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从“跑堂”到总统

　　武昌起义刚刚发生，遥远的太平洋彼岸，1911年10月11日的《纽约时报》就披露了这一消息，一艘日本军舰舰长给日本外务省的报告说，“称有迹象显示，这次发生在清国的起义是一次组织严密的革命行动。目前在武昌的日本人受到了革命军方面的优待，食物供给得到保障。”也就是这一天，孙中山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市的当地报纸看到了“武昌为革命党占领”的消息。10月13日，《纽约时报》刊出详细新闻《武昌爆发反清革命，共和国体有望建立》，其中说：“这是一个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有计划的革命运动。如不发生意外，著名的流亡革命家、反清革命领袖孙中山可能被推选为民国总统。”
　　然而，我们从唐德刚的《晚清七十年》中可以读到这样的细节，当武昌起事的消息传来时，46岁的孙中山正在丹佛市的一家卢姓中餐馆打工，端盘子，他最初并没有太强烈的反应，因为同样的起事至少有过十来次，他没觉得这次有什么胜算。何况不久前，他已接到黄兴的电报，武昌新军必动，请他速筹款应急。他有心理准备。
　　10月14日的《纽约时报》不仅有多篇有关武昌革命进展的新闻，还有《孙中山贷款闹革命，秘密计划大曝光》的长篇报道，披露了孙中山与英国银行家的来往信件，记者笔下的“清国革命领袖孙中山”“身材纤细、体形矮小，具有学者风度。多少年来，他一直都是满清王朝统治者们的眼中钉、肉中刺。从上个世纪90年代的某个时候开始，他的头颅就被大清政府重金悬赏，然而他却能够一次次逃脱大清政府编织的追捕网，并且悄无声息地周游世界，积极从从事革命宣传，指望有朝一日能够实现他的梦想，建立一个共和制的新中国。”（引自郑曦原编、李方惠等译《帝国的回忆》，三联书店2001年）
　　当天的《纽约时报》社论说，“过去反清运动是很反动的，特别是激烈排外，矛头指向外国人。这次却大不为然，革命领导人一开始就表示尊重外国人的权益。在革命运动中心的省份，临时政府还采取民主政制的雏形，都是很有意义的情况。”同一天出版的纽约《商业财政纪事》周报，也有同样的判断：“统治了中国近三百年的满清政权可能要垮台了。这次革命在重要的湖北省爆发，明显的经过领导人精心策划，当地军民都予以热烈支持。首府武昌陷落，汉口和汉阳也不费吹灰之力就被占领至今还没有一个外国表示要阻止这场革命。如果外人要改变目前局势和将来局面的发展所做的努力，规模要很大和严峻。所以，只要外人权益得到充分保障，就不应当采取任何干涉行动。”
　　确实，10月12日，革命党人就以“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黎元洪的名义，照会汉口各国领事，表示起兵的目的为推倒专制政府，建立民国，同时，维持世界和平，增进人类幸福。照会共七条，包括：所有清国前此与各国缔造之条约，皆继续有效；居留军政府占领地域内各国人民财产，均一律保护；所有各国之既得权利，亦一体保护；各国如有助清政府以妨害军政府者，概以敌人视之，等。作为回应，日、德、法、英等国驻汉口领事很快也张贴了“严守中立”的告示
　　10月25日的《纽约先驱报》、26日的《世界日报》、28日出版的《展望》杂志等都对革命党人的表现大为推许，对此次革命的前景表示乐观。《世界日报》回顾了中国自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以来的历史，认为，“整个世界不得不正视这次运动。中国的革命领导人在过去十五年内，学了很多东西。而满清朝廷对立宪所做的一点努力，又助长了民族运动。而这个运动却又可能导致清廷的解体。”
　　与美国舆论的热烈相比，美国政府则要冷漠得多，孙中山10月18日给美国国务卿诺克斯写信，请求秘密会谈，也没有得到回应。
　　到12月9日，在金融、工商、政界很有影响的《美国银行家》杂志乐观地断言，清王朝的覆灭是不可挽回了，“在这千载难逢的机会，美国应准备争取在亚洲市场上的适当贸易，加强对这个前进中的伟大民族的影响。这个民族具有无穷尽的商业、工业、金融、教育、道德和智力发展的潜力。在一个新的启蒙时期，中国无疑将在未来二十世纪的历史中扮演一个极重要的角色。”
　　此前10月14日的《亚特兰大宪报》也曾表示，这场革命如果成功的话，“中国的进步，无可限量。”民国元勋黄兴的女婿薛君度为了写《武昌革命爆发后的美国舆论与政策》论文，查阅过大量当时的美国报刊，使我们今天方便听到这些声音。共和代替帝制，这当然是个巨大的进步。尽管近百年后遥望武昌，中国仍在“进步”的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