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不能用抢劫来降低交易费用

　　据说最近经济学家遭受“道德批评”的问题变得十分突出。而许多批评又与“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有关。其实这后面一种关系，在发达国家中与在我们这里的意义是完全不同的。在他们那里，这种关系说的其实是公平竞争的后果如何控制：有竞争才能出效率，但竞争就得分输赢，输赢的结果就不平等。输赢都一样，还有什么竞争，没竞争怎能有效率？于是就有了效率与公平（其实就是竞争与结果平等）的矛盾，有了赢家不能通吃之说。
　　但是对于原始积累过程中的我们来说，公平竞争并非既有的前提，其本身还有待人们去争取。因此我们首先面临的不是赢家能不能通吃的问题，而是权家能不能通赢的问题。权家通赢的“竞争”规则不平等，过程不公正，机会被垄断，因而是不公平竞争，或曰“伪竞争”。这样的“伪竞争”一般认为是损害效率的，至于破坏公平那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根本谈不上什么效率与公平的矛盾，我主张“公正至上，效率与公平皆在其中”，就是就此而言。
　　过去所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说法，在西方或许会被理解为自由竞争优先，兼顾社会保障。但在中国，这话常常被理解为权家优先，连形式公平（所谓规则公平或竞争过程的公平）也只能“兼顾”而已，这问题就大去了。所以我向来不认为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口号来说明中国的问题在一个时期是正确了，而现在似乎过时了或不正确了。恰恰相反，我认为这个口号提得太早：我们本来应该先以“公正至上”来消除“权家通赢”之弊，然后在公平竞争的基础上才可以讲效率优先兼顾社会保障。而我们如今是权家通赢继之以赢家通吃，或者干脆就是权家通赢导致了赢家通吃，结果反过来却给了权家以借口，使他们可以打着反对赢家通吃的旗号谋求进一步扩张权力、操控市场，使中国面临“不公平的伪竞争”与“反竞争的伪公正”互为因果、恶性循环的威胁。
　　这样的状况当然首先是体制的问题，我国的学者，首先是经济学者并没有造成如此循环的神通。但是今天反思起来，经济学界是否有为“权家优先，连形式公平也只能‘兼顾’”制造“理论根据”的现象？我以为不但有，而且这个毛病不但发生在如今颇招物议的所谓“主流经济学”中，在动辄批判“新自由主义”的所谓“非主流”中也存在。其突出表现，就是过去一段时期在我国经济学界的“左”“右”两翼都颇为流行的、对“交易成本”理论的滥用与误用。
　　交易成本，或曰交易费用学说本身并不是为权家张本的。但在中国的土壤上，这些年却发展出一种用强权手段来降低“交易费用”的说法。“左派”用它为强权下的化私为公辩护：据说国家与无数分散的小农打交道“交易费用太大”，于是搞统购统销和集体化就是“降低交易费用”之举。“右派”用它为强权下的化公为私辩护：处置公产搞“公共选择”也是“交易费用太大”，最好我想怎样就怎样，我想把公产给谁就给谁，工人说赶走就赶走，土地说圈就圈了。不许你们讨价还价就可以“降低交易费用”，而“降低交易费用”就可以达到效率最大化。这就不是应不应该搞福利的问题，而是应不应该制止抢劫的问题；不是照顾不照顾弱者的问题，而是抢劫不抢劫弱者的问题了：两个人做买卖讨价还价太费事，干脆我掏出刀来把你抢了不就“降低交易费用”了吗？
　　据说降低交易费用之说来自“科斯定理”，这个定理成不成立另说，但是科斯谈的并不是我们的问题。科斯认为企业这种组织的意义就在于减少交易费用。但是他并没有说用劳改营来减少交易费用。企业本身是自由契约组织，不是劳改营也不是奴隶庄园。所谓企业降低交易费用，意思是说整合化的交易比分散交易费用低，不是说“不准交易”或剥夺交易权利可以降低交易费用。如果是后一个意思，那科斯何必讲什么企业？奴隶制不是更能“降低交易费用”吗？在科斯那里，保障交易权利是理所当然，无须特别赘述。但在我们这里它并非理所当然，搞不好就变成借口降低交易费用来剥夺交易权利（主要是弱势群体的讨价还价权利）了。不是有人就明确说：工会会增加与工人打交道的“交易费用”，所以在中国不能讲劳工权利，甚至“奴工制”也是中国的“优势”，取消不得？还说国家与众多小农打交道“交易费用太大”，所以需要统购统销、集体化。统购统销就是剥夺农民的交易权利，集体化则是连农民的生产自主权乃至人身自由权都取消了。当时这么搞有某种历史原因，要为之辩护也不是不可以，但要说是为着“降低交易费用”，那倒不如直接说古拉格群岛最能降低交易费用，因此比科斯扯的什么企业更有存在价值了。
　　更有甚者，以强权的观点理解“费用”的解释还走火入魔，从不许弱者讨价还价以降低“交易成本”，发展到剥夺弱者的生命权利来降低“信息成本”：前年一位经济学者提出“对中国古代连坐、保甲制度的经济学解释”，认为什伍连坐、株连九族之类的酷法符合“现代激励理论”，是“小政府”节约“信息成本”来进行统治的成功办法。而过去人们把这些酷法批判为“残暴、落后”，则似乎成了过时的陋见。根据这样的逻辑，只要不搞福利，就是“小政府”，哪怕他杀人如麻，也不过是节约“交易费用”的一种方式。“经济学解释”灵通到如此地步，也真让人叹为观止了。
　　在中国讲“交易费用”还有另一种扭曲：科斯本来讲的是降低全社会的交易成本，而不是只为“交易”的某一方、强势一方降低“买价”。然而在我们的一些著述中，没有工会，老板可以任意压低工资，这就叫“降低交易费用”，有了工会，老板要多掏钱，就是“交易费用增大”了，科斯有这么说话的吗？从工人的立场看，有了工会不是恰恰降低了他们跟老板博弈的“交易费用”吗？如果同一件事从不同立场看其“交易费用”的大小相反，那“交易费用”这个东西还有什么确定性，还怎能成为一个有意义的学术概念？当然科斯讲的根本就不是这回事。他讲的“降低交易费用”既不是给老板节省工资，也不是给工人节省劳动，如果在劳资关系上使用这个概念，它只能指降低全社会维持劳资关系的总成本。其实从全社会观点看，工会这种集体谈判方式与企业这种契约整合方式一样，恰恰是比无组织的工人各自与老板进行非理性抗争（如当年英国工人破坏机器的“卢得运动”和我国近年屡屡发生的职工杀害老板事件）更节约“交易费用”的办法。
　　同样，所谓集体农庄可以“降低交易费用”的说法也是很荒唐的。从官府立场讲统购统销加集体农庄可以压低粮食收购价，甚至从濒死的饥民口中廉价地夺走活命粮，它在这方面的“效率”人们的确是领教够了，但这能叫“降低交易成本”吗？如果从农民的立场看，他们为这种“交易”付出的“成本”还不够惨重吗？所谓“农户太分散国家很难与之逐一交易”也是个伪问题：世界各国的农业不管现代的还是传统的，就经营单位而言大多数都是家庭农户，而不是科斯所谓能够降低交易费用的“企业”大农场。不管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搞大农场的不是没有，但的确不多。那么“交易费用”怎么降低？只要有经常性的交易要求，人们自然会演进出某种组织来整合交易、降低“费用”：可以是联合谈判组织农民协会，可以是自由合作社、公司加农户，甚至是传统的村社与家族，而在条件适宜的地方也会出现科斯讲的那种“企业”化农场。但有一点：即人们必须是自愿而非被迫地结合为这种组织。就像科斯说的企业（自由契约组织）而非奴隶制能够降低交易费用一样。
　　而按我们某位学者的说法，组织化对“交易费用”的影响却可以有截然相反的两种评价：官办集体农庄不用说是比自由小农更能降低“交易费用”的，可是农民如果自己组织成农会，那交易费用似乎反比他们一盘散沙时大得多据说印度经济之所以不如中国，就是因为他们的工会农会太强大了，因而极大地增加了强势者与工农打交道的“交易费用”（说的明白些就是组织起来的弱者最不好欺负）。而与一盘散沙的小农打交道的“交易费用”如果还不够小，把他们赶进古拉格式的“组织”里“交易费用”就更低了（想怎么欺负就怎么欺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该学者还真引了一句俄国农奴制下的谚语来说明这个“道理”：“放一群牲口当然比一头一头地放更轻松”！原来其心目中“降低交易费用”就是剥夺人的自由，将其圈进“畜群”里！如果圈不进，那就只好多付一点“交易费用”，“一头一头地放”吧，但千万不能让那些人自由地结成“人群”，否则那“交易费用”就会大到不得了了！
　　有趣的是，在中国持这种主张的人有的居然属于所谓“新左派”。他们最喜欢大骂“新自由主义”。可是偏偏他们又最喜欢把“降低交易费用”这个典型的“新自由主义命题”挂在嘴边众所周知，坚决反对福利国家、主张自由市场原则可以扩大到原来被认为不宜的外部性领域的科斯，应该算是典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吧。当然，笔者决无意因此把“新自由主义”这顶帽子倒扣在他们头上，因为他们确实说的与科斯不是一回事。尽管科斯的某些说法也不能成立，但至少农奴制思想、抢劫思想他绝对是没有的。换言之，中国的有些“新左派”其实比科斯这样的“右派”还“右”得多。
　　可见，不管“左”的还是“右”的理论，传进中国后都可能发生多么可怕的扭曲！就交易费用理论而言，本来它适用的前提有两条：第一，交易费用理论是以承认合法交易权利不可剥夺为不言自明的前提的。因此“降低交易费用”只能通过整合契约的自由人组织、而不能通过以强权剥夺人们合法交易权利、只许逆来顺受不许讨价还价的方式来达致。第二，所谓交易费用是全社会为进行交易活动付出的运作成本，不是交易一方付出的价格，不能把这个概念用来给单方面为某一阶层（尤其是强势阶层）行方便的做法提供理据。我们可以同意或不同意科斯的理论，但如果违反了这两条，那就是歪曲了这一理论，科斯是不能对此负责的。
　　总之，中国的经济学家的确应该反思，但决不是仅仅应该单向地反思什么新自由主义。
　　如今社会上对经济学家的“道德批判”似乎很热，对此应当怎么看？很简单，以“道德批判”来解决学术问题显然不对，犹如让“公共舆论”来评价科学家一样。如果实行“全民选举教授”，大学一定垮台。中国过去这方面的教训很多，如今也的确存在这种危险尤其在把经济学反思变成对所谓“新自由主义”的单向大批判时。
　　但是另一方面，现在许多学者，尤其是经济学者除了纯学术研究者（他们其实很少受到“道德批判”的困扰，当然他们在社会上，而不是在专业圈内，也没有多大名气）外，不少人还扮演着影响公共政策的经济幕僚或策士角色。这种角色本来不仅无可非议，而且在今天这个转型时代，从某种意义上讲，提出对策比建立理论更重要。但人们应当认识到的是，学者与策士从根本上讲是两种不同的思想活动：对策研究要以“可采纳性”（注意：不是“可行性”。可行之策但不被采纳，仍属徒劳）为基础，而学理上的逻辑性相对来说倒是次要的。高明的策士可以对不同的决策者提出不同的可采纳对策，而这些对策在学理上是否严谨，逻辑上是否一以贯之，倒属无足轻重。但转轨经济学作为一种学理，则应当强调理论逻辑的自洽，以求达到认知上的进步，至于这理论是否为决策者嘉纳，反而不必考虑。同样道理，这些学理是否受到公众欢迎，也是不重要的。
　　然而一项公共政策就不同，是否为决策者嘉纳很重要，而是否受到公众欢迎，也是非常重要的。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幕僚与决策者一样，由于其活动的公共性而成为公共人物，也因此必须接受公众批评，乃至公众的“酷评”。不仅是所谓“道德批判”，即便是道德上并非不偏不倚无懈可击的、带有特定利益诉求的批判，他们也必须耐心倾听。尤其在代议政治并不发达的体制中，多元化利益诉求不能体现为议会辩论，能反映在公共舆论上也算是一种弥补。合格的策士重视这种公论犹如重视议会辩论一样，应该是一种基本功。
　　遗憾的是，我们的一些学者在扮演策士角色时，一方面正确地非常重视“可采纳性”，并且常常为此牺牲了学理上的逻辑严谨（前述对于“交易费用”那种牵强附会的乱用就是典型例子）。然而另一方面对公众舆论，尤其是对关于公正性的批评却非常漠视，乃至蔑视。他们以坚持学术性为这种蔑视寻找理由，但在他们为“可采纳性”而牺牲学术严谨时，这种理由已遭破坏。事实上，一些人重视“可采纳性”而轻视公论的对比如此鲜明，以至于他们有时并不以学术性、而是直接以“可采纳性”来拒斥公众舆论声称自己的主张已邀圣准，而指责批评者以“反政府”之罪。然而当其口出此言时，学术独立性的大话已经不好讲了：学术性固然应该独立于公意，但学术性难道就可以依附于上意？本来这也不必苛责，因为一个不是在“革命”、而是在改良、妥协中求发展的社会是需要策士的，而作为策士不能以纯学者来要求，对他们而言为“可采纳性”牺牲学术性是可以理解、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是可以被同情的。然而这就要以其所提供之策的公正性为前提，因此他们也就必须重视社会上对自己的“道德批判”，而不能傲慢地以纯学者自居把这些批判不当一回事（同时又太把“可采纳性”当一回事）当然，所谓重视不等于认同，他们完全可以在道德与公正性方面为自己辩护。
　　所以尽管一人兼二任、既当学者又当策士是可以的，而且学者当策士总比不学无术者乱出馊主意好吧，但是他具体做某件事、写某篇文章时可要想好：他可以今天写一篇学术论文，明天写一篇奏折。但是不能把同一篇文章既当学术论文又当奏折。尽管学术论文有时也能作用于决策、影响社会，但这应当并非初衷。学术文章的初衷只能是产生知识增量，因而不能为“可采纳性”牺牲学术逻辑。而作为奏折就不能这么要求。但作为奏折既然其初衷就是为了形成公共决策及影响社会，当然就不能回避公论而只考虑“可采纳性”，更不能在公论面前摆学者的架子。
　　显然，如果说“全民选举教授”是荒唐的，那么“策士漠视民意”至少同样荒唐。作为学者不能无视学理逻辑，作为策士不能不讲公正与道德。而且，在我们如今体制下学者兼策士的人们中，对这两种规则的违反常常同时发生，并互为因果先为过分追求“可采纳”而牺牲学术逻辑，又因只顾“可采纳”而漠视公平。而正如前面所提到的，这两种弊病并不仅发生在某一“主义”的经济学家中，那些如今热衷于斥责所谓“新自由主义”的人中，许多人上述两种弊病并不比被其批判者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