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一个时代的“阅读史”

　　一位因爱读书而终以出书为业的朋友总说“阅读即存在”，这或许是他出于职业热爱的一己之见，但一个时代的“阅读史”确实见证了一个时代知识、心灵和思想的“存在”。摆脱“文革”那种几可说“阅读即犯罪”的年代已经30年了，这是一代人的时光。30年阅读史，也即一代人的精神发育、成长史。每个时代的阅读热点都影响着个人的阅读兴趣，但个人毕竟还有与众不同的趣味选择。30年来，学术界非虚构作品的“时代阅读”与“个人经验”彼此互动的回忆，也从一个重要方面重构了那段历史的知识、心灵和思想图谱。
　　1978年秋我进入大学时，“思想解放”运动已经发端，到80年代初已荡成大潮。时代潮流立即反映在校园阅读中，“文革”前出的书很快全部解禁，一些新书尤其是翻译作品也越来越多。经过十年浩劫“文化专制主义”无书可读之苦，大家几乎是贪婪地啃书本。虽然读书各有所好，但还是有明显的阅读热点。
　　从1978年秋到整个80年代，虽有重重阻力，但“时代最强音”确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对改革刚刚起步的中国来说，不同于苏联模式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实践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启发作用，卡德尔等南共理论家的著作成为热门读物，无论是“文革”前为“批修”翻译的内部读物，还是新译之作，都炙手可热，引起激烈的争论。现在看来，南共的实践并不成功，但他们对苏联模式的批判，还是使人深受启发。稍后，由多家出版社共同推出的“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选译”丛书格外值得一提。这套丛书使人对欧洲共产主义、力图调和计划与市场走“第三条道路”的布拉格之春、斯大林时代、布哈林理论有了系统的了解，功莫大焉。遗憾的是，至今未见有文详说这套由多个出版社联合推出的“丛书”的内情，由谁策划、怎样选题等等。
　　当时影响最大、最具代表性、影响整个1980年代中国经济学的当属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他的“短缺经济学”一时间几乎成为中国经济学的口头禅。经过对市场导向改革的一段“自由化”质疑后，中国在1992年重新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学依然“热门”。随着对海外经济学的了解更多、研究更加深入，以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学派”（开始主要是经张五常“引进”）、以科斯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以诺斯为代表的“制度变迁理论”、以奥尔森教授为代表的“公共选择理论”在1990年代中后期则取代科尔奈成为“显学”。他们的影响甚至超越经济学范围，对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都有相当影响。因此，他们的译著及相关研究著作一直长销不衰。
　　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有关社会思想著作开始受到重视。上世纪80年代的“韦伯热”使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等著作成为阅读热点。“法兰克福”学派也于此时在中国大规模“登陆”，《单向度的人》、《爱欲与文明》、《逃避自由》等都畅销一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自1990年代末开始、至今仍在出版的“西方现代思想丛书”尤引人注目，迄今已出《秩序自由主义》、《道德的市场》、《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等15种。而在1980年代很少被提起、甚至鲜为人知的哈耶克在90年代后期也开始受到关注，其主要著作《法律、立法与自由》、《自由秩序原理》、《通往奴役之路》等全都翻译出版。无论赞同还是反对，亨廷顿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文明的冲突》、《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本本都引起激烈争论却也十分难得。
　　对西方文学艺术中的“现代派”，我国长期以来是只有批判而鲜有译介，时至1980年代初仍属批判对象，几乎没有完整的作品译介。但现在想来颇难以理解的是，当时大学生却偏偏对自己无缘多读、了解甚少的“现代派”分外着迷，想方设法从零星的批评、批判、译介文章中略窥一二，以致谁能谈几句“现代派”，就被同学“另眼相看”，如果是男生，肯定能获得不少女生的青睐，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掌握了“话语权”。要说对一代人“现代派”起过重要启蒙作用的，则首推1981年出版的陈琨著《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此书当时市面上很难买到（不知是否“限制印数”），记得我所在的吉林大学图书馆甚至规定因教学需要，只有外文系、中文系三年级以上的学生才能借阅，当然还要提前很久预约。但在“文革”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现代派”仍是“自由化”，因此屡被批判。1983年秋开始的“清污”，明确把其实没几个人看得懂的“现代派”定为“精神污染”。
　　外国现代哲学也是如此。1980年代初完整的译介并不多，但大家就是着迷，尤其是萨特，在一夜之间风靡校园，对青年的影响之大曾令有关部门担心不已。他对“人”是“存在先于本质”的阐发，把人的个性张扬到极致，引起了曾经个性完全泯灭的那一代青年深深的共鸣，他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我差不多全文摘抄。在80年代青年的心路历程中，萨特抹下了最为浓重的一笔。萨特也是1983年“清污”的对象之一。90年代初，我还应香港中华书局之约写了《萨特》一书，作为对自己青春阅读的纪念。在萨特之后，弗洛伊德、尼采迅速联袂登场，由于几十年来对这二位实在没有研究，所以仓促间一些出版社或将港台出版的弗氏著作拿来印行（好在当时对“版权”并不重视），或将三四十年代出版的尼采著作重新出版，以应急需。不久，没有多少人读得懂的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又成为读书人的案上必备。虽然真懂海德格尔的委实不多（也不可能多），但海氏“人，诗意地栖居”这句名言到现在已成为小资的符号，足见其“经久不衰”与影响广大。而与海氏完全不同的维特根斯坦却也大行其道，他的《哲学研究》在不长的时间内居然出现多个译本。当然不能不提宾克莱谈伦理学的《理想的冲突》，这本书不知摆在多少人的案边床头，至今仍不断再版。
　　尽管所学是历史专业，我却一句句读完了《小逻辑》、《精神现象学》、《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等当时所有译成中文的黑格尔、康德的巨著，自己写起文章也是满篇“现实的理性批判与批判的理性现实”之类。但从大学三年级起，对罗素的喜爱引导我一步步脱离德国哲学而沉迷于科学哲学、维也纳学派，罗素、波普尔、石里克、莱欣巴赫等人明白如水的行文风格使自己的文风也随之一变。直到现在，我仍感叹中国“思想界”中“德国色彩”太浓，“盎格鲁萨克逊色彩”太淡。社会转型期也是利益调整期，社会公正必然成为社会焦点，有关书籍也成为阅读热点，罗尔斯的《正义论》在1990年代引起广泛讨论，使学术界关于公平、公正的思考更加深入。从90年代到现在，福柯横跨几个学科的《知识考古》、《性史》、《规训与惩戒》赢得不同学科的大量读者。
　　在1980年代引进新知的大潮中，四川人民出版社的“走向未来”、三联书店的“文化：中国与世界”、华夏出版社的“二十世纪文库”这三套丛书厥功至伟，同时标志中国新一代学人开始登上学术舞台。中国新一代中青年学者也于此时开始崭露头角，在“阅读图谱”中渐占一席之地。从80年代中期起，阅读更加多样化，但《第三次浪潮》和“走向未来丛书”还是掀起了以控制论、系统论和信息论为主要内容的“新方法论”热，一时竟有“开口不谈新三论，纵读诗书亦枉然”之势。现在人们很难想象，《第三次浪潮》发行竟达数百万册。
　　在1980年代的“文化热”中，人们发现此时争论不休的问题，其实大都是在数十年前胡适、陈独秀、李大钊一代就在当时知识界激烈争论过的。由此，开始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研究探讨，到90年代渐成热点之一。有关胡适那一代知识分子的著作及他们本人的旧作“层出不穷”。陈寅恪为“教授中的教授”，乃象牙塔中的人物，他的命运竟引起广泛“社会关注”，恐为外人难以理解。顾准在“文革”中去世，他留下的一些遗作在80年代初即已出版，却反响甚微。但跨入“新世纪”，思想界却突然“重新发现顾准”，甚至兴起一股“顾准热”，顾准遗著和有关顾准作品随之畅销。
　　在这30年阅读中，海外华人学者占据了重要位置。余英时的《士与中国文化》、林毓生的《中国意识的危机》、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唐德刚的中国近代史系列都名重一时。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杜维明等海外“新儒学”的著作一版再版，直接催生了大陆“新儒学”。放眼望去，新儒学已蔚为一时之盛。
　　大陆学者，在整个1980年代影响最大者莫过李泽厚，确可用“独领风骚”形容，他的《批判哲学的批判》、《美的历程》、《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对一代人的影响之深，后人恐难以想象。
　　当然，30年来，对上述种种“阅读”，一直又有时强时弱的严厉批判。这种批判，总是倚傍政治权力而形成强大压力，使这种阅读并不顺利。
　　上世纪80年代，知识界几乎是一边倒地呼唤“输入新知”。经过80年代最后一年那场巨大“风波”后，在“主流”的调控下，爱国主义成为“主旋律”，而传统文化成为爱国主义重要资源。从90年代起，“传统文化”的热潮持续不断，各种传统典籍一直热销。1993年8月16日，《人民日报》用整整一版发表报道“国学，在燕园悄然兴起”，提出“国学的再次兴起将成为我国文化主旋律的重要基础”；两天以后，又在头版登出“久违了，‘国学’！”其他各媒体等也发表了类似的报道和文章，中央电视台专门作了题为“北大‘国学热’的启示”的专题报道。“国学”被纳入爱国主义话语后，有关图书越来越多。
　　如果说传统文化本位论者从“传统”、“前现代”角度对近代以来尤其是五四以来“现代性”观念进行批判的话，从1990年代起，随着西方后现代、后殖民理论的引入，其论者则从“学术前沿”、“后现代”角度对“现代性”进行批判，对启蒙、理性、自由、民主都提出质疑。利奥塔的《后现代知识状况》、萨伊德的《东方学》殊为中国的“后学家”看重。
　　30年的“阅读史”在某种程度上即30年社会的“心路历程”，若有心人将这30年图书的发行量、图书馆借书单、书店排行榜详加统计、分析、研究，对这段“心路历程”的记录将更精确，对我们理解自己、对后人理解我们，均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