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三十年前如此“批邓”

　　1949年后，“流行音乐”渐被禁止，在1956年的“早春天气”中略有“回潮”，但随后在1958年的“批判黄色音乐”运动中即被完全禁止、彻底扫荡。在“文革”中，唱、听流行歌曲更是罪可入狱，流行音乐完全绝迹。然而1979年随着国门初启，中国的大街小巷突然响起暌违已久的流行音乐。“流行”的再次流行，当然得益于“初春”的政治气候，在相当程度上，还得益于盒式录音机这种“新技术”的引进，大量“水货”录音机和港台流行音乐磁带如潮水般涌入，进入千家万户，翻录成为家常便饭，实难禁止。
　　对流行音乐，当时的意识形态主管视为洪水猛兽，认为是“自由化”在音乐领域最重要的表现，一定要禁而后快。
　　三、四十年代甚为“流行”、此时因邓丽君演唱而重新流行的《何日君再来》成为大批判的首选靶标：“不是一首爱情歌曲，而是一首调情歌曲；不是艺术歌曲，而是商业歌曲，是有钱的舞客和卖笑的舞女的关系，是舞场中舞女劝客人唱酒时唱的。”“每个‘今宵’向不同的男人低唱‘何日君现来’，哪里有什么爱情呢？”“它是三十年代产生的黄色歌曲”（南咏：《还历史本来面目》，《人民音乐》1980年第9期）而批判者更加强调的是，它产生于抗战全面爆发的1937年，这种“软绵绵的在技巧上经过精心处理的‘探戈’节奏的曲调”也是“这首歌后来在沦陷区被敌伪赏识、利用、推广，当做毒化人民意识的一剂鸦片的原因。”（应国靖：《也谈〈何日君再来〉问世经过》，《人民音乐》1980年第9期）“在烽火连天的全民抗战中，确实是‘一边是严肃地工作，一边是荒淫无耻’，《何日君再来》是与前者格格不入，却迎合后者的需要，它是腐蚀人们斗志的，这正是它能在沦陷区畅行无阻的根本原因。”（张魁堂：《一段历史》，《人民音乐》1980年第11期）当时各单位、学校还传达明确“禁听”邓丽君的有关文件，要求有邓丽君磁带者将磁带上交或自己消磁，有的大学还抽查学生磁带。但在公开出版物上，开始还是不点名批判，将其称为“D味”，从一篇为电影《小花》和电视片《哈尔滨之夏》的插曲辩护的文章中即可看出：“电影《小花》的插曲，电视片《哈尔滨之夏》的插曲，电台播送的每周一歌《丁香花说我爱你》等反映很不一样。有人说是‘新颖的，社会主义的抒情歌曲’，或‘健康的抒情歌曲’；有的则认为是‘D味的仿制品’！”“怎么办？有位性情耿直，责任感很强的领导同志早已发表了口头意见（因未见成文，故无法引证准确的原话）：‘近年来由于我们采取了对外开放的政策，国外的先进技术、对我们有益的经验进来了；不可避免地，资本主义的腐朽文化也传入了我们的园地。’‘D味的歌曲就是黄色歌曲，就是靡靡之音，是我们三十年代就批评过的东西。’另一位同志说：‘要保卫我们社会主义音乐生活的纯洁性。’以上两段话我认为都是对的。但什么是‘社会主义音乐生活’？如何‘保卫’其‘纯洁性’？在探讨当前音乐生活中出现的这些现象的时候，如何使我们群众音乐生活的合理要求得到应有的满足？社会主义的抒情歌曲（从作品到演唱艺术）如何与黄色歌曲划清界线？这才是全部课题。”“对已经写出，唱出而又在群众中流传的新的抒情歌曲务请慎重鉴别，不要轻易戴上什么‘D味’的黄帽子。”（程云：《时代社会生活音乐》，《人民音乐》1980年第3期，第13页）
　　李谷一的《乡恋》，引起的批判最为激烈。“1980年初的一天上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礼堂里，一位主管意识形态的高级官员，最先点了《乡恋》的名，说大陆现在有个‘李丽君’。”
　　“李丽君”就是最严重的“罪名”，足见当时有关部门视邓丽君为何等可怕的洪水猛兽。虽然邓丽君被批被禁，但民众就是喜欢听她的歌。最后，她的歌曲不得不“解禁”。其实，很多时候，民众往往比管理者更有常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