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幼蒸：简述历史哲学和历史理论的区别

　　在现代历史学研究中我们会越来越面对着一种极其重要却并不容易蠡清的方法论问题：这就是历史学者究竟需要一种什么样的理论修养。这个问题当然关系到史学课题本身的分类和层次，不同的史学课题任务需要不同的理论知识准备。重要的是，理论形态和课题需要之间的相互适切性。而学者对此适切性的感觉和判断就反映着学者的有效理论思考能力。
　　从梁启超开始，现代史学家均知道来自西方的理论，对于开创“新史学”，是极其重要的。“新史学”观念本身就是中国史学家对现代史学须具有理论知识根据的一种认识。而另一方面，史学是一门高度相关于前现代化时期积累的文字资料的学术。史学家的首要任务是掌握和消化传统史料，对此目的而言似乎并不需要多少高深理论。在史料整理工作中如果侈谈理论，不仅可以说是不务正业，而且其理论话语本身也可能并无多少价值。所谓理论的价值，是相应于对象和课题而确定的。但是一般来说，中国史学界的整体情况是长期以来欠缺对理论知识的关注，虽然两岸四地史学界欠缺理论的情况和原因并不一样。
　　1978年时大陆史学界迅速产生出一种扩大历史理论知识的普遍愿望，特别是来自现当代西方理论界的知识。当时我作为研究现代西方哲学的学者也被自然地引进这一领域。我的研究计划则使我比其他学者更清晰地面对着一个时代性的史学理论认识论挑战：这就是历史哲学和历史理论之间的性质异同问题。当时大陆史学界对二者之间的区分可以说尚乏认识，所关心的主要是那些西方史学思想最为流行或最有影响力。在关心史学理论的学者之中，可以大分为两类：对外国史学理论本身进行研究者和关心中国史学本身理论革新者。对后者而言当然也需要一种“理论资源”。对于在史学理论的具体应用特别关切者，就会急于选择一种容易接触和容易掌握的理论形态；而研究目标方面则追求某种不同于现存理论的新颖学说。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所谓“新三论”、“老三论”史学理论模型。正像80年代初学术界兴起的诸多学术“热”一样，一方面它反映着青年学者渴望理论革新的愿望，但另一方面也反映着青年学者动机和目标的“短程性”：急功近利。结果，只要在某一学术圈子里一段时间内形成一套共同接受的学术语言，它就可被学界视为有“可行性”。也就是，任何一种新的“学术范式”，只要“可行”就被视为“有效”。在其促成的某种新学术形态过程中，学者个人和学术语境都因此而确立了其学术市场价值。这样的“实用主义”或“行为主义”学术风潮三十年来也存在于其他领域，并可相继被海外华人学界承认。原因在于，海外华人学术一向欠缺理论热情和知识准备，所以他们对国内产生的新理论语言并无独立判断的条件，而只关注其在内地学界的实际影响力或知名度的大小，并亦往往据此判断其学术价值。
　　我当时作为现代西方哲学和当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跨学科理论这两个理论方向的西学研究者，也就在两个方向上与历史理论引介工作发生了联系。就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而言，其基础是现代西方哲学；就当代西方跨学科历史理论而言，其基础是当代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综合性理论发展。就后者而言，其最前沿的发展就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研究，而这正是我自1978年以来的主要研究范围。因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史学界会邀请我参与中国历史理论的建设工作。
　　我当时的历史理论研究可以说同时沿这两个方向展开：历史哲学和历史理论。
　　在哲学所现代外国哲学室内我参与推进的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介和绍述工作中，所从事的新康德主义历史哲学、狄尔泰解释学、精神分析学史观、尼采历史真理批判、现象学的思想史批判、分析哲学史学理论等等，无不相关于现代西方历史哲学研究。在此领域内的知识，不仅史学界一向接触甚少，哲学界也相当隔膜。等到德法解释学历史理论思想引介之后，中国史学理论研究活动可以说已经进入了当代西欧历史哲学主流的视野。与此同时，随著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研究的开展，我已越来越感觉到“历史哲学”和“历史理论”之间的区别应该让国内史学界有所了解。当然这并不容易。首先史学界本来对马克思理论以外的任何西方理论论述均少接触，如何能够在短短几年中区别二者之间的异同呢？这种区别，应当说对于海外华人史学界和哲学界也还并非普遍清楚。因为在当时美国教育界，所谓历史的理论认知无非就是历史哲学，从德国古典哲学到现代欧美各派历史哲学。当代严格意义上的“历史理论”，应当说是始自法国现代历史社会学潮流和结构主义及符号学潮流的。可以简单地说，“历史哲学”主要相关于形上学和本体论这类把“历史”当作对象或材料的哲学性论述。“历史理论”主要相关于社会学理论方向的历史思考，包括人类学和语言学分支。历史理论的进一步发展相关于语言学和符号学的当代展开，它集中于对历史话语或历史文本的形式构造分析。如果说“历史理论”由两大部分构成：社会学人类学方向和语言学文本学方向。那末当代波兰史学学派和捷克史学理论学派所熟悉的也主要是前者。而美国当代关心欧陆思想的历史思想家，如罗蒂等，最难深入下去的也是后者。至于所谓“元史学”等美国历史文本学派，也并非是在法国结构主义形式化层次上充分把握历史理论的文本学方面的思考的。后者特别相关于索绪尔、叶姆斯列夫、格雷马斯、巴尔特、福科路线，因为这是与美国人的固有思维习惯非常不一致的。
　　当然，在如此繁杂的思想学术辨析分疏的任务面前，我在80年代所能做的是介绍基本性知识，而顾及不到知识在国内学界的理解和接受的问题。就历史哲学而言，它是依存于现代西方哲学的，所以它将随著中国的哲学研究的深入而逐渐提高水准。因此我特别关注如何使史学界尽早理解：历史哲学作为思想眼界的开阔渠道是一回事，而作为史学研究的方法论则是另一回事。不应当从一个极端倒向另一个极端：从不讲理论到借史学材料放空论。后者将比不讲理论的史学研究更糟糕。（今日后现代史学中即充满着这类似是而非的“道家式空论”）各地史学界颇可看到一些学者除史学专业外喜欢哲学阅读，其实这只是表示一个人同时兼有两种学科兴趣和学养，但这一事实并不等于是说他在处理着史学的理论性问题。史学和理论的关系并不是在历史话语之上铺陈上哲学修辞学装饰，以为这样就算是使其历史研究增加了理论性意涵。而学界往往发生此类误会。在此意义上，历史哲学话语不仅可能无助于历史研究，甚至于会妨碍历史理论思考（一些在史学界而好谈哲学者，可能在两方面都弱于两个学科的较高水准）。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更强调“历史理论”一词。
　　1979年当《世界历史》约我撰写结构主义和年鉴派史学理论时，我打算在一篇文章中处理的就是分清与历史有关的“理论”范畴是什么。由于时间限制，不可能将相关问题充分讨论。但我所著重介绍的“年鉴派”第三代勒高夫理论和同时期我绍述的列维斯特劳斯和巴尔特历史理论，就是希望展现“历史理论”的最新法国形态。这个形态，当时不仅是不重视理论的史学界、包括法国史学研究者、所能理解的，而且也不是一般历史哲学家所易于理解的。战后年鉴派和结构主义都是二十世纪法国广义结构主义思潮的最新发展。与此相关的知识准备相关于两个世纪来西方多方面的理论来源，主要是非哲学的理论化发展。后者一方面基于现代哲学，另一方面超越现代哲学。这是我根据以往20年的独立研习经验所获得的跨学科方向的理论新解，却不是仅只熟悉本学科理论的、哪怕是杰出的学人所易于把握的。没有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研究基础，也不可能深入理解勒高夫和杜比一代的历史思想的意旨所在（而按照导师指导进行论文写作之事则人人可为，问题在于要想真正把握前沿理论的意涵，必须同时阅读大量相关资料，而这是研究生极难有时间办到的。所以仅只完成了论文写作，把基本资料缕过一边，并不等于就“掌握”了专业知识），更难以进一步认识年鉴派理论的局限和未来发展或改造的问题。年鉴派，结构主义，符号学，等等，都是二十世纪西方跨学科历史思想理论化展开中的不同相关方面。当这些思考方式应用于中国传统史学领域时，将在人文科学领域内发生巨大的“化合作用”。但是这一跨文化史学理论化发展要求我们下多麽大的决心和做多麽大的学术知识准备呢？这绝对不是靠一时热情和急功近利的作为可以办到的。进一步消化和协调西学理论知识更是我们的当务之急。我常强调历史学和伦理学的关联，也就是人文科学和仁学动机学的关联。这就是：没有学术实践动机方面的“正本清源”就难以完成学术实践的“任重道远”。何况还有一个人际关系或学术集体状态的问题。如果像今日世界各地学术界那样党同伐异、排除异己、唯名利是求，前述史学理论的宏伟目标就难以实现。同时，更主要的是，中国史学理论的宏远目标之达成，绝对要靠自己的独立勇敢追求，而不能依靠于中外学术权威（其中大量的是名实不符的）的认可，包括“国际认可”。否则就把对“外界力势”的追求和迎合当作真理认知标准本身了。
　　知道西方流行学派和学星的名字和思想大意是一回事，了解学术理论的实体是另一回事。不幸到处的中国学者都习惯于浅尝辄止，争抢谁是“第一个”介绍、翻译那一位西方大师的。追求海外时髦理论，而本人既不研读原著也不进行深入思考，这样的“关注”历史理论是不会对历史研究的方法论革新产生任何益处的。“理论”不是指任何一套乱七八糟堆积起来的抽象词汇。有许多人抽象话语说的越多越混乱，根本欠缺一个历史材料和理论方法之间适切互动关系的感觉。历史学家并不需要这样的借历史材料进行理论发挥的能力。（实为对抽象性本身的一种审美爱好而已）那末史学家该如何增加其适切的理论修养呢。我以为，一般来说，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方法论比哲学方法论要更为有用。只有特别关心历史理论本身建设者才需要深入研究哲学。比如说，以下学科都是关心史学理论的史学家所应该关注的：语言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考古学、心理学、经济学、文学理论、艺术理论等等。对于史学家来说，这些学科理论都是作为“二手”知识来学习的，而绝不是要求史学家去精通其他学科的知识。今日跨学科时代，学者个人应该调节其知识结构，其中许多所需要的方法论知识都属于“第二手”和“第三手”类别。重要的是，恰当地驾驭各类知识，使其在自己的研究计画中“各得其所”。学者的“理论能力”不反映在理论知识的多寡（旧时期学人的“博闻强记”判准从此可以休矣！）上面，而反映在判断和应用理论的适当性上面，后者则要求学者能够进行细密而认真的思维。旧时期史学家有理论兴趣者，往往指那些在本业以外喜欢泛谈理论者。如前所述，其理论性话语对于他的史学研究而言，往往不过是一种装饰；相当于古代学人也是诗人，而其诗作与个人学术并无关系。许多人文社会科学家喜欢在本业外进行各种理论评论，这些评论话语可能都只是一种“副业”（包括品评天下大事的副业），如在报纸上写理论批评性文章。但是这些本业外的理论发挥不可被视为他在史学本业中具有理论化眼光，而世人往往把二者混为一谈。似乎只要谈论过中西哲学话题，就可被称作史学界的理论家。他们往往利用一个领域内（如媒体议论）获得的名誉来支持另一个领域内（如史学）的学术资格。学生接触学术著作不久，难以分辨理论话语的深深浅浅。在一次讲演中，听历史故事时的兴味和听哲学议论的兴味可以同时并陈于记忆中，听众会以为这就是“博学”，“博”是博矣，但不符合我们所说的历史研究“理论化”要求。因为“史学理论”不等于用史学做材料来在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中“借题发挥”。历史理论一定要能够提高诸具体史学课题研究本身的可理解性和说明力。对此而言，战后60年的新学术发展为我们准备了新世纪前进的基础。但对于在跨文化层次上开始的这一新的人类历史研究目标而言，基础知识的丰富准备比理论知识的仓促应用要更为重要。
　　历史哲学和历史理论的关系问题，其实也相关于其他社会人文科学领域。“哲学”学科是一个历经2500年的古老学科，其中古今词语和观念混杂并存，如果再考虑到中西之间的文化歧异，人类哲学世界全体内观念的混杂性亦将倍增。而人文社会科学中的“科学”一字表明，它是一个近现代观念，所以不再可能以古老的哲学学科作为其中任何学科的“理论基础”。这正是我在七十年代末介绍现代西方哲学时所欲说明又还不具备主客观条件加以说明的。那时人们在与现代西方哲学隔绝了几十年后正须全面补课，不可能一下子把握时代学术理论全景。但是我在介绍西方哲学的同时也介绍更前沿的结构主义符号学，以便等待青年一代知识补充后再回過头来把握跨学科理论方向的问题。当然，在此局面下，还得“有礼貌地”对付海内外一些名气很大的哲学家、史学家权威们的对内排挤和对外误导。他们往往不懂装懂、抄袭盘剥、排斥贤能，而在公众面前又摆出高人一等姿态，以时代启蒙者自居，把政治和学术问题混为一谈，亦足以混淆视听于一时（他们那时的种种“造论”而今安在哉！不过成为他们借其获取终身名利资本的临时性手段而已！热衷于营造“名人”的社会大众对他们的容忍，是以包括高层子弟在内的千万青年的时间浪费为代价的！）。现在进入新时期30年了，而且我们已进入了新世纪。人文科学正在全世界面临着大变革局面，为了有效参与这个时代性的学术挑战，首应正视以历史科学为首的人文科学大家庭的真实学术状态和真实理论需要。趁《学灯》网刊发刊之际，略述感怀，并期与青年一代学者共勉之。
　　（2007，3，26夜，草于旧金山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