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平等与人权的悖论

　　读资中筠主编的《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倍感一些问题的归纳和分析颇具深意，让人获益非浅。特别是编者在绪论里所强调的，本世纪社会变迁的两大原动力：人类“求发展”和“求平等”的渴望，与笔者的想法不谋而合。尽管严格说来，“求发展”不自二十世纪始，“求平等”也不由二十世纪终，但二十世纪因人类“求发展”、“求平等”的两大冲动而造成一次次重大历史变迁，毕竟令人印象深刻。让笔者略感不足的是，书中讨论发展的主题似乎一以贯之，对人类“求平等”的努力却从最初的浓墨重彩逐渐转为轻描淡写，到后半卷干脆不见了踪影。以至全书后记中也悄悄改变了论题，断言二十世纪也好，二十一世纪也好，世界的两大主题是：“一个和平问题，一个发展问题”，平等问题不知所终。
　　百年历史，前半期“求平等”轰轰烈烈，下半期“求发展”日新月异，发展与平等两大主题，称得上各领风骚五十年。谈百年风云，又是多人分头撰稿，谈平等前重后轻，也多少有情可原。但问题是，本书是写给中国人看的，对于正在经历社会转型之苦，又眼见苏联东欧政治巨变的相当部分中国读者来说，他们更关心的，也许未必尽是“求发展”的必要，反倒是更愿意从作者描述的世界大势之中，看出“求平等”的未来前景。在这方面，《冷眼向洋》一书显然没有能够满足这部分读者的愿望。
　　中国今天有多少人重视平等问题，并无统计数字可考。但是，只要注意到当今权钱交易日趋严重，贫富分化日渐加剧的社会现象，就不难估计出平等的呼唤在中国的今天会有怎样一种群众基础。毕竟，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相当多的人们曾长期受到社会主义平等思想的熏陶，并且过惯了虽然得不到物质享受，却不必担心生老病死和子女教育等压力的无忧无虑的生活。改革开放之后，“铁饭碗”被打破，各种福利政策被取消，生活压力空前加重，社会地位迅速改变，加上大量不公正、不平等现象层出不穷，这一切都不可避免地会造成社会弱势群体和相当部分理想主义者对现状不满。这也就难怪，知识界中近年来后现代派招摇过市，谈论平等、批判现实的言论日渐其多，且越来越有市场。包括对“文革”，也很有些人称颂备至，言谈话语之间，大有非再来一次“文革”不能铲除权力腐败的毒瘤，创造平等未来的想法。
　　中国今天的问题由何而来，自然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有一点不容置疑，那就是权力腐败以及权钱交易愈演愈烈，它极大地加剧了两极分化，造成了越来越多几乎是赤裸裸的不公正、不平等现象，已经成为损害人民对政权信心和影响整个社会健康发展的恶性隐患。一些人之所以怀恋毛泽东那个时代，之所以肯定和推崇包括“文革”这种极端激烈的造反形式在内的政治运动，很大程度上正是社会上弱势群体对权力腐败恶性发展的强烈反感情绪的一种反映。问题是，祈灵于回归旧体制和再来一次“文革”而解决因权力腐败形成的社会不公正、不平等，似乎多少有些南辕北辙的味道。
　　“求平等”的梦想，古已有之。但饱读唯物论的中国人理应了解，真正平等的实现还需要相应的社会条件，即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冷眼向洋》一书对人类近代关于平等的概念有所说明，其中给人印象深刻的尤其是它对自由与平等的关系所做的澄清，即“人生而平等本来是自由主义最基本的信仰”。在它看来，欧洲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在平等问题上的区别，很大程度上只是表现在对其内容的不同理解上，即是强调起点平等，如权利平等、机会均等呢，还是强调结果平等，分配公平呢？然而，该书理应进一步告诉读者，这种对平等的不同理解，其实更多地也还是人们在不同时代和不同环境中的不同感受所使然。十七、十八世纪人们对平等的主要要求是政治上的，即强调所谓天赋人权，生而平等云云，追求的是人人都应享有均等的权利与机会；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人们对平等的要求更多地转向经济问题，于是就有了节制资本，公平分配，甚至有了消灭私有制的革命的社会主义主张。之所以会有这种区别，是因为不同的时代欧洲所面临的主要社会问题不同。十七、十八世纪欧洲的主要问题是封建专制及其等级制度对社会和人的严重束缚，因而才会产生以强调天赋人权思想为特色的自由主义思潮；而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的问题则更多地表现为人们对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社会状况下贫富悬殊两极化的强烈担心，也因此才会促成以要求分配平等为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而所有这些的关键，严格说来都是不同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及其与之相关联的不同社会环境作用于人的主观感受的客观结果。马克思所谓存在决定意识，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如果我们同意存在决定意识的观点，那么，我们对中国今天的问题及其解决的方法，就应该有客观的分析。权力腐败或权钱交易的前提，是因为首先存在着不受制约的特殊权力，金钱由自由贸易、市场经济所带来的经济利益才能对权力者发生效力。一味地强调金钱的腐蚀力而忽视权利的不公平、不合理，一心希望回到旧体制去消除经济利益的刺激作用，不仅是开历史的倒车，而且根本就是本末倒置。其实，一方有权，一方有钱，未必就会导致交易关系，新加坡、香港都属于“金本位”的社会体系，也曾经发生过严重的腐败问题，但它们对权力进行公开监督与制约之后，至少极大地抑制了金钱对权力的腐蚀作用。同样，有权没钱也未必就不会产生权力腐败。事实上，最早引起广泛非议的权钱交易现象，就发生在“文革”期间。当时各级干部中盛行一时的“走后门”之风，说到底还不是为自己及其家族子女谋取个人经济物质利益？更何况，权力腐败也并非仅指受金钱腐蚀一点而言。“文革”期间诸多地方干部利用手中掌握的入党、提干、招工等种种权力诱奸女知青的恶性案件，包括利用权力任人唯亲、拉帮结派，以至对他人打击报复，等等，其实都是权力腐败的某种表现形式。十分明显，中国目前问题的症结，首先还不是结果平等与否，而是在基本的起点上就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起点尚不平等，又如何能指望结果平等呢？
　　马克思是在什么条件下谈论平等问题的呢？是在“形式上平等，实质上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已经牢固确立之后。“形式上平等”，即《法国人权宣言》第一条所称：“在权利方面，人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换言之，每一个人生来就享有相同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不得本人同意，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名义，把他人置于自己的政治权力之下，不得限制他人在法律范围内的思想言论的自由。也恰恰是因为已经存在了这种形式上的平等，马克思主义才得以产生，也才有了马克思谈论“实质上平等”的必要与可能。令人遗憾的是，今天我们许多人讨论平等问题时，却完全忽视了这一重要的历史前提。他们没有意识到，当这种形式上的权利平等，即起点平等还不具备的时候，要追求实质上的平等，即结果平等，无异于缘木求鱼。
　　“天赋人权”，“人生而平等”，早在二十世纪上半期俄国式社会主义理论中就已经被定性为典型的资产阶级口号。为了追求实质上的平等，导致否定形式上的平等，二十世纪各国共产党人一度走到根本否定普遍人权的地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性的悲剧。苏联以大检举、大揭发、大逮捕、大处决为内容的“大清洗”运动，中国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为标志步步升级的政治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不仅没有带来实质上的平等，反而造成了难以数计的冤假错案和人与人关系的严重不平等。平等与人权的悖论，最终使以平等为号召的社会主义渐渐失去了它最初耀人的光芒；对人权、人性和人道主义的否定与排斥，实际上早已成为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实践中最为世人诟病的问题所在。比较半个多世纪前社会主义运动蒸蒸日上，资本主义气息奄奄，而如今资本主义气势如虹，社会主义实践或是半途而废，或是改弦更张，如果还仅仅从苏联自身体制弊病和俄国模式影响的角度去找原因，显然是太过偏狭了。
　　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败与受挫，根本上并不在于它在经济管理体制上采用了错误的模式，致使它的发展速度落后资本主义太远。在俄国革命最初的那些年里，在中国革命胜利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人民的生活以及国家的经济状况，都存在许多严重困难，但在无论苏联、中国，还是其他各国那些对资本主义弊病强烈不满的普通人看来，这丝毫不足以动摇他们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向往和信心。甚至直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发生之际，仍然有许多人真心希望能够从此创造一个足以荡涤资本主义污浊，彻底净化人类心灵的新世界。经济的发达、物质的享受，对大多数人来讲远不是那么重要。问题是，当燥动和狂热过去之后，人们最终吃惊地发现，他们以平等的名义剥夺他人的权利，实际上并不能创造他们理想中的平等。不论他们是否不自觉地充当了上层权力斗争的工具，至少他们的行为本身就制造了更多的不平等与不公正。何况远不是所有人都真诚地追求平等，当一场政治运动来临时，往往有许多人是打着革命的旗号，准备来捞取个人的实惠或满足其挟嫌报复的私欲的。而无休无止的斗争，造成无休无止的猜疑、诬陷与仇恨，制造出大批“能力不行耍嘴皮，政治问题来找齐”的告密小人，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高度紧张，直至走向你死我活。而这些，正是世人把苏联的大清洗、中国的“文革”视为同类相残的历史浩劫的原因所在，也正是社会主义内在凝聚力和外在形象被破坏，使多数人逐渐由向往社会主义，到远离社会主义的关键所在。
　　为了追求平等，必须要制造新的不平等吗？为了争得自己的自由权，一定要剥夺他人的自由权吗？这种逻辑其实就是马克思也未必赞成。不错，马克思设想过暴力革命和阶级专政，然而在马克思看来，它只应当存在于消灭制造了太多不平等的私有制，从而根本取消阶级存在基础的短暂的“过渡时期”。既然阶级已经消失，它当然不会也不应当造成任何新的不平等。因为马克思理想中紧接着到来的社会主义，正如《冷眼向洋》一书中所说，一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是人在得到了基本的生存权、自由权之后，再进一步从异化劳动中解脱出来，真正复现人的本性、尊严和创造力的“真正合乎人性”的社会。社会主义之所以一度被世人相信优越于资本主义，并终将取代资本主义，其魅力也正在于此。但俄国也好，中国也好，恰恰缺少了马克思社会主义观所赖以存在的那个“形式上平等”的社会基础，自由权对于人们还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斗争目标。换言之，在当年的俄国和中国，开始成熟了的其实还不是平等问题，而是人权和民主问题。一步跨过争取人的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些最基本的社会进步阶段，直接迈向结果平等的终极目标，不能不造成人们认识上的严重误区。好象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什么自由、什么人权，统统都是资产阶级的遮羞布。就连用来维护普通人基本权益的法律制度，也被当成了可有可无、可方可圆的的橡皮泥。在这种情况下，高度集权的体制、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的建立，乃至传统官僚体系的延袭，都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权力的滥用与失控，当然不可避免。毛泽东之所以不能实现他理想中的平等，其原因盖莫出于此。同样的道理，注意到现实的社会问题，指望回归毛泽东时代，甚至重演“文革”，来寻求平等的实现，也绝不可能成功。
　　改革开放以来，确实存在着重发展，轻平等的偏向。这一方面是市场经济客观发展的条件所使然，另一方面也是人们主观认识跟不上形势变化所致。面对这种情势，因噎废食固不足取，听之任之亦不可为。一面努力推动政治改革，厉行法制保障个人权利，开放民主自由使一切权力置于公共监督之下，从而为每个人争得发展起点上的权利平等与机会均等；一面努力抑制结果的不平等，设法通过宏观调控从社会分配的角度保障绝大多数人的基本权益，力求在现实允许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造成社会公正与公平，这是中国今天的社会进步与发展不得不两相兼顾的重要课题。但如同没有资本主义，就不会有社会主义一样，没有起点的平等，注定了不会有结果的真正平等，这是一个必须要有清醒认识的客观现实。在承认这种客观现实的条件之下，如果真心“求平等”，世界各国中已有不少可资借鉴的经验，未必不能找到抑制贫富两极化的有效方法。无论如何，我们不能重蹈历史复辙，干那些为“求平等”却硬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的蠢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