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申宁：士大夫阶层的陨落

　　“士大夫”一词，原指读书人和他们的前程。“士”是读书人，“大夫”则是春秋时的官名，合起来便是指读书做官的这一批人。在中国古代，做为“士”的读书人与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共同组成社会的整体，这个以士农工商四大阶级共同组成的社会与高高在上的皇权形成对立。维系这个社会的是庞大的行政架构，联络皇权并使这个行政体系运作的便是做为“士”这个阶层的官僚们。由是，士大夫遂成为这个社会中人数最少，但能量最大的一个阶级。他们上结皇权，下驭社会，主要功能便是维护封建统治的正常运转，并因此而成为这个社会数千年的宠儿。
　　在过去，要成为一个读书人，并不是简单的事情。首先家里要有钱，能供养得起子女读书，这在贫穷的中国已是极少部分人的事情了。而且从蒙学识字开始，便请人授受。那些孩子在私塾先生的严加管教下，每日颂读、背记，终至考取秀才，方才过了启蒙关。随即入县学，掌握系统知识；随后再登乡试，旋进书院，精研义理，学成后，方可进京会试。即中，才有资格参加保和殿的殿试，由皇帝亲试，决出进士及第名次。由是获进的人士方才由朝廷颁旨命官，加入了这个等级森严的官僚集团。然后由低向高拾级而上，步步走去，这便是士人们一生的人生轨迹。在千年历史之中，真正走入并攀爬这人生天梯的人，却只是读书人中的极少数者，绝大多数的学子在层层的筛选中被无情地淘汰了。
　　然而，盛行千年的科举制度在进入二十世纪门槛的时候，突然被废止了。虽说当时袁世凯、张之洞等上奏时，是想以引进西方的教育制度，以学堂取代科举，建立新的国家人才培养机制，以达到向西方学习目的。然而，他们却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内容：中国的科举制度不仅仅是个教育制度，它同时又是一个国家选人用人的制度。对于学成之人，政府是要包分配的，并把他们全部录用到这个官僚体制之中。可是，由学堂毕业出来的人却没有了这个去向。既然政府不包分配了，读书人便只有靠自己所学的文化知识为生了。因此，由学堂出来的读书人都聚集到了城市，开始以自己所学知识的谋生之道。于是，社会出现了一个新的阶层，是一些读书却又不去做官的新社会阶层。他们由权力的核心走出，来到社会中，从事教师、律师、医生、法官等新的工作，以自己的知识和技能服务社会，人们将这个新的社会阶层呼之为“知识份子”。
　　读书做官是千年传统社会人才的培养与使用之道，读书不做官是新社会知识份子的产生之途，而这正是士大夫阶层不同于知识份子之处。由于不去做官，读书人远离了权力中心，渐渐融入了社会之中，成为与农、工、商相同的社会中人。从士大夫阶层向知识份子的转变，是读书人在近代社会变迁中，历史命运的巨大变化。这个变化是以原本维护封建统治的士大夫阶层的极速陨落，和新崛起的知识份子阶层的日益边缘化作为标志的。
　　在过去，只要是读书人，胥吏、恶霸甚至土匪皆不敢欺，生怕此人不定哪天金榜题名，便成了朝廷的命官。这是封建的王权在为士大夫撑腰，将巨大的国家机器交其掌握。然而知识份子不再做官，走入了社会，这些手无缚鸡之力的读书人，便真正成为这个弱肉强食的社会中最为懦弱的一部分人，不仅统治集团对他们不再青睐，甚至蠢到农民也对他们不屑一顾，“读书无用论”遂由此泛起。20世纪读书人的命运之悲惨，为数千年古史所无，正是因为他们先是失去了政权这个佑护的靠山，甚至成为了统治者的对立面；后是失去了耕读的饭碗，在与农、工、商争食的过程中，被咬伤自然是在所难免了。这当然还不包括读书人以文生义，惹出当权者的反感，以及随之而来的对知识份子的打压和欺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