正午乘两辆车赶往钓鱼台，向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和副组长江青报告。钓鱼台的警卫由卫戍区担任，警卫见是司令员的车，便示意进去。傅崇碧毕竟经验丰富，知道还是谨慎为好，遂在钓鱼台东门停车，在传达室给陈伯达办公室打电话请示。不巧陈伯达外出，值班秘书王保春接电话，他认为卫戍区司令员进来无妨，何况本就常来，于是同意他们进来。傅崇碧当然认为是经请示陈伯达允许，便来到院内，姚文元将他们接到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他们刚坐下，姚文元正请他们喝水时，江青走了进来。江青一见到他们4人就大发其火：“你们来这么多人干什么？是不是来抓人啊？”傅崇碧忙说我们是来汇报的，事先打了电话。这时，站在傅崇碧等人身后的秘书冯正午由于几个晚上没有睡觉，本有低血糖的毛病，疲劳加紧张，突然晕倒在沙发上，口吐白沫。他的皮包掉在地上，滑到江青脚跟前。江青跳起来，说包里有手枪。其实，包里只有信纸和笔记本。
　　大家手忙脚乱把冯正午送走后，江青态度突又变好，对傅崇碧说：“你们说鲁迅手稿在这里，把保密员叫来。”保密员卜信荣被叫来后，江青问他：“鲁迅手稿是在你那里吗？”卜回答说：“是在这里，整整有四大箱。”江青一听就发火说：“你不是毛主席的兵，你是坏人，你不讲老实话。”卜仍要分辩，但“江青不让他说话，让小卫队把他的嘴堵起来，把他抓起来了。”江青又要人把箱子打开，对他们说：当着你们的面，打开。但找不到钥匙，只好撬开箱子。打开一看，里面都是鲁迅手稿。江青脸色又陡然一变，生气地说，不看了，当着你们的面把它封起来。封起来后，仍存放中央文革小组保密室。这时江青态度又“阴转晴”，说你们很辛苦，留他们一起吃饭。吃饭时，江青对他说，你和杨成武马上到秦城监狱去找戚本禹，戚本禹是个坏人，毛主席的手稿让他偷走了。从钓鱼台出来，傅崇碧立即来到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处，向他报告了江青的话。杨成武与他、刘光甫立即驱车走赶往秦城监狱，再次提审戚本禹，由刘光甫作记录。他们问戚把毛主席手稿弄到哪里去了？戚说没拿毛主席的手稿，只是为了写文章，用过一些清样，还是汪东兴给的。傅崇碧恐戚言不实，就打电话问汪东兴，汪回答说确实如此。傅崇碧回来后，还专门就此事给江青写了报告。（《傅崇碧回忆录》，第215218页）
　　三
　　没想到，第二天谢富治、吴法宪等人就找傅崇碧谈话，说他“冲击中央文革小组”，要他向江青写检讨报告。傅崇碧实在想不通，拒不检查，但在谢、吴二人的再三劝说下，不得已向江青写了检讨报告，承认未经江青同意就进钓鱼台是错误的。
　　3月16日，他到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江青一见他就说：“你这个傅崇碧同志，我批评你是为了爱护你嘛，写什么检讨报告呢！好了，传到我这里就不要再传了。”江青还说：“那天你来，一个人来就行了，带了那么多人来，会引起惊慌的嘛。你不知道我正在整理内部嘛。”（《傅崇碧回忆录》，第219页）他以为此事就此了结，万万没有想到一场巨大的风暴已经开始。
　　3月22日晚上，身兼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傅崇碧正在北京市革委与公安部部长兼北京市革委会主任的谢富治等人一起开会。8点多钟，谢富治去人民大会堂开会。快半夜时，傅崇碧突然接到谢富治电话，说林彪、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要接见北京卫戍区团以上干部。他紧急通知团以上干部23日凌晨2时到人民大会堂开会，自己在凌晨1时赶到人民大会党。但是，他马上被安排到另一间房，周恩来劝他千万不要激动，一定要把身体搞好，要经得起考验。林彪对他宣布解除他的卫戍区司令员职务的决定。还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就开始了为时七年的监禁生活。
　　3月24日凌晨，林彪、周恩来、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等接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各军兵种、驻京各军事院校、北京军区部队所属各单位团以上干部、各军区参加在京“学习班”和开会的干部以及在北京参加“三支”“两军”的干部一万余人的大会。会上，林彪、周恩来、康生、江青等多人发言。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下）记载，林彪在讲话中说：“最近空军里面发生了杨成武同余立金勾结，要篡夺空军的领导权，要打倒吴法宪；杨成武同傅崇碧勾结，要打倒谢富治的事件。中央在主席那里最近接连开会，开了四次会，会议决定撤销杨成武的代总长职务，逮捕余立金，撤销傅崇碧的职务。”（第226页）林彪在长篇讲话中历数杨成武的罪状时有一条是：“他做了事情不承认。例如傅崇碧前一时期带了两辆汽车，全副武装，冲进中央文革的地点去抓人。这件事情本来是杨成武的命令，他给傅崇碧的指示，但是杨成武不承认”3月27日下午，北京召开“首都十万军民”大会，会上由宣读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3月22日就做出的关于撤销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职务，并任命黄永胜为总参谋长、温玉成为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决定。江青在讲话中又大谈“傅崇碧带武装，没有经过中央文革负责同志的允许，开了两部汽车，擅自闯入中央文革所在地”的“罪状”。“武装冲击中央文革”，是杨成武、傅崇碧的主要罪状之一。（《傅崇碧回忆录》，第227页）一时间，“打倒杨、余、傅”口号响遍全国。
　　“杨、余、傅”事件引起了军队高层“大洗牌”，“林彪系”力量进一步扩张。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被监禁数年，与“鲁迅手稿案”有关的一些人也受到迫害。傅崇碧的秘书冯正午、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刘光甫、副政治委员周树青等先后分别被拘留、逮捕、隔离反省、离职检查。被“错捕”的王广宇在狱中被关七年，多次受到严刑拷打，曾自杀未遂，在1975年5月被放出后又被送到湖南一农场劳动。中央文革小组普通工作人员王道明、周占凯曾受戚本禹指派到过许广平家，告诉她不要与某些人来往。江青这时斥责他们：“胆大包天，竟敢接受戚本禹的旨意，背着中央文革去威胁许广平！”结果他们也被抓到监狱关了七年多，于1975年5月才出狱。同意傅崇碧一行进入钓鱼台的陈伯达秘书王保春也受到薄惩：江青通过陈伯达要他两次做检讨，并将检讨在政治局常委中传阅，还对陈伯达说：“照顾你的面子不逮捕他，但他不能在钓鱼台工作了！”王保春因此被逐出钓鱼台。（《鲁迅手稿遗失问题真相》）
　　“林教头误闯白虎堂”是《水浒传》中家喻户晓的故事，有人惦记上了“八十万禁军教头”的妻子，于是设计让他带刀误入白虎堂，不管怎样，他还真带刀了。“傅司令冲击钓鱼台”，有人惦记上了这位京城卫戍司令的权力，明明没有带枪，却非说他“武装冲击”。为“权力”可以如此不择手段不顾一切，当时政治的混乱和残酷，由此可见一斑。上至代总参谋长、司令员，下至普通工作人员，一夜之间被“打翻在地”，锒铛入狱，完全不容分辩。再次说明了法治的重要，没有法治，任何人的生命、安全等基本权利都不获保障。无权者固然需要法律的保护，掌权者其实也需要法律的保护。即便像戚本禹这样靠“无法无天”一夜之间直上青云者，也可在一夜之间被打入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