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当谎言成为准则

　　不同民族、国度往往会有一些不同的道德、伦理和价值观念。而且，同一民族、同一国度在不同时代、不同历史时期其道德、伦理和价值观念往往也会发生许多变化。然而，“不许撒谎”却几乎是所有民族、所有国度从古到今都要求也必须遵从的道德戒令，因为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度的多数成员都撒谎成性，这个民族、国度确实难以生存。所以“不许撒谎”也许是全人类一条最古老、最普遍的道德戒令。不过，这大概也是一条最难为人完全遵守、最易被人破坏的戒令，因此从很早起，人们就想出种种测谎术来维护这条戒令。
　　中国早在周代即有“五听”法来判断当事人的陈述是否真实，据《周礼秋官小司寇》记载，审判者“以五声听狱讼，求民情：一曰辞听，二曰色听，三曰气听，四曰耳听，五曰目听”，即通过观察被审者言辞是合情合理还是矛盾百出，说话时神色是从容还是紧张、气息是平和还是慌乱、精神是沉着还是恍惚、眼神是镇定还是游移等来综合判定其陈述的真伪和案件的是非曲直。古印度人认为说谎的人心虚唾液分泌少，总是口干舌燥，因而发明了东方国家普遍使用的“嚼米测谎法”，即让嫌疑人每个人放一把炒米在嘴里，嚼几下吐出来，说谎者因口水少所以吐出的米明显比诚实者要干一些。随着近代科学的产生，一些科学家、医学家开始用近代科学方法研究人在撒谎后出现的生理变化。现在测谎器越来越复杂精密，呼吸、血压、脉搏、皮肤电阻、语音、脑电波、瞳孔、体温等都在测量范围之内。其发达先进的测量精度与古代的“五听”“嚼米”简直不可以道里计，但其基本原理却完全相同：撒谎时人的心理和情绪变化会引起相应的生理参量变化，这些变化一般只受植物神经系统的制约，不受大脑意识控制，通过捕捉这种生理参量变化可以帮助判断当事人陈述的真伪。而人在撒谎时之所以会引起心理和情绪的变化，因为潜藏其下有一个更深刻的哲学原理或曰伦理规范、不论人是否意识到都在暗起作用：不许撒谎！
　　一
　　然而，现实生活的复杂毕竟远远超过单纯的哲学原理或伦理规范。大千世界，无所不有。从野心家的弥天大谎到芸芸众生的偶撒小谎，一生中从未撒过谎的能有几人？更何况，有时是客观的社会环境迫使善良正直之辈不能不撒谎。
　　萧乾先生曾写道：“五七年夏天我坐在大楼里挨斗时，看到善良人竟然也张牙舞爪，诚实人也睁眼撒起谎来，我绝望了。反右倾以后，这片大地更加沉寂了。革命者变得唯唯诺诺，革命变得阴阴惨惨。农场孟技术员头天在队部挨了批，第二天就在田埂上朝我们大声嚷着：‘我保守，我跟不上时代。听着，亩产可不是两千斤，是两万斤！听见了吗？两万！’大家都豁出去了。那本辩证唯物主义颠倒过来念了。谎言成了真理。”（萧乾：《北京城杂忆》，人民日报出版社1987年5月版，第109页）这种“高产”有“新闻照片为证”。新中国的新闻摄影向苏联学习了“组织加工”与“摆拍”传统，但在19561957年，一些记者对新闻摄影能否“组织加工”与“摆拍”提出疑问，引发一场争论。最后，实际以可以“组织加工”与“摆拍”收场。这就为后来大规模的“造假”，或美其名曰“组织加工”提供了理论依据。（晋永权：《红旗照相馆：19561959年中国摄影争辩》，金城出版社2009年版，第358页）
　　在这种理论“支持”下，1958年8月15日，《人民日报》一版刊登了署名“新华社记者于澄建”拍摄的一组新闻照片，报道湖北省麻城县麻溪河乡建国一社一块亩产3万斤的“天下第一田”。其中一幅照片是四个孩子在生长着的稻穗上跳动，文字说明是：“这块高产田里的早稻长得密密层层，孩子站在上面就像在沙发上似的。”此图一发，引起轰动，作为典型加以推广，产生了巨大的示范效应。8月28日，《中国青年报》刊登署名“戈永坤摄（新华社稿）”的新闻照片，报道安徽省繁昌县峨山乡东方红三社一块“丰收田”，相片中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大姑娘坐在稻穗上，文字说明是：“在收割时，有个十六七岁的姑娘好奇地爬上了稻穗，盘坐在稻穗上，竟对稻穗没有多大的影响。”1958年9月5日，《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报》同时刊登了署名“新华社记者李志昭摄”的广东北部山区连县星子乡田北社中稻大丰收的新闻照片，图片中是稻穗上站着13个青年！《中国青年报》的文字说明是：“请看，这张六万斤‘卫星’田照片，更稳稳当当地站着十三个青年！谁知道祖国的明天，还有多少奇迹中的奇迹将要出现。”《人民日报》的文字说明是：“这块稻田里的稻谷像金黄色的地毯一样，十三个人站在上面也压不倒。”
　　几十年后，于建澄终于说出了这张“新闻照片”的真相：“它是把那十几亩、二十几亩快成熟水稻并到一个大田里面，而且这个稻田很小，只有几分地，从这个上面你可以看到，它是层层叠叠的，其实根本就不是，整个都倒伏了，所以，这群小孩就可以站在这个上面。”对这种明显违反常识的“新闻照片”，当时有论者强调：“这种新的‘组织加工’我认为很好，不仅不会影响真实性，反而更真实地说明了丰收，使人感到真实可信。”
　　（《红旗照相馆：19561959年中国摄影争辩》第109135页）
　　一旦“谎言成了真理”，谎言的制造者自身也被欺骗了。一般意义上的“谎言”是指撒谎者有意背离一个确知的真实，但撒谎者知道真相，然而在“谎言成了真理”的过程中，谎言制造者本身渐渐也成为谎言的相信者。当袁世凯一心称帝、不容他人反对甚至略表不同时，他就得不到反对的信息，他得到并且逐渐信以为真的“民意”就是天下“臣民”都衷心拥戴他当皇帝。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罪与罚》中的一个人物在抨击为“结案”而经常制造冤案的沙俄警察时说：“这事最叫人生气的是什么呢？不是他们在说谎，说谎一向是可以原谅的；说谎是情有可原的事，因为由假可以及真。不，叫人恼火的是，他们不但说谎，还崇拜他们自己的谎言。”（陀斯妥耶夫斯基：《罪与罚》，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10月版，第164页）
　　二
　　对有良心的人来说，撒谎确实令人痛苦，所以，萧乾先生略带自慰地“感谢”自己因被打成“右派”而被“剥夺”了“撒谎的权利”：“我的‘右派’改正之后，多少好心人以惋惜的口气对我说，你损失了二十多年啊，而且是你一生中精力最充沛饱满的一段时光。要是没‘戴帽’该可以写出多少东西！感谢之余，我心里却并不以为然。在鼓励说谎，甚至只许说谎的年月里，被夺去手中的笔，有什么不好呢？我不必一面看到朋友家的暖气管子被拆掉抬走，一面又违心地去歌颂大炼钢铁。一个用笔杆的人，倘若不能写出心坎上的话，确实还不如当只寒蝉好每当有人以好奇或同情的语气问起我那段沉默的日子时，我就回答说，那是塞翁失马，因祸得福。这并不是遁辞，而是肺腑之言。”（同上，第111页）同样，索尔仁尼琴的小说《癌病房》中患了癌症的“流放者”奥列格对同患癌症的“自由人”舒路宾表示自己羡慕其自由之身时，没想到舒路宾却对“不自由”的奥列格说：“您至少比较不那么昧着良心说话，您懂吗？您至少不那么委曲求全，这一点可要珍惜！你们被捕，我们便被赶到群众大会上去批斗你们。你们被处死刑，我们就得站着鼓掌拥护法庭的宣判。不光是鼓掌，连枪决也是我们要求的。注意，是要求！您该记得，当时报上往往这样写道：‘全体苏联人民了解到这般闻所未闻的卑劣罪行，无不义愤填膺，就像一个人一样您可知道‘就像一个人’这几个字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我们都是各不相同的人，可是忽然间‘就像一个人一样’！鼓掌时必须把手举得老高，让邻座和主席团都看得见。谁活得不耐烦啦？谁愿挺身为你们辩护？谁敢唱不同的调子？这样做的人如今又在何方？”对这种大多数人都撒谎的“怪象”，路舒宾一针见血地说道：“难道全体人民都是傻瓜？请恕我直言！人民是聪明的，人民要活下去。大国的人民有这样一条守则：熬过一切，保存自己！将来历史指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坟墓问起‘他是何许样人’的时候，只得用普希金的诗句来回答：‘在我们这个可鄙的时代，无非是暴君、叛徒，或是囚犯五行中人不出这三者以外。’”（索尔仁尼琴：《癌病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593、594页）这是普希金写于1826年的《致维亚节姆斯基》诗中名句，痛责沙皇专制的残暴、虚伪。
　　普希金所言或许过于偏激，但这种激愤是针对那种人人必须“表态”，连“沉默的权利”或曰“沉默的自由”都没有而发。在任何时候都讲真话确实可贵，但首先要做到不讲假话，要有沉默的权利与自由。叔本华认为沉默并非不义，谎骗才是不义，而且是一种暴力。虽然没有说出真话，但有沉默的权利，即不撒谎的权利，确是社会的巨大进步。
　　当然，生活中每个人都可能会因种种不同原因撒谎，普通人当然不可能像袁世凯这类政治人物撒弥天大谎，尽管有些谎言还真情有可原，但总归于道德有亏。不过，如果有千千万万人因同一原因撒谎，那么“有问题”的肯定是这个导致众人撒谎的“原因”。
　　过来人都应该记得，当年知青返城难于上青天，但规定患有某几种病者可以留城或“因病”返城，不过必须有省、市级医院的证明，许多知青和家长于是想方设法开出“有病”证明。到上世纪70年代末，“文革”刚结束，但“两个凡是”还未破除，包括“上山下乡”在内的“文革事物”还属于不能否定的禁忌，然而千百万知青已开始强烈要求返城，很难阻止。面对这种“两难”局面，有关部门俯察民情，十分明智地通权达变，规定凡“因病”都可以返城，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同意“普通医院”都可以开“有病”证明，“建设兵团”的“团部”医院都可以开，到后来，有的兵团医院的医生拿着一本本早已按病返要求写好的“病历”，只是快速填写“病人”姓名而已。有千百万知青都“因病”返城，几乎一夜之间，大潮突然退去许多回忆文章与“知青小说”对此都有详尽的描述。既没有（当时还不能）公开否定荒诞的“新事物”，又在实际中顺应了民意，这是决策者的高明之处。在这种语境中，“医生”与“病人”已不是“心照不宣”地撒谎，而是公开地“弄虚作假”。然而，谁又能指责“医生”、“病人”与“决策者”呢？均为情非得已矣。问题出在那种悖逆民情荒诞的制度，并用诸如“反修防修”之类的意识形态将其神圣化，使其难以遽废。当一种制度明显不合时宜，不为人信奉、遵从却又不能废止时，便会出现这种阳奉阴违的“集体性撒谎”或者说“制度性谎言”。
　　然而，不论有多少情有可原的理由，当谎言成为准则、许许多多人不得不动辄说谎时，终将导致“说谎感”的丧失，最后是全社会诚信全无。一旦撒谎成性，就会如俗话所说，“撒谎脸都不红”，没有任何生理反应；这样，测谎器根本无法测出被测者是否撒谎。如果一个群体、民族竟要靠测谎器来维持其“诚实”，无疑是这个群体、民族的奇耻大辱；但如果连测谎器都无法维持其“诚实”，这个群体、民族则已陷入万劫不复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