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际开：温州经验与亚洲经验

　　一百年前的今天，温州人已走在全国前头推行习俗观念的改革了。而推行这一习俗观念改革的先行者陈虬先生，1903年1月1日于他一手创办的瓯文学堂溘然长世了。创造表记温州话的文字说明温州人已是“大”中国中的“小”社会主体了，有自己的语言、习俗、伦理情操。而温州这个小社会只是浙江十一个府中的一个，今天，浙江的走向引领着全国开放改革的去向，而浙江的改革又以温州为先。
　　浙江的近代改革始於鸦片战争，是龚自珍发出了第一个号声。而真正在乡村社会实行近代改革的则是在太平天国以后的瑞安县。孙氏兄弟以翰林身份回乡办学兴教，他们着眼处并非是“以夷制夷”的洋务思路，而是重建文化资源。他们在南宋永嘉“事功”学派的思想中发现了建设近代中国的思想养料，以此为号召，培养了一代新型人材，温州社会从此开始成为推动全国改革的思想策源地。
　　近代温州的“三杰”陈虬、陈黻宸、宋恕既效力於乡邦，又都是具有全国影响的变法改革志士。洪振宁先生说，温州人在传播中原文化的过程中又转化了传统的文化理念。这是非常妥当的见识。西方人有“大传统”与“小传统”之说，然而温州的文化传统非独是“小传统”，转化实是创新的过程，转化后的文化理念又形成了一个“大传统”。宋恕的变法思想立足於乡村，他的“更西服”主张实宣告了中国文明向全球文明的转轨，经谭嗣同的发展形成了一个“功事”与“民主”相结合的近代中国的精神源流，到梁漱溟的“乡治”思想又一次显示了中国社会内在更新的活力。
　　新文化的观念先在一时一地形成，然后从近到远扩散传播，最终改换了中国的面貌，那末，我们要问，为什么是温州，而不是中国其他的地方？刘练军用“社会资本”的概念来说明，但从温州人想要自己的语言形式这点来看，在近代温州，已有了把指头握成一个拳头的社群意识，温州人很早就领悟了一种近代的生存方式社群合作。温州人是通过近代观念的传播形成了自己的群体，这实是近代资本主义文明的一种资本。知识分子与民众的距离很近，官僚与社群也非统治与被治的关系。民众对宗教的需求可以得到合理满足，知识分子不以激进相标榜。我们发现，在现代化进程中，一种反现代化的文化保守主义反而成了现代化进程的前排兵。这就出现了本土化与全球化双向共进的当今课题。当今温州社会的新貌是近代温州发展的结果。
　　人类正在向信息社会发展，一种跨地域、跨国界的互动发展模式正在出现。文化是形成社群的要素，社群合作才是资本的来源，因此，可以说，资本主义是一种社群合作的文明，而把重点放在“文明”上，就是将主导21世纪走向的“知”本主义。能否把有形的资本转化为无形的文化，又以无形的文化去创造有形的财富，取决于温州人文化更新的能力。在大一统政治高压下，地方社会最缺乏的是对普世人权观念的体认，追求财富本身成了目的，于是，环境与外来劳动力成了获得财富的手段。在亚洲经验中，自由化日本成了把发展的基础放在对人权尊重上的典范，在温州近代“三杰”的思想中可以找到前路的地图，需要一个社会共识建立一个指导温州改革发展的信息开发与交流的机构，而这个机构要把基础放在对温州本土人文资源的研究与利用上。在封闭的政治与开放的社会中，温州能否走出一条自己的路子关乎全局。（改定于2007年6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