仓修良蔡瑞霞：“平生为此不欺二字”论著名史学家仓修良教授的史

　　摘要：仓修良教授，江苏泗阳人，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任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副会长、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地方志协会常务理事、学术委员、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
　　研究所兼职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史学研究所兼职教授等。对中国史学史研究有年，著述甚丰，涉及史学史、方志学、谱牒学等各个方面。著有《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章
　　学诚和〈文史通义〉》、《方志学通论》、《章学诚评传》（两种）、《史家史籍史学》；古籍整理有《爝火录》（合作）、《文史通义新编》；主编有《中国史学名著评介》（三卷）、《史记词典》、《汉书词典》等。本文以访谈形式，论述仓修良教授的史学思想。
　　关键词：仓修良；史学思想
　　作者：温州师范学院政史系讲师；最近，著名史学家仓修良教授在我院讲学，笔者有幸对他进行专访。在近3个小时的访谈中，仓修良教授侃侃而谈，使我们深受教益。
　　问：您做学问，好像章学诚对您的影响特别大，经常谈到章学诚。您在文章中也有提到您整个一生的学术生涯都受到他的影响。
　　仓：对，受他的影响确实很大。章学诚的一生非常坎坷，使我很同情；他的品德非常高尚，使我很敬佩；他的一生“不作违心之论”，自陈“生平为此不欺二字，差可信于师友间也。”他的治学精神非常认真，使我很感动；他的敬业精神和学术贡献，又使我非常推崇。说到章学诚，他的一生是很不得志的。他在谈到晚年生活时曾说：“三十年来，苦饥谋食，辄藉笔墨营生，往往为人撰述传志谱牒，辄叹寒女代人作嫁衣裳，而己身不获一试时服。”他直到41岁才考上进士，从23岁起，前后共18年，曾经历七次应试，最终在41岁考中进士。但此时的章学诚反倒变得惘然。从这一次次的考试中，他终于明白，他的学问，他的知识，他的观点都与当时社会潮流格格不入，不合时宜，不为人所接受。假如真的谋了一官半职，到那时或许吃饭穿衣不成问题，但他却得改变初衷，违背自己的信念和理想，随波逐流，跟随大流一步一趋，不能讲自己所想讲的话，干自己所爱干的事，特别是自己所爱的文史校雠之业，将无法继续下去，这是他所不能接受的。章学诚一直是穷困潦倒的，却最终弃了县官职务，以继续自己的文史校雠之业，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问：章学诚的这种治学精神对您影响很大，文革期间史学史课程被精简了，您却坚持这是一门很重要的学问，从未中断对它的研究。
　　仓：是啊，因为我对这门学科已经产生了兴趣，而且已经有了深厚的感情，当时是即使今后大学历史系不再开这门课，我课余也要研究。章学诚一生一直过着苦饥谋食，靠笔墨为生的生活，却能撰著于车尘马足之间，写出了《文史通义》、《校雠通义》这样的不朽之作，我是非常敬佩的。《文史通义》在章学诚生前没能定稿，我的《文史通义新编》就是做的这个工作。至于《校雠通义》，有人把《校雠通义》说成是《文史通义》的内容，实际上并非如此。《校雠通义》本来叫《校雠略》，起初是作为《文史通义》的内容，但后来他思路有了发展，发现内容多了，怕太庞杂了，所以就在《校雠略》的基础上加以扩充，单独成为一部独立的著作了。《校雠通义》的许多重要见解，往往与《文史通义》互相发明。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是章学诚一生中极不幸的一年。因苦于工作无着落，去河南谋事，亦不得志而归。途中遇盗，所有行李都被抢光，所带44岁以前的文稿荡然无存，《校雠通义》四卷也在其中，幸好有朋友抄存前三卷，但第四卷却不可复得。另外章学诚曾替毕沅编《史籍考》，实际上基本完成了，还有一篑之功，到最后却没能流传下来。他在毕沅那里当幕僚，让他修《史籍考》，还搞《湖北通志》。这部《湖北通志》是相当成功的一部大型志书，因为章学诚虽长于史学，但从未进入史馆而无从实践，于是就把自己修史的理论在编修方志中予以实践。而《湖北通志》是章学诚方志理论成熟阶段的代表作。但《湖北通志》全书完稿后，毕沅因为镇压农民起义不得力，从湖北降级调到山东当巡抚，毕沅离去，《湖北通志》也就只能交待给下一任。而接任之官对章学诚的东西不太欣赏，再加上有人挑拨，结果这部书稿，就没有刊印出来，到现今流传下来的只有《章氏遗书》里的《湖北通志未成稿》、《湖北通志仅存稿》，还有点残余的东西留下来。
　　问：有关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您做了许多工作，您还在做《文史通义新编》的补注工作，新出版的《文史通义新编》和老的版本有什么区别？
　　仓：说起这个事就涉及到长期以来这部名著的版本问题了。这与章学诚生前并没有定稿有很大关系。章学诚从35岁就已经开始撰写此书了，但由于生活极不安定，直到逝世都没能完成撰述计划。后来他在临终前数月因病不得不把全部书稿交给萧山的朋友王宗炎，让他代为校定。王宗炎在收到书稿后曾提了一个编排的初步意见征求于章学诚，但初步意见，章学诚究竟有没有回音现在没有留下痕迹，后来王很快也离开人间了，原来的初步意见也就变成最后定稿了。后来我发现章学诚的一篇佚文，就是他35岁时写给钱大昕的一封信，在信中讲了自己要撰著的《文史通义》，拟“分内外杂篇，成一家言”。就是说他要写《文史通义》，他要写成内篇、外篇、杂篇，但是后来由于他自己没编，哪个是内篇，哪是外篇，哪是杂篇也就不晓得了。但是一般内篇没很大争议，王宗炎搞的内篇，当然内容也较多。外篇多是序跋书评驳议之类，这些东西他都放在外篇，比如他给汪辉祖写的《三史同姓名录序》，像这些都放在外篇，当然他外篇也分外篇一、外篇二，而外篇三呢，全部都是书信，他定稿《文史通义》，把关于方志文章全部排除在外。章学诚的次子华绂知道以后觉得这样编排是不对的，所以他在道光年间在开封刻了《文史通义》。他在序中说，王所编的与先人原意不符，所以另外编。但他编的又走了另外一个极端，他把序、跋、书信等都排除在外，他的外篇全部都是有关方志的序，如《永清县志》的序、《和州志》序、《亳州志》的序等全在外篇。后来吴兴嘉业堂主人刘承则是依据王宗炎所编的目录，适当作了一些补充，约在民国1920年，刊行出来就叫《章氏遗书》。
　　目前所流行的《文史通义》主要就是“大梁本”和《章氏遗书》二个版本。前者是章学诚之子华绂所定，后者基本据王宗炎的意见编定。这名称都是我起的，由于是在大梁刻的所以我叫它大梁本，刘承刻的我叫它《章氏遗书》本。
　　这二个本子中流传最多的也是大梁本，中华书局出的就是这个大梁本。实际上大梁本的内容少，少太多了。《章氏遗书》本解放后只出过一次，是1956年由设在北京的古籍出版社印行的。正因此，我觉得《文史通义》的版本乱得很。因为这两种版本的外篇内容竟全然不同，一个是序跋书评驳议，另一个则全是方志论文。由于版本不一，给学术界带来很多麻烦。况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两个版本所定的都不符合作者著述该书的宗旨。所以1982年我就决心要对《文史通义》进行整理新编，1983年就完成初编，1985年修改定稿，1993年正式出版。当时我的做法一个是把二个版本合起来，合起来后，还把我收集到的佚文加进去，如我从黄云眉先生《史学杂稿续存》里偶然找到的章氏佚文：《上慕堂光禄书》、《上晓徵学士书》。这两封信在刊行的章氏著作的各类版本中均未收录，就连胡适、姚名达二位编著《章实斋先生年谱》时也未见过。还有就是我在读的过程中，章学诚讲到什么什么也是《文史通义》的内容，也把他加进去，最后一共补了85篇，加上原来两种版本内所收的218篇，合计303篇。是大梁本的《文史通义》内容的一倍多。2002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又约我为《文史通义新编》作新注，到2002年11月交稿，大约80万字，主要是加了新注（原文仅60万字），比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版本多了20万字注。讲到注的问题，1985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大梁本《文史通义校注》有校注，当然他对典故注得比较详细，但因为注者对于方志是什么东西了解不够，有的注还是错的。我这次只注人名、书名，对典故一律不注，因为典故有词典可查，人名书名不太好查。但我对每篇文章都有解题，这是这次注释的最大特点。
　　问：您曾提到您从研究史学史以来就一直以章学诚研究为主轴向外辐射，而您所涉及的范围却遍及史学史、文献学、方志学、谱牒学等等，非常广博。能谈谈您的治学经历，给我们晚辈学人一些鼓励与启示吗？
　　仓：1958年我大学毕业后，在杭州大学历史系先是从事中国古代史和历史文选的教学，后来改教中国史学史。史学史的研究我是有兴趣而且也有深厚感情的，1983年我完成出版了47万字的《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也就是在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中，我发现方志学和谱牒学原来都是史学发展过程中分出的两个旁支，尤其是对章学诚进行深入研究后，了解到章学诚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史学评论家，而且是著名的方志学家。1962年我就写了《章学诚与方志通论》，所以研究方志也就从这而来。1986年终于完成了46万字的《方志学通论》的定稿工作。我在方志学中的最大贡献是讲清了方志发展的历史及其发展规律，特别是方志发
　　展的三个阶段和每阶段的特点，就是方志的发展是经过地记、图经、定型方志三个阶段，把原来的一些传统的观点都驳掉了。接下来我还要修改《方志学通论》，新的《方志学通论》要大改，其中一篇是我在美国写的，即《从敦煌图经残卷看隋唐五代图经发展》。这篇文章是15年前拟的题目，一直没时间写。后来去美国写了近3万字。从地记到图经再到志，图经是方志发展的第二阶段。傅振伦先生认为“图经起源于地记”，事实上图经虽然是方志发展的第二阶段，但它并不是起源于地记。地记是为分裂割据服务的，图经是为大一统、巩固中央集权服务的，两者同时出现在东汉。
　　随着隋唐中央集权制度的加强，图经取代了地记而得以盛行。而图经究竟是怎样形式的一种著作原来我也吃不准，由于大家都未完整地见过，各人所说，都是出于想象和推测。一般认为图经应该是有图的。如王重民先生在60年代所写的《中国地方志》一文中说：“最早的图经是以图为主，用图表示该地方的土地、物产等。经是对图作的简要的文字说明。”王永兴先生1987年在为《敦煌石室地志残卷考释》一书所写的《序言》中也这样说：“根据制度的内容以及‘图经’这一名称，这些地方志应以图为主，而辅之以文字说明。”二位先生的观点都是错的。我认为，图经是一种有图有文的地方区域性的著作，不过它并不是有些论者所言，是以图为主，所谓图经实际上是指这种著作卷首都冠以各种地图，并不是说皆以图为主。这个结论正是我看了敦煌图经残卷后才得出的。我重新修改《方志学通论》，就是要把这个意思都收进，原来图经是什么我讲不清楚，现在我看了敦煌图经，敦煌的图经残卷也没图，看清了图经庐山真面目，现在我可以讲清楚图经了，所以要把这部分内容作大修改。
　　我为什么研究谱学呢？因为谱学也是史学的一个支流，所以我要把主流与支流都研究出来。现在主流我早已出了书《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支流呢，《方志学通论》也出了，所以我本来想计划2002年把谱牒学通论写出来。结果《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和《方志学通论》这二本书一修改，就耽搁下来了。
　　回顾自己的研究历程有几点体会：第一，做学问我认为应该老老实实，虚名无所谓。做学问不应人云亦云，而应该做到有自己的看法与见解。比如在史学史分期上，我尽量避开传统的完全用朝代划分，而是按照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和中国古代史学本身发展的特点，分成四个时期，这就把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放到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长河中进行研究，史学思想与其产生的社会背景就自然地联系在一起。另外我研究了许多史籍与史家，同时也关注一批长期以来被冷落的史学家，像王世贞，长期以来以文学著称于世，我就专门写了一篇文章，称他是明代大史学家，并把他列为与王夫之、顾炎武同等重要的地位。第二，做学问从来不赶风头，因为风向是常在变的，永远也赶不上。章学诚说得很有道理，做学问必须专心致志，切忌随波逐流，要能做到“世之所重而非吾意所期与，虽大如泰山，不遑顾也；世之所忽而苟为吾意之所期与，虽细如秋毫，不敢略也。趋向专，故成功也易；毁誉淡，故自得也深”。这些都是经验之谈，做学问必须按照自己的志趣、爱好和条件去努力，千万不可见风使舵，以趋时尚，否则就很难把自己研究的问题深入下去。第三，从不贪多，一切围绕着自己的研究中心做文章，因为一个人的精力有限，这里不妨再引章学诚的话来说明，他告诉大家，“大抵文章学问，善取不如善弃，天地之大，人之所知所能，必不如其所不知不能，故有志于不朽之业，宜度己之所长而用之，尤莫要于能审己之所短而谢之，是以舆薪有所不顾，而秋毫有所必争，诚贵乎其专也”。这就是说，要想在学术上做出成就，没有这种“善弃”的精神是很
　　难想像的，因为人的精力有限，不分主次地样样都研究，结果将是样样都研究不好。所以必须尽量发挥自己的长处，珍惜光阴，刻苦奋斗。像我研究史学史、文献学、方志学、谱牒学等，看起来是好几门学科，但他们之间，却是互相关联的，况且都是同出一源，方志学、谱牒学本来就是史学的两个分支，研究起来往往可以起到互补的效果，因为都无需另立门户去研究。对于应酬之类文章，我也并非一概拒绝，而是往往借应酬文章来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但是，若与研究范围无关，又不能借题发挥，则一律不写，可以说毫无客气余地，只有这样，才能保住自己的研究正常进行。另外，我还想补充的就是做学问还必须有敢于追求真理和勇于修正错误的精神，两者缺一不可。追求真理往往容易做到，发现自己观点有错误，要勇敢承认乐于改正就不那么容易，不改正势必影响你的进步，因此我认为两者缺一不可。
　　注：
　　章学诚：《章学诚遗书》，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337页。
　　仓修良：《文史通义新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523页。
　　《兰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一期，《从敦煌发现的图经谈方志的起源》。
　　《光明日报》1962年3月14日。
　　王永兴：《敦煌石室地志残卷考释序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仓修良：《文史通义新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578页。
　　仓修良：《文史通义新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6216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