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如雷：怎样研究隋唐五代史

　　由我写这个题目的一篇短文，自己感到很为难。好在这些年来自己走过一些弯路，这些教训至今记忆犹新，向青年同志们谈谈，也许略有裨补。
　　治隋唐五代史，首先要用主要的力量大量阅读史书和可作史料的其他古籍。关于一般典籍，已有专家介绍过了，我就不打算在此重复。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汗牛充栋的古籍中必须划清精读和粗读的范围。我觉得《资治通鉴》、《隋书》、《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亦称《五代史记》）和《大唐六典》是应当精读的基本史籍，其中尤其是《资治通鉴》一书，更应当经常反复地读，案头不可一日或缺。在精读上述基本典籍的基础上再涉猎一些诗集、文集和笔记之类的书籍。像《通典》、《册府元龟》、《唐会要》、《五代会要》、《唐律疏议》及《唐大诏令集》等书，如一时无暇通读，但起码也要经常翻检，熟习各书的体例和大体内容，以便在进行考释和从事专题研究时知道到哪一本书的哪一门去查找史料。没有对上述有关史籍的基本掌握，不但无法研究隋唐五代史上的重大课题，就是想诠释几件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也会感到无从下手。
　　隋唐五代历时三百余年，而唐代就占二百八十年，所以阅读上列几部精读史书，重点在于精读两《唐书》和《通鉴》。为了读好这三部书，应当首先了解一下这些书的主要史料来源。唐代最主要的历史原始记录是“起居注”。皇帝左右特置起居郎（有时称起居舍人），每天把皇帝的言论、行事如实记录下来，就是所谓“起居注”。史馆根据“起居注”中的原始记录加以整理、编纂，写成“国史”和历朝“实录”。五代人修《旧唐书》，北宋人修《新唐书》和《通鉴》时，就是主要从唐朝“国史”和“实录”中搜集史料的。今人除能看到温大雅所撰《大唐创业起居注》三卷外，已读不到唐朝建国后的“起居注”。除《韩昌黎集》保留《顺宗实录》五卷外，其余历朝“实录”和“国史”已全部散佚。既然我们已经基本看不到这些比较原始的史料著作，知道这些情况还有什么意义呢？答复是肯定的。今人虽然看不到历朝“实录”和“国史”，但却能从古人的记载中知道各朝“实录”的编纂人以及编写和修改“实录”的大体情况，这样就能根据编写者的政治态度、党派立场、政治斗争的演变来判断这些需要精读的基本史籍在哪些问题上有所回护，在哪些地方歪曲了史实，对哪些历史人物进行了过分的溢美或有意的中伤。
　　唐代“实录”只到武宗一朝，宣、懿、僖、昭、哀各朝“实录”均非唐人所撰，系宋代人宋敏求所补写。了解这一点可以帮助我们知道，为什么《旧唐书》一书前半部比较精详而后半部舛错特别多，为什么《册府元龟》一书大部照抄“实录”，而宣宗以后用贾纬的《唐年补录》补足。
　　为了弄清唐、五代、北宋修史时隋唐二代史料在当时保存的情况，不妨参考一下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和王尧臣等人所编的《崇文总目》，知道一点古籍著录的情况是非常必要的。其中尤其是《读书志》和《书录解题》二书，在中国古代目录学史上是很有地位的。此外如《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及《宋史艺文志》也都是这一方面必读的史书。
　　我在开始读史书时，只是片面地留心搜集史料，而对史籍本身注意得很不够，更谈不上进行研究了，后来才在这方面有意识地进行补课。因此，青年史学工作者一开始读某一部史书，就要注意前人对这一部书有哪些研究成果。譬如读两《唐书》时，不但要参考赵翼的《廿二史箚记》和《陔余丛考》、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及钱大昕的《二十二史考异》等书，而且要读近人岑仲勉先生的《唐史余沈》等书。此外如吴兢的《新唐书纠谬》和赵绍祖的《新旧唐书互证》也应该加以参考。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余嘉锡先生的《四库提要辩证》，其中有很多重要的研究成果，更当着意吸取，不能有所忽略。除接受前人研究古籍的成果外，自己还应当继续发现和力求掌握各部史书的特点，只有尽量做到此点，才能在选择运用史料方面有所准绳。譬如隋唐之际的很多跨代人物，在《隋书》本传中一般只写到隋亡，入唐以后的经历就只能到两《唐书》中去查找了，这就是隋书的特点之一。另外，《隋书》各志本来是《五代史志》，记载内容远不止有隋一朝，实际包括了北齐、北周、梁、陈及隋各代的史实，有时甚至远溯晋代。读《旧唐书》和《新唐书》，应当每纪、每传、每志都两书对照起来钻研，掌握各书的优点与缺点。譬如《旧唐书》多照抄“实录”，虽然修史的人加工较少，但保留了史料的原始面貌对我们却非常有利，尤其重要的是许多诏令、奏疏、书信都原封不动地记录下来，对我们使用史料可以说是利莫大焉。修《新唐书》的欧阳修是宋代的古文家，由于过分强调“事增文省”，所以很多有价值的诏令、奏疏、书信或则被完全删去，或则被略写得面目全非。李密讨隋炀帝檄文是一篇农民起义的重要文献，在《隋书》和《新唐书》的《李密传》中均付阙如，只有在《旧唐书》中全部保留下来了。再如《新唐书》过分强调“文省”的结果，甚至连很多必要的年月也都失载，而我们运用史料却首先就重视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性，在这一方面就只能求助于《旧唐书》和《通鉴》了。当然《新唐书》列传也不是全不如《旧唐书》，如《黄巢传》就是新胜于旧。此外，《新唐书》的“志”一般说来都优于《旧志》，尤其是《兵志》部分为正史的首创，更具有突出的地位。读《旧五代史》首先应知道这是清朝人的辑佚之作，并非完整的原著，所以不免有“割裂淆乱”之弊。欧阳修后来修《新五代史》，着意于运用“春秋笔法”，对史实记载不甚经意，尤其是篇幅不足，史料有限，所以今人治五代史，主要只能从《旧史》搜集资料了。司马光著《通鉴》、胡三省作《通鉴注》皆专取薛史，不据欧史，恐怕是有一定道理的。《通鉴》一书的特点之一是附以《考异》，司马光在《考异》中不仅进行了大量的考辨，而且引用了很多后人已无法看到的典籍，这些资料是非常珍贵的。此外，胡三省的注也有很高的价值。因此，读《通鉴》不能只重正文，必须同时细读《考异》和胡注，有的时候，我简直还把《通鉴》当作工具书使用，譬如两《唐书》的记载有难懂难通之处，一查《通鉴》相应部分，不仅文义大白，而且有时候能够发现两《唐书》的脱误。有些偏僻的古地名在一般工具书及《地理志》上无从查考，不知相当于现在的何处，一查《通鉴》胡注，就知道在元代的地名，然后根据元朝地名按图索骥，就知道现在的什么地方了。因此，掌握了一部史籍的体例特点，是妙用无穷的。
　　研究隋唐五代史，还需全面掌握近世权威史学家的研究成果和基本论点。陈寅恪先生是当代治隋唐史的泰斗，他的“关中本位”论、“党派分野”论、“种族文化”论，在史学界都有很大的影响。现在有的史学家继承、发挥和发展这些观点，有的史学家提出一些实际是陈先生诸论的变态观点，也有一些后起的史学工作者对陈先生的部分论点提出异议。不管怎样，首先了解、掌握陈先生的成果是追踪学术发展历程的起点。如果不知道《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和《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这两部书的基本内容，就会对现在的一些学术争论感到茫然。此外，读陈先生的书，还应当学习他那种索隐探微的治学方法，严肃认真的治学态度，极端敏锐的洞察力，如果我们在马列主义的指导下又能像他那样细致地进行论证，一定可以做出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成果。
　　我开始自学隋唐五代史，在研读基本史籍方面走过一段大的弯路，应当介绍给青年同学们，以便从中吸取教训。我第一次是一部书一部书地顺序读下去，先把《通鉴》彻底通读一遍后，再回过头来读《隋书》、《旧唐书》、《新唐书》，这样的安排产生了一个重要的缺点，即当读完《通鉴》五代部分后再读《隋书》时，《通鉴》隋朝部分的读书印象已经很模糊了；当读完《旧唐书黄巢传》后再回头读《新唐书高祖纪》时，也发生了同样的问题。而且每部书单线读下去，对每一个问题都是蜻蜓点水，印象不深，更谈不上深入钻研了。总结了这样的教训以后，我又开始第二次系统读书，新的安排是先把隋唐五代史划分成若干大的段落，然后分段同时读有关的基本史书，譬如先读《隋书》和《通鉴》的隋朝部分，同时涉猎《全隋文》及《大业杂记》等书。其次读有关唐初武德、贞观时期的史书，并且每个人物都同时对照两《唐书》的本传来读。这样一段一段按时间顺序读下去，其好处是：首先，印象，便于记忆；其次，便于精读，能够仔细考虑问题，读书的同时就随手可做一些研究；最后，顺手考校一些史料。
　　研究隋唐五代史不能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必须把这将近四百年的历史放在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总过程中来探讨。隋唐时期的门阀士族究竟怎样？科举制兴起的条件和它的作用如何？劳动人民的人身依附为什么缓和了？商品经济的水平有多大的提高？为了弄清这些问题，不钻研一下魏晋南北朝史是不行的。唐代后期两税法的出现，如果不把它同明代的一条鞭法、清代的摊丁入亩联系起来进行分析，也不能对它的意义给以充分的估计。韩愈、李翱的思想如果不同宋明理学挂勾，也不能科学地说明其地位。搞断代史如果不把目光放大一些，单纯地就事论事，至多只能描绘一些历史现象的发展脉络，而不可能找到引起这种发展、变化的社会根源。我的学术生涯中有一段插曲，就是一度中断了隋唐史的研究，“不务正业”地搞了几年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学，当时觉得写成《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确实有所得，但在隋唐史的研究方面却不免损失太大。后来我才知道，搞一下历代经济对研究隋唐史也有很大的好处。因此我建议青年同志们不妨趁自己还富于春秋的时候，把眼光放大一些，考虑的范围稍宽一些，这样更有利于我们认识隋唐五代史在整个历史长河中所占的地位。像我这样年近六十的人，就再也没有魄力敢选定研究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学那样的课题了。这样的机会在我一生中只有一次，幸好我在年青时没有把它错过。
　　我想提出的另一个建议是，今后搞隋唐五代史，不妨研究一点跨学科的课题，这也是放大一下眼界。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其发展过程有两个主要的方向：一方面分科越来越细，门类越来越多；另一方面是各学科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广泛，越来越复杂。这种辩证发展过程就使各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既有必要，又有可能。目前隋唐五代史的研究状况是这种渗透非常不足，其主要表现是：研究隋唐社会政治史的史学工作者，在自己的著作中需要涉及思想史和文学史时，这一部分往往写得比较薄弱；研究隋唐思想史和文学史的史学工作者在谈到哲学、文艺发展、变化的社会背景时，往往也出现薄弱环节。目前唐诗发达的原因之所以异说纷纭，不能解决，恐怕主要的原因就是搞隋唐史的人不研究唐代文学，搞唐代文学的人不研究社会政治。不仅如此，像韩愈、柳宗元这些既是思想家又是文学家的一身而二任的人物，我们如果不同时研究思想史和文学史，也很难做出科学的结论。譬如大多数文学史著作都说韩愈倡导的古文运动是进步的，他是中小地主的代表；大多数思想史著作都说韩愈是唯心主义哲学家，是理学的先驱，所以他是大地主阶层的代表；甚至在同一本断代史中，在文学部分说他代表中小地主、在哲学部分说他代表大地主，而没有感到自相矛盾。出现这样的问题，原因就在于搞各学科的人各自为政，闭门造车，而彼此互不渗透。因此为了将来在隋唐五代史的研究上有大的突破，最好能培养出一代兴趣广泛、能够进行多学科综合研究的史学工作者。在这一方面，我个人的条件很差，在有限的余年补上这些课深感不易，所以在此大声疾呼，寄厚望于大有作为的年青一代。
　　有的时候也偶而听到年青同志有这样的议论：翻翻解放以来有关隋唐五代史的论文索引，觉得所有的重要问题都已经搞完了，以后恐怕题目都不好选。其实这是一种多余的顾虑。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无论哪一代人，他们所认识的真理都有相对性，虽然其中都有绝对真理的因素，但任何人也不能穷尽绝对真理。根据这样的理论，一千年后还会有人研究隋唐五代史，而且还能够做出前人所没有做出的新结论。即令像隋末农民起义和唐末农民起义这样最热门的问题，最近几年不是又发表了大量的有关论文吗？唐代均田制也是引人瞩目的问题，这些年来运用敦煌、吐鲁番的出土文书进行深入研究的成果却有如凤毛麟角。开元、天宝是唐代重要的历史阶段，但仔细探讨这一阶段各方面问题而提出新见解的论著却百不一见。至于唐末和五代十国史，就几乎成了未开垦的处女地。应当说，隋唐五代史的待研究领域是十分宽广的，在这里大有英雄用武之地。
　　最后想谈谈如何对待学术权威的问题。在隋唐五代史的阵地上确实出现过史学界的最权威的史学家，对于这这些史学界的老前辈，首先是要尊重他们的成果，学习他们的治学经验，在他们已经奠定的基础上争取再有所前进；但另一方面，却又不能迷信权威，认为他们做出的结论全部是科学的真理，因崇拜权威而把自己的思想禁锢起来。我们应当实事求是地承认，在国学基础方面、外文掌握方面，与这些史学界大师相比，我们这些平凡的史学工作者确实有很多自愧不如的地方。但同时也要看到，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也会有一得。今人在某一个问题上或一个问题的某一点上纠正权威学者的不足之处，在某一方面开拓以往的权威所未曾涉及的领域，是完全可能的，更何况我们这一代人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隋唐五代史的方面超迈前人的信心总应当有吧。在这个问题上，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充分尊重前辈的史界权威，大胆解放自己的思想。轻率地否定、贬低前人的成就和轻易地妄自菲薄，都是错误的。每一个人的学术道路都应该是由自己走出来的，任何人都不应当模仿权威或跟在先辈的后面亦步亦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