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国强：理想与现实的捍格读《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

　　《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THEGATEOFHEAVENLYPEACE：theChineseandTheirRevolution，18951980）一书，是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史景迁先生（JonathanD。Spence）在八十年代初完成的一部关于近现代中国的历史论著。在这部近27万字的论著中，作者独辟蹊径，以知识分子为研究对象，通过转述他们对中国革命的切身感受，从一个侧面揭示了近一百年来中国历史发展变迁的轨迹。
　　本书涉及和引述的人物众多，其中较为我们熟知的包括：康有为、梁启超、秋瑾、陈独秀、鲁迅、瞿秋白、沈从文、徐志摩、闻一多、老舍、丁玲、王实秋等。他们的思想、言论和行为构成本书的中心。
　　在阅读的过程中，读者首先可能感受到的，是史景迁先生独特的叙述方式：通俗、流畅和富有激情。他具有丰富的背景知识，对有关史料和史实非常熟悉，综观全书，很象是一部回忆录。或是随想与杂感的集束，大量的引文似信手拈来，贴切自然，与作者的叙述浑然一体，不露痕迹。他的论述多持之有据，言之成理，却又很少拘泥学术论文的写作规范，因而也没有读学术著作的艰涩之感。书中章节和段落之间的衔接，有时随作者的思绪呈现跳跃，但整体上是连贯的，给人以一气呵成、随心所欲不逾距的感觉。此外，史景迁先生非常注意细节的描写，书中包含大量的趣闻逸事，读来令人兴趣盎然。这些特点使得这本书具有更广泛的受众。
　　不过，上述特点并不足以涵概该书的全部内容。在通俗、流畅和富于激情的表象背后，我们还可以分明地感受到作者作为一个学者所应有的睿智、严肃和冷静，史景迁先生在该书的英文版前言中写到：这本书所涉及的人，只是众多中国男人和女人中的少数。我希望通过对他们生活的描述，让读者了解一些重大事件的不平常后果。在该书的写作过程中，作者象他书中所记述的许多人物一样，运用了大量的象征与隐喻。这个特点可以从书名和小标题的拟定、全书的结构布局和引文的选择运用等方面明显地看出。如果不充分地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将无法把握本书的深刻寓意，将会津津乐道其生动有趣的细节的同时，忽略了它的思想价值和警世作用。
　　过去有一种颇为流行的看法，认为知识分子群体天生软弱，具有很强的依附性，毛泽东的毛皮论是这种意见最典型的、最生动形象的表述。现在看来，这种看法是不符合历史的本然的。
　　史景迁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勇气和能力有着深刻的印象。他在书中写到：
　　在我考察的这些中国人身上，可以反复看到，明知政治行动充满危险却义无返顾，明知希望没有结果仍一如既往。生活在一个四分五裂、险象环生的世界上，他们表现出了非凡的生存能力和勇气。
　　从史景迁的记述中我们不难看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具有一种顽强的斗争精神和追求自身独立价值的倾向。他们所经受的苦痛，部分地源出于此。
　　近代自由知识分子群体的产生，是中国社会解构的结果。在传统社会中，知识是一种特权，一种社会的精神奢侈品，所谓知识分子通常只是士绅或官僚社会阶层和群体的诸多社会面相之一种。或者说，在传统社会里，知识分子与官僚和士绅的身份是合而为一，不可分割的。只有到了近代社会，知识分子才逐步成为一种独立的社会群体，有了自己独立的社会身份。
　　在中国的社会形态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过程中，当自由知识分子群体刚刚从旧的社会母体中离析出来的时候，他们的社会身份定位经历了一个不确定的阶段。在此期间，他们不得不为自己的精神和人格的独立付出代价。没有稳定的职业和经济收入曾使他们面临前所未有的物质生活的困窘。他们常常饥寒交迫，颠沛流离。他们不得不时时为了生计而从事自己不太喜欢的工作。但书中提到的许多人，最终抵制住了重返旧母体的诱惑，执着地坚守着自己的新身份定位。这不仅显示了他们与传统社会决绝的勇气，而且演绎出许多脍灸人口的文坛故事，使得他们的人格气节得到锤炼和升华。
　　按照史景迁的观点，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最辉煌的时代是20世纪1020年代。这是一个冲决传统罗网束缚的时代，是一个自由主义和人文精神狂飙突进的时代，是一个充满批评同时也充满宽容的时代。自由知识分子的独立身份得到初步的确认。中国近代新文化的不朽作品大多产生于这个时期。陈独秀、鲁迅、丁玲、沈从文、徐志摩等，也因为这个时期的突出表现，而永久地留存在人们的记忆中。
　　这一段历史表明，在一个多元化的、宽松的社会政治氛围中，知识分子往往更容易凸现其自身的个性和存在的价值。可惜的是，在近一百年来的中国，这种适宜的社会政治氛围的存在总是短暂的。进入30年代以后，随着国民党独裁的逐步加强，中国的社会政治秩序又回复到一元专制的常态。思想自由与个性解放之花遭到摧残，不断凋谢。
　　值得强调的是，与晚清时代相比，30年代以后的十数年间，中国的社会政治状况还具有一些自己的时代特点。我们不妨称之为一元化信条主导下的两极政治格局。在此期间，革命的与反革命的两种社会力量壁垒分明，尖锐对立，但同时双方又都尊奉一元化的信条，试图建立起一套以己派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正统和道统。一元化的思维模式和两极对峙的政治格局，使得追求价值中立的自由知识分子群体处境尴尬，他们不得不承受来自两个方面的压力。他们的所作所为，常常被对峙的双方主观地冠以意识形态和阶级属性的分类。这极大地恶化了自由知识分子的生存环境，逐步侵蚀着他们的生存空间。即使他们想置身事外，也无处逃避。结果，处于夹缝之中的自由知识分子只能有两种选择：要么坚守个人独立的理想信念，疏离丑恶的现实，在学术或艺术的象牙塔中独善其身；要么暂时放弃个人的理想信念，投身群众性的社会革命的洪流。前一种选择，保证了知识分子人格的独立和完整，但同时回避了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从而使知识分子丧失了对现实政治的影响力；后一种选择，曾使得部分知识分子有了一种暂时的安全感和归属感，但同时也造成了他们的人格分裂。他们的内心深处常常存在着个人与组织、个人信仰与主义的激烈冲突。结果，有些人没能闯过思想革命关，被革命力量唾弃；有些人最终丧失了自我，沦为某种既定意识的追随者。这同样不能对现实政治发生积极的影响。
　　此外，按照史景迁的解释，自由知识分子与职业革命家具有显著区别，他们变革现实的愿望，更多地源于道德判断和理性思考，而不是阶级觉悟。与此相关，在变革社会的方法和途径上，他们往往反对激进的革命而倾向渐进的改良。他们认为以暴力革命的手段改造社会，社会所支付的成本太大，而且可能带来以暴易暴的结局，这样，只会造成历史的轮回，而不会带来社会的进步。这种发自内心深处的担忧，并非可以为任何人所理解。相反，在各种矛盾错综复杂、革命激情主宰革命行动的时期，这种渐进的改良主张常常被别人所误解和诟病。如康梁之主张维新反对革命，如闻一多、老舍在30年代的反动，如抗战胜利后关于中国第三条道路的主张等。
　　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考察知识分子的思想与行为，固然可以形成一套自圆其说的理论学说。但是当我们跳出这套理论学说所预设逻辑体系之外，换一个视角发问，立刻便会发现这套理论的种种局限。譬如，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否认人类具有一般的共性，忽略了知识分子的执着与真诚，它无法解释邹容、秋瑾之慨然赴死，无法解释陈独秀、瞿秋白之思想转变，无法解释知识分子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批判，无法解释五十代初期知识分子自觉的思想改造，无法解释知识分子在1957年鸣放中的所作所为。从史景迁的记述中我们看到，知识分子本质上是热诚的、有良知的和富于使命感与牺牲精神的。在长期的专制统治和党派对立的氛围中，他们曾一度彷徨、沉沦、失语，但难能可贵的是，自由的精神、理性的观念并没有因现实政治的压迫而灭绝。在过去的数十年间，这种精神呈现周期性的脉动。这表明在特定的条件下，知识分子可能会对现实暂时采取一种妥协的态度，但是只要社会现实中存在各种丑恶的现象，只要知识分子的良知尤在，他们总是会以各种方式尽自己作为牛虻的义务。作为个人，有的人可能落伍，有的人可能变节，有的人可能逃避，但作为一个群体，知识分子总是前仆后继，薪火相传，不断地以自己的言论和行动体现出自身存在的价值。
　　同样值得一提的是，在对近中国知识分子进行个体解剖的时候，史景迁先生并没有忽略他们的缺陷和弱点。我很赞同他的观点。套用一个时下十分流行的表述句式，我们可以说知识分子也是人。从书中的记述我们可以看到，在他们身上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人性中幽暗的一面：如自私、如势利、如冷漠、如懦弱。于是，便有了康有为主张女权解放而又妻妾成群；有了鲁迅的一个都不饶恕；有了丁玲解放前后的宦海沉浮；
　　史景迁在书中还引用了鲁迅先生的下面这段话：
　　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决不是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革命尤其是现实的事，需要各种卑贱的、麻烦的工作，决不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浪漫；所以对于革命抱着浪漫谛克和幻想的人，一和革命接近，一到革命进行，便容易失望。
　　想来他对鲁迅先生的这个评语，是深以为然的。
　　近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命运多舛，这是我读《天安门》一书后最深刻的印象。在阅读和反刍该书的过程中，我总在想，在经历了数十年来那么多的变故之后，我们对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性质和作用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评价。我们既不能无限夸大他们的智识和作用，也不能漠视他们的存在和贡献。我们无法想象没有知识分子存在与活动于其间的中国近现代史。是的，他们或许过分囿于个人情感而对革命缺乏凝聚力，或许思想偏执而易走极端，但我始终觉得，他们的确是同时代的中国人中最敏感、最睿智、最具有洞察力的一个社会群落。毕竟是他们最早唤起了中国人的革命意识。他们提出的种种变革现实和改造社会的设想，或许过于迂阔，不切实际，但其中所蕴涵的一些基本诉求如公平、正义、自由、博爱等等，则具有永恒的意义。
　　理想永远是一种参照。理想与现实的捍格，往往昭示着变革现实的必要性与合理性。
　　（《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美）史景迁著，尹庆军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开放时代》2000年9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