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志华、左凤荣：改革即去苏联化

　　苏联的社会主义大厦在1991年轰然倒塌，可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曾对20世纪人类历史产生过重大影响，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20世纪是在苏联的标志下渡过的。现今的俄罗斯选择了另一种不同于苏联模式的发展之路，正在探索如何在民主条件下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对于苏联解体的原因和教训，俄罗斯的主流意识已不再也不需要关心。俄国关心的是如何进一步“去斯大林化”，进一步消除苏联时期遗留的问题，如经济结构不合理、腐败、官僚主义等。在中国，研究苏联的重心还是如何吸取苏共的教训，探究苏联社会主义失败、苏联国家解体的原因，这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至关重要。
　　近年来，学术界更重视利用解密的档案探究苏联方方面面的问题。34卷本《苏联历史档案选编》（2002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和5卷本《新经济政策是怎样被断送的》（2007年，人民出版社）的出版，表明中国学者对利用俄国解密档案的重视。在利用新史料的基础上出版的《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苏共执政模式研究》《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三册）《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三册）等著作，把苏联问题的研究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专家们费时多年撰写的九卷本《苏联历史》也将陆续问世。
　　苏联的剧变与解体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苏联的体制模式完全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是作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对立面出现的，并欲取而代之。然而，70多年实践的结果是，苏联作为一个超级大国不复存在，在原苏联土地上的国家基本上都选择了多党民主、市场经济的发展之路。
　　苏联剧变的根源是斯大林和斯大林体制
　　十月革命后，苏俄实践过两种社会主义模式，一个是军事共产主义，一个是新经济政策。二者的实质区别在于：从超越俄国现实条件的理论出发建设社会主义，还是从俄国的实际状况出发寻找社会主义建设的途径。列宁从军事共产主义失败的实践中逐步认识到，俄国要建设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满足占人口绝大多数农民的需要，用农民熟悉的办法。为此，他认为新经济政策是正确的方法和途径，应该长期坚持下去，共产党员要学做“文明的商人”。这是从革命浪漫主义向现实的一种回归。
　　不幸的是，列宁早逝，俄共（布）大多数领导人还沉浸在左倾激进情绪之中，幻想很快建成按国家计划生产和分配的社会主义。于是，斯大林利用这一点击败其政治对手，不仅取得了独裁地位，而且在1929年实现了“大转变”，把苏联重新拉回到军事共产主义的老路，消灭了个体农民和私有制，建立起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实践表明，这种背离国情、不顾民众利益、冷冰冰的社会主义，根本无法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苏联的危机实际上是斯大林体制的危机。
　　近年来在中国学术界出现了一种非常不好的倾向，有人不顾历史事实，竭力颂扬、美化斯大林模式，把斯大林的体制看成是社会主义惟一的、正确的模式。原本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清楚的问题，又变得模糊起来。有人说，斯大林模式是“假命题”，把斯大林搞大清洗、滥杀无辜，说成是斯大林“在工作作风方面不够民主”“作风粗暴”，甚至还制造了俄罗斯重评斯大林、大多数俄罗斯人向往回到苏联的神话。
　　斯大林举全国之力，不顾农民的利益，不管工人的生活条件搞工业化，确实取得了很大成就，把苏联从一个农业国变成了一个工业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斯大林领导人民取得了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战后，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领导人被这些成就和胜利冲昏了头脑，把苏联的经验绝对化和神圣化，并强迫加入社会主义阵营的东欧各国照抄照搬。那些反对照搬苏联模式、主张从本国国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的领导人，普遍受到镇压和迫害。
　　东欧各国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斯大林模式不能顺应人类社会发展的潮流，这种封闭式、靠行政命令建立和运转的体制，拉大了这些国家与世界发达国家的距离。摆脱和抛弃斯大林模式成为东欧人民的诉求。为此，他们不惜流血，从“东柏林事件”“波匈事件”“布拉格之春”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人民运动，使他们终于摆脱了苏联的枷锁，开始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
　　苏联的剧变表明，按照少数人的意志，用政权和国家机器的力量去搞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的根基不可能牢靠，这样的发展模式也没有可持续性。苏联经济发展速度逐年下滑，进而发展成危机和负增长，是苏联模式发展的必然结果。
　　斯大林之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对斯大林体制有所改革和改良，经济有新的发展，民主也有某些扩大，但都没有打破斯大林模式的基本框架。20世纪70年代以后，勃列日涅夫甚至重新搞斯大林化，其结果使苏联陷入政治、外交和经济危机，并最终导致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瓦解和苏联国家的解体。
　　对于苏联的瓦解，执政党负有重要责任。苏联共产党与西方的政党不同，西方发达国家都是先立国、制宪，后建党，政党是相对稳定的群体利益的代表，其执政与失政是平常之事，并不会对国家和社会造成震动。苏共则不同，它作为无产阶级的政党承担着改变旧制度、建设新社会的历史使命。苏共通过十月革命夺取政权后逐渐排除了其他政党，成了苏联惟一的政党。由于没有人民和社会的监督、制约，苏共作为执政党，逐渐脱离了人民群众，思想僵化，特权泛滥，盛行个人崇拜；在国家发展战略上只重强国，不知富民。
　　苏共创建了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这种体制和制度又导致上述弊端长期存在和发展。苏共的根本问题是没有解决领导国家的方式问题，长期党政不分、党国不分。斯大林把苏维埃降到一般群众组织的地位，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苏维埃只起“橡皮图章”的作用，国家的重大决策不是在苏维埃，而是在总书记个人的小圈子里决定的。
　　俄国是一个落后国家，在社会主义建立之初，党代表人民管理国家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必然性。显然，苏共执政后的一个重要使命，应该是教会人们如何运用社会主义民主，真正实现人民当家做主。
　　但苏共并没有这样做，而是长期垄断权力，正如现任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所总结的：“苏共丧失政权的最主要原因是，在长期一党专政的制度下，实行了‘三垄断’：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制度，垄断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垄断资源与经济利益的经济制度。思想文化领域的专制，导致稍有不同于官方的意见，就会被认为是异端邪说，就动用专政工具整肃、镇压，或投入监狱，或关进疯人院，或驱逐出国、剥夺公民权利；垄断了权力，使得苏共及其领导人的权力凌驾于政府和法律之上，出现了一个脱离人民的官僚特权阶级；垄断了资源和经济利益，使得社会经济生活缺乏活力，大量资源被用于军事工业，人民生活得不到改善，对苏共的不满日益增加。而在苏联那样的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往往会把对既得利益集团腐败专制的不满情绪转化为民族矛盾，一旦累积到不可调和的地步就将导致民族动乱、国家分裂。”苏联剧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有人把苏联剧变的原因主要归咎于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称他们搞的修正主义和非斯大林化导致了苏联的解体。这种说法严重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恩格斯在总结1848年革命失败的教训时指出，需要研究革命必然爆发又必然失败的原因，“这些原因不应该从一些领袖的偶然的动机、优点、缺点、错误或变节中寻找，而应该从每个经历了动荡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恩格斯特别批驳了领袖“出卖”论，他说：“当你问到反革命成功的原因时，你却听到一种现成的回答：因为这个先生或那个公民‘出卖了’人民。从具体情况来看，这种回答也许正确，也许错误，但在任何情况下，它都不能说明任何问题。甚至不能说明‘人民’怎么会让别人出卖自己，而如果一个政党的全部本钱只是知道某某公民不可靠这一件事，那么它的前途就太可悲了。”
　　恩格斯这段精彩的论述，同样可以用来指导对苏联解体原因的探究。把苏联解体归咎于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这样的“叛徒”似乎简单明了，但不能说明任何问题。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确实有许多缺点，前者没有从根本上摆脱斯大林体制模式的框框，丧失了苏联改革斯大林模式的良机；后者的改革方针失当，加速了苏联剧变。但是，不应忘记，他们恰恰是苏联体制的产物，是苏共缺少选贤任能机制的产物。他们的思想意识也深受斯大林主义理念的影响。戈尔巴乔夫比赫鲁晓夫更深刻地认识到了苏联存在的问题，试图解决苏联经济下滑、人民与政权分离、社会精神萎靡的问题；但他所选择的“反酗酒斗争”“加速战略”“一切权力归苏维埃”都犯了战略性错误，并非对症下药，结果造成了更大的危机，改革的失败直接导致了国家的解体。因此，探究苏联解体的原因还应该到苏联社会中去寻找，从分析政治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和各阶层的状况，从民族政策和加盟共和国的精英选择中得出结论。
　　苏联改革的失败与政策选择失当相关，更主要的原因是苏联的体制模式确实难以改革。这一体制在苏联已经运行了70多年，形成了完整的体系、一整套思想观念和强大的支柱特权阶层和军事工业综合体的代表。掌权者对改革的抵制和苏联社会要求改革的呼声形成了尖锐的对立，苏共内部保守势力和激进改革派的斗争最终导致了改革的失败。
　　在苏共解散、社会主义瓦解之时，广大党员没有为此举行任何抗议活动。老百姓默默地接受了这一现实，这说明是人民抛弃了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和不代表人民利益的苏共。苏联的剧变也说明，不为人民谋利益、又不让人民为自己谋利益的制度，是不可能长久的。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彻底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
　　应该承认，苏联的社会主义也曾取得过辉煌成就，在消灭失业、发展社会福利、实现免费教育等方面，取得了不少进步。但是从总体上看，苏联并没有建立起一个公正、和谐的社会，自由和民主只停留在纸面上，理论与实践的巨大反差使苏联民众丧失了对社会主义的信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针对苏联即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而言的；中国特色首先是不要苏联特色，扬弃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国在去苏联化方面已经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中国共产党迈出的第一步，就是尊重群众的实践，承认群众所创造的联产承包制的合理性，并不断完善这一做法。在改革政策的选择上，只要是有利于提高生产力水平，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政策，执政党就实行，而不再用苏联式的教条衡量其是否合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突破了计划经济的教条，其最大的特点是把社会主义的基本诉求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吸取了斯大林时期以人为末、民命不如草芥的执政教训，提出“以人为本”的立国思想和执政理念，这无疑是对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中国曾经照抄照搬苏联模式，重复犯了苏联的错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改革就是去苏联模式化，即革除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历史告诉人们，正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坚持改革开放的政策，中国才没有重蹈苏东国家的覆辙。当然，我们今天不能用现在中国的理论和做法，机械地评判苏联模式的是非对错。但有一点必须清楚：离开发展人民民主，离开不断改善民生，谈不上建设社会主义；离开平等、尊重人权、社会的公平正义，也谈不上建设社会主义。
　　中国仍然处于从苏联模式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转变的过程中，其最后的结果如何，取决于我们抛弃苏联模式的彻底程度，取决于对社会主义制度创新的持续能力，取决于是否做到了科学可持续的发展，取决于是否真正实现了让人民当家做主，取决于我们的社会是不是一个实现了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
　　（沈志华，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所名誉研究员；左凤荣，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国际战略研究所国际政治研究室副主任。）
　　来源：《中国改革》2011年第1、2期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