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中国常识：权力捉弄权利

　　【内容提要】为什么主人制约不了保姆？为什么做饭、吃饭者制约不了掌勺者？为什么所有者管不住看守者？为什么崽根本不把爷当回事？
　　郎咸平在8月28日北京讨论会上开场就讲：在这一轮新自由主义主导的改革，也就是所谓的国退民进，会再度把生产资料给资本家。就这一句话就有两个明显的语病：第一，没有主语：是谁，把（国有）生产资料给了资本家？难道是资本家自己给自己？包括郎咸平揭示的那几个案例，难道不都是政府批准的吗？第二，何谓再度？难道在改革时代之前，中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首度把国有资产给了资本家的事？别说中国，在世界历史上，在前计划经济国家大转轨之前，谁曾经首度如此大规模地把国有资产给了私人？难道在郎咸平所谓的新自由主义发源地与大本营美国，曾经有过这种事？难道1949年以前的中国民间资本家是靠瓜分国库起家的？难道美国或者哪个西方国家的资本家是这样？郎咸平自己不也一再说，中国国企改革中发生的这些现象在西方法治国家是很难发生的，尽管他们也搞国有资产私有化？难道新自由主义是中国的专利，人家只有新社会主义？
　　郎咸平谈到的保姆弄走了主人的财产，实际上就是我11年前提出的掌勺者私占大饭锅的问题，也就是我六年前提出的看守者交易由其看守但非其所有的财产的问题。其实，两年前中国一些左派对当时政策的批评：崽卖爷田不心痛也是一种不错的比喻。但问题在于：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这实质上就是问：为什么主人制约不了保姆？为什么做饭、吃饭者制约不了掌勺者？为什么所有者管不住看守者？为什么崽根本不把爷当回事？
　　这可以说正是全部问题的核心！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哪怕你对保姆、掌勺者、看守者和崽的如此行为再骂得厉害又管什么用？而所谓保姆、掌勺者、看守者和崽其实按人们更常讲的一个词，就是公仆，以上所有这一切疑问，都可以归结为：为什么国民这个主人制约不了他们的仆人？
　　这个问题在中国其实是个常识。但是常识不为学者所注意在今天并不是什么怪事。即使勇敢如郎咸平教授者，也在王顾左右而言他。他告诉我们：那是因为保姆道德不够高尚：他（她？）缺少委托责任感！我的天！这也可以算是一种回答吗？
　　郎咸平先生是个经济学家。而经济学家所讲的委托代理关系，从来指的是一种制度安排，而不是一种道德评判。50多年来我们为人民服务、雷锋精神之类的教育还不够多吗？怎么那些保姆们的责任意识还是贫乏到如此地步？
　　郎咸平先生的发言作用之一，是提醒人们捍卫国有资产的紧迫性，其实何止国有资产？这些年来包括集体资产在内的各类公共资产流失到某些人私囊的情况还少吗？笔者1997年曾出版《江浙乡镇企业转制案例研究》一书，就系统地讨论过这一问题。近年来呼吁修宪保障私有财产的声音渐高，这是好现象。但是正如杨支柱先生指出的：呼吁保护私有财产，决不意味着公共财产就可以被随便侵犯。郎咸平先生这时出来呼吁保卫国有资产，虽然不是最早，但也是可贵的。其实据我所知，西方国家宪法中的财产保障条款行文也很少专讲保障私有财产的。保卫私产与保卫公产，真有什么矛盾吗？这些年来，左派抱怨公共资产被盗窃，右派批评私有财产受侵犯。其实在一个权力捉弄财产的社会里，无论公产私产都是权力刀俎下的鱼肉。人们常说宪政民主国家私有财产是不可侵犯的，其实在这些国家，公共财产受到的保护也比我们这里严密得多。福利国家瑞典的公共财力堪称雄厚，自由市场美国的私人财富也很惊人，但无论瑞典还是美国，公私财富的比例也许不同，但公产私产同样是不可侵犯的。
　　真正的问题是：第一，何谓保障财产权？第二，财产权为什么会受侵犯？
　　先说第一。谁都知道西方国家是实行所谓私有制的，据说那里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但是我早就指出过，世上只有计划经济国家禁止私有制，从来没有市场经济国家禁止公有制的。像美国这样的国家，不仅从最早的五月花号船民的公社生活，中经欧文、卡贝等人的世俗社会主义实验区，直到摩门教等宗教公社，只要是自愿者的结合，从来受到保护。而且美国也是世界上公益基金制度最发达的国家，每年都有数目惊人的私人财产与遗产被自愿捐献给公益基金。这些自愿性质的化私为公从来受到社会道义的赞扬和国家政策（如捐款免税）的支持，谁也不认为这样的化私为公构成私有财产流失或者对私有制的侵犯。为什么？因为所谓保护财产所有权，就是保护财产所有者的意志受到尊重，而决不是说财产不可转移。相反，财产依所有者的意愿而转移，包括自愿地转为公有，本是保护私有财产的题中应有之义。
　　同样，所谓公产不可侵犯，就是要尊重作为公产所有者的公众之处分意志，亦即公产不能违背公意地被某些人私占私吞。因此，基于公意的公产分配与流转，经由公共选择程序的民主私有化，当然不能说是侵犯公产，也不是什么公有资产流失，而恰恰是保护公产的题中应有之义，正如私有者有权捐赠公益是保护私产的应有之义一样。任何尊重私产的法治国家都只禁止而且必须禁止把私产强行充公，而不会禁止私人自愿公益捐赠。同样，真正尊重公产的国家也只禁止而且必须禁止权贵私有化，不会禁止民主私有化。在中东欧的经济转轨中，捷克是经由民主程序向全体公民免费（只交登计费）公开、公平分配国有资产的典型，而俄罗斯虽然如今许多人特别喜欢骂它的证券私有化，但正如我们已经考证过的那样，实际上俄罗斯的私有化主要形式是卖不是分，如今不得人心的寡头都是直接从国家那里通过内部交易获得资产，而不是从据说已经分得了国有资产的民众手中收购证券来发家的。但是，俄罗斯私有化的道义合法性饱受质疑，而捷克的证券分配就连当时的反对党捷共也不持异议，以反新自由主义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佩里安德森也说捷克的做法的资本主义。1997年后人们对捷克方式的质疑也主要是效率方面的。从来没有人说捷克这样做是国有资产流失。本来嘛，国有资产就是国民的财产，它既不是皇上的也不是官员集体的，把它按国民意愿公平、公正、公开地量化到个人，怎么算是流失？
　　可见，如今关于国有资产流失的对立双方说法都很值得质疑。这次非主流方面把国有资产流失简单地看成一个贱卖问题，而主流方面则以只卖不分就不算流失来应对，标榜自己决没有把国有资产分给老百姓！这实在是很奇怪的。
　　事实上，如果从总量来讲，国有资产如今至少在帐面上看不但未减，反而显著增加。这次争论双方都提到了这个事实。主流方面的赵晓说这不是好现象，非主流方面的杨帆同样认为这是权力作用下民间资产流失到国有部门的结果，他也认为这是非正义的。所以，问题不在于国资与民资之间谁消谁长，谁流向谁，而在于这种流向是否符合公义。以强权化公为私和以强权化私为公都是不公正的，而且这两种不公正其实一脉相承。对公产的侵犯与对私产的侵犯同样是权力捉弄权利的结果。今天有人抱怨崽卖爷田不心痛，其实当年崽本来就没有把爷当爷，而是当孙子，何时把他的意志当回事？陕西府谷县当年有个农民叫戈色令，顶住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的一系列压力，坚持单干。但到1958年人民公社时终于顶不住了，在土地、牲口入社后，只有树还是自己的，1964年农村搞四清，又说他搞资本主义，把他家的一万多棵树没收了，1969年又以一贯走发家致富道路的罪名，给戴上了富农分子的帽子，经多次批斗，被折磨而死。4没有当年这种崽夺爷田不手软，何来今日的崽卖爷田不心痛？当年可以手硬如此，今天怎么会突然心痛起来？
　　我不知道新自由主义是不是个坏东西，也许它的确很糟糕。但我们的情况无疑并不是它弄遭的。如果崽的权力不受制约，总把爷当孙子，那么不管它搞什么主义，爷都不可能得到公正对待。如果说以强权化公为私是新自由主义，那么杨帆也斥责的那种不公正的化私为公又是什么主义呢？
　　其实杨帆讲的这种现象我在两年前已经讲了：出现这类问题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缺少一个治权民授、权责对应的机制，即宪政民主机制，自由放任与福利国家共同以为基础的机制。没有这样一种机制，权力太大责任太小的国家就不可避免。这样的国家可能一直左着，或者一直右着。前者如我国文革时，后者如苏哈托、皮诺切特时代的印尼与智利，两者都会造成积弊。
　　而第三种情况是：在不受制约的权力之下一会儿左，一会儿右：同样依托专制强权，先以左的名义抢劫，再以右的名义分赃。以社会主义为名化平民之私为公，以市场经济为名化公为权贵之私。国有部门在左右循环中成为原始积累之泵：以不受制约的权力为强大的马达，一头把老百姓的私产泵进国库，一头又把国库的东西泵进权贵的私囊。这可比资本主义条件下富人在市场上通过交换私对私地兼并穷人要高效得多了！我把这称之为尺蠖效应：你看那尺蠖一会儿收缩，一会儿放直，可是无论收与放都只朝着一个方向有利于权势者而坑了百姓的方向。正像俗语所说：一个萝卜两头切，左右都是他得。
　　这样的左右之争有什么意思呢？我既不认同这样的左派，也不认同这样的右派。我甚至也不愿意自诩为介于它们两者之间两头讨巧的中间派。
　　但是，在另一种情况下，我是既可以接受左派，也可以接受右派的：在宪政民主条件下，左有左的道理，右有右的好处。而一会儿左，一会儿右，更是正常现象，并且是有益的现象。左的时候福利、平等和社会保障受到重视，国民可以真正享受到社会主义优越性。但是左过了头，竞争不足效率不高，选民又会推右派上台，自由竞争，鼓励投资，提升效率，社会得以真正获得自由主义的生命力。待到竞争过了头，贫富分化大，选民又回过头选左派。反正不管谁上台都是民意使然，左派再怎么国家干预也只是尽福利之责，不至于任意没收百姓财产。而右派再怎么自由放任也只是让老百姓各显其能，不会放任贪官污吏横行霸道。这样的左右循环我也好有一比，谓之天平效应：那天平的两端晃晃悠悠，但都是在一个公平的支点附近左右摆动。天平因此在许多文化中成为公正的象征。
　　因此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左还是右，而在于是尺蠖效应中的左右呢，还是天平效应中的左右？
　　回想北宋后期，当时也有一场主流与非主流之争：王安石主张国家统制，似乎是郎先生今天自称的大政府主义者，而司马光主张自由放任，好像有点新自由主义吧？两党也是你上我下，轮流得宠了好几个回合。可是双方都不是受权于民，而且弄权无制约，尽管理论上好像双方都很高尚：王安石说是要摧制兼并，均济贫乏，似乎颇有社会主义的味道。而司马光主张国家不与民争利，似乎很有自由主义丰采。不幸的是实行下来，王党的国家统制严厉地束缚了阡陌闾巷之贱人的经济发展，而马党的自由放任则使官品形势之家得以放手聚敛。王得势则朝廷禁网遍地，民无所措其手足，马得势则贪官污吏横行，民无所逃其削刻。国家的自由放任只能放出无数土皇帝与土围子，却放不出一个中产阶级，而国家的经济统制也只会与民争利，却统不出个社会保障。王安石搞不成福利国家，正如司马光搞不成自由市场，而这两种政策轮番上场到后来都加剧了王朝的治理危机，北宋也就在尺蠖的一放一缩中走向危机，最终在危机中灭亡。
　　在这种情况下，你让我选择做王党？马党？骑墙党？得了吧我谁也不选。因为我是人，又不是尺蠖。
　　所以我奉劝今天的主流派与非主流派：纯从理论上讲，你们的争论如同左与右、自由放任与福利国家的争论那样永远不会有个终结的。但是你们应当想想：你们是天平的两头呢，还是尺蠖的两端？让我们先设法走出尺蠖的轨迹，再继续争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