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伟时：转型时期的中国民族主义

　　如何看待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中国正处在转型时期，这是观察中国一切问题的基本点，民族主义问题也不例外。中国是多民族国家，它的内外关系都涉及民族主义。本文主要考察中国对外关系中的民族主义问题。
　　苦涩的历史回顾
　　19世纪，民族主义已经在中国浮出水面。对一个被侵略的国家说来，民族主义通常都以保卫和拯救祖国的爱国主义的面目出现。就保卫自己的国家而言，尽管成效不彰，但凛然正气成为代代相传的宝贵精神财富。而就救国大计来说，当时朝野上下沉溺于本国传统文化，以文化民族主义构筑了一个抗拒外来先进文化的顽固堡垒，负面作用非常明显。
　　进入20世纪上半叶，它仍然是一把双刃剑。在抗击俄罗斯和日本两大侵略势力中，它是全国上下同仇敌忾维护正义的旗帜；与此同时，它也显示了不容忽视的消极性。
　　以对日关系来说，20世纪最初十年，中国政府推行新政，得到日本政府和民间的很多援助。特别是其中两项最成功和影响最深远的改革（废除科举改革教育；废除固有的法系和司法系统，移植现代法律与司法制度），日本朝野给予的帮助是真诚和巨大的。
　　但是，辛亥革命后至1945年间，日本冀图把中国变为附属国和殖民地的野蛮侵略行径，给中国人民带来极为严重的灾难。民族主义成了激励海内外大部分中国人反对侵略，维护祖国独立，誓死不做亡国奴的精神支柱。在对外伸张正义的同时，一些对内的负面作用也随之显现。
　　第一爱国热情澎湃，情绪压倒理性，一些不恰当的措施逐渐成为常规，带来严重后果。例如，在五四爱国运动中，学生在行使正当的示威权利的过程中，越过司法系统，殴打他们认定的“卖国贼”，火烧其住宅、毁坏其财产，为后来政客操纵学生运动开辟了道路。
　　第二在19311945年的反对日本侵略的斗争中，国民党政府提出“民族至上，国家至上”的口号，中国人为了反侵略而容忍了专制统治。国民党及其领导下的政府失去监督，加上民主、法治没有制度化，导致它迅速腐败，为后来的覆没埋下了祸根。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族主义的积极面主要表现在海内外华人对祖国富强、统一的渴望和相应的报国行动。但外敌入侵的危险了结后，在民族自大情绪支撑下，毛泽东渲染“世界革命中心东移”，以亚非拉的革命领袖甚至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领袖自居，中国再度成了封闭堡垒，举措乖张，岁月蹉跎。
　　民族主义对开放的阻击
　　1979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冲破自我桎梏，革命外交向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和平外交转变，出现了让海内外耳目一新的局面。
　　这个时期的民族主义由官方主导转变为民间的自发活动，一再试图阻击改革开放进程。最近十年是这个痼疾的高发期，显示了四个特点：
　　（1）90年代少数文人的民族主义叫嚣，获得热烈回应。《中国可以说不》（1996）、《妖魔化中国的背后》（1996）、《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1999）等书出版并卖出几十万册，标志着民族主义的狂热情绪，已经在部分人群中蔓延。在这些书中，美国是主要的批判对象。
　　（2）与美国和日本的矛盾尖锐化。1999年5月8日，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游行示威席卷全国。2001年中美在海南岛附近发生撞机事件，激起又一波抗议高潮。2004年，因小泉连续参拜靖国神社郁积已久的反日情绪，在日本争取变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的活动刺激下，几个大城市爆发了规模颇大的反日示威。
　　（3）个别军官越过军纪约束，发表不择手段进行战争的狂妄叫嚣。1999年现役空军大校乔良、王湘穗写的《超限战》出版，鼓吹“彻底做一回军事上的马基雅维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200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防务学院院长朱成虎少将又向外国记者表示，如果美国向中国领土目标发射导弹和精确制导炸弹，中国将使用核武器进行还击。“我们将对西安以东所有城市遭到摧毁作好准备，当然，美国也得做好中国摧毁美国数百个城市的准备。”虽然事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郑重声明这些是个人观点，但他们的偏激，体现了一些人的极端和无知，令人吃惊。
　　（4）与提倡“国学”和传统价值观念的热潮融合。1996年出版的《妖魔化中国的背后》已经提出：“美国最害怕的就是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念。”“如果中国人坚持5000年来一直是强调集体思想第一和注重贡献的精神，那么，美国人是不可能把中国置于它的新殖民主义的强权统治下的。”
　　对一个转型社会而言，出现民族主义声音是社会趋于多元的正常现象，也是社会容忍多元声音的可喜进展。不过，疯狂、极端的言论居然有那么大的市场，无疑是不祥之兆。于是，有三个问题需要回答。
　　没落的趋势
　　第一个问题是：它的发展趋势怎样，中国的改革开放会不会因民族主义而逆转？
　　在我看来，答案是否定的。亨廷顿曾经预言儒家文明和基督教文明会发生冲突。十多年过去，他的预言落空。原因无他，这位教授忽视了中国社会的巨变，义和团事件和文革那样恶劣和极端的民族主义不可能在中国重演。
　　经济基础变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已经深深融入世界。参加WTO五年的实践，出现了中国和世界双赢的局面，多数中国人分享了经济市场化的利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把中国拖回计划经济和闭关锁国时代。
　　知识基础变了。中国的大学毛入学率已经超过21，开始迈入大学教育大众化的门槛。这些未来的社会精英们所受教育，既有往昔意识形态，也有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知。研究型大学都鼓励选用国外的原版教材，用英语授课。在经济、法律、政治等社会科学领域，这些大学的学生所学的内容大部分是与发达国家的同龄人相同的。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各级政府毅然把打算提拔的年轻官员送到发达国家去培训，更新知识，开阔眼界。在这样的知识基础上组建的政府，要回到愚蠢的闭关锁国年代是难以想象的。
　　中国政府变了。中国政府有时也利用民族主义。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和中美撞机事件后的游行示威，就属于这个类型。一个威权政府统治下的社会，除了矛盾尖锐、社会面临断裂的危机时期，全国规模的游行示威，背后肯定有执政党和政府的有形之手在操控。
　　但在大多数民族主义情绪发作的事件中，中国政府都持理性的制止的态度。由于政府坚决制止，反日游行和砸日本商店等暴行都是局部的、短暂的。在这个过程中，侵犯公民的政治权利强行制止一切不是执政党和政府组织的示威游行，是错误的。但其中也透露出一个信息：中国政府不支持情绪化的民族主义，更不支持违法的排外暴行。
　　社会精英和多数民众也变了。知识阶层的主流趋于理性和冷静。
　　在《中国可以说不》等几部偏激、浅薄的书风行一时之际，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领头对这一思潮进行了及时、坚决的分析批判。他们的回击说理透彻，对揭穿这些狂热情绪的荒唐、阻遏其蔓延起到良好的作用。
　　事实也证明从1996至2006十年间，民族主义有明显趋于没落的趋势。1996年，《中国可以说不》和《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两部书轰动了全国，赞成和反对者势均力敌。他们还利用新华社向全世界发出介绍《中国可以说不》的新闻稿，弄得全世界沸沸扬扬。2006年，民族主义的主要表征是十个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发出排斥圣诞节的声明，尽管在网上得到不少网民的支持，但是，在平面媒体上，这一愚蠢的倡议，受到绝大多数评论家和学者的批评，为之辩护的声音非常微弱。而在实际生活中，多数民众对这几个年轻人的狂热意见都嗤之以鼻，无论是教徒的宗教活动，还是商家的节日促销，都未受到干扰，事情成了茶杯中的风暴。有些人高举“民族大义”的大旗，捣鼓以中国古代服装“汉服”取代西服，也成了一场看过即忘的娱乐市民的街头剧。
　　化解民族主义的制度安排
　　第二个应该寻求答案的问题是：如何化解中国的民族主义？
　　近十年和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民族主义的主要对立面是日本和美国，尤其是日本。中国狭隘民族主义的逐步消逝，要国内外多种因素配合。就国内而言，经济彻底融入全球一体化的市场经济，教育水平提高和信息自由流通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可是，也需要适当的国际条件。
　　中美日三国在经济领域已经难解难分。长期困扰三国关系的台湾问题，在多种因素汇合下，摆脱了战争阴影。总结近年关系紧张和缓和的经验，可以归结到一点：矛盾激化与其说由于利益冲突难以调和，毋宁说是有关国家政府首脑眼光短浅带来恶果。化解矛盾需要大政治家的长远眼光。
　　回顾最近十年民族主义在中国的起伏，有关国家不恰当的言行，往往是民族主义情绪在中国大发作的导火索。一个不能忽视的事实是：选择改革开放并毅然参加WTO，决心按照WTO的规则改造自己的制度的中国不是苏联，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保护人权不力等错误应当批评，但要看到这个转型中的国家新旧交替和驳杂的特点。
　　小泉首相在国内改革上不愧为杰出的政治家。但坚持参拜靖国神社却是恶化中日关系、刺激中国民众民族主义情绪的错误选择，也为日本通往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道路设置了障碍。这是小泉先生政治生涯中的大败笔。
　　战争，即使是正义的，也是人类野蛮史的一页。东亚不再战的前景已经十分清晰。化解中日韩各自的民族主义和彼此矛盾的最佳选择是建立亚洲、太平洋地区共同体。第一步是东亚自由贸易区，让大中华地区、日本、韩国和东盟，也许还有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经济融为一体。生活已经朝着这个方向前进，拖延还是加速这个进程完全取决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家们有无远见卓识。在这样的制度框架下，坚持和平协商，学者和各界精英自由交流，各色各样的局部利益冲突和认识差异的化解都会比较顺畅，民族主义由减弱到消亡水到渠成。
　　“文化主体性”是有待解惑的误区
　　第三个必须回答的问题是：如何看待所谓国家或民族的“文化主体性”？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提升自身文化素质的要求和文化寻根的意识趋于浓烈，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和普及将日益兴盛。对一个正在进行现代化的国家说来，这是文化复兴的正常过程。只要这个过程与思想文化的自由交流齐头并进，不具有排斥外来文化的性质，它就有可能成为人们企盼的中国“文艺复兴”的一个组成部分。
　　一些眼光短浅的狭隘民族主义者力图干扰这个进程，注入排外的极端情绪。他们的手法之一，是提出“文化主体性”问题；说什么人权、自由乃至各种学术规范和研究方法都是西方强加的话语，我们不能做他们的文化殖民地。
　　一个封闭性尚未彻底消除的国家，这是最容易煽动民族情绪的命题之一。
　　什么是文化主体性？离开一个文明或文化的核心价值，无所谓文化主体性。在世界走向一体化的时代，现代文明的核心价值：个人的自由和人权以及为保障公民权利而逐步生成的法治、宪政就是现代文化的主体性。离开这个内容去谈国家或民族文化的主体性，都是构建封闭的盾牌；而在现代化尚未实现的国度，则可能沦为统治者剥夺公民权利的圈套，或坚持专制统治的遮羞布。一句话，这样的选择有可能把中国再度引入危险的歧路。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是什么？人言人殊，莫衷一是。按陈寅恪教授的意见是“三纲六纪（六亲）”，而且已无法救疗。不少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作出许多美妙的概括和诠释，其实都是诠释者自己的思想。孔孟老庄复生，未必首肯；用以服众，更加困难。进一步说，这些不过是汉族的传统文化；以此冒充整个国家文化的主体，不但僭妄，而且对一个多民族国家而言，散发的是大民族主义的臭味。
　　一些学者包括坚决反对狭隘民族主义的著名学者，从另一个角度提出“学术主体性”问题。愚意以为这也是不足为训的。
　　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一样，没有国家和民族的主体性问题。换句话说，即使是研究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法律等等，都是全世界学者自由参与、使用共同的学术规范的事业。如果脱离了共同的学术规范和方法，不可能提供真正的学术成果。
　　人文学科怎么样？不努力求真，不讲逻辑，脱离公认的学术规范，制造出来的东西关起门来自吹自擂，也许自认为很有主体性，但无法与学术界同行交流，也经不起反驳和检验。
　　在学术领域奢谈主体性，不管主观意图如何，最终只能为民族主义者利用，制造意识形态垃圾。
　　2007年1月24日星期三为TheEastAsiaFoundation主办的《GlobalAsia》2007年春季号（4月出版）而作。由香港大学Dr。DavidBandurski翻译成英文刊登在该刊21～27页。
　　这个基金会是韩国外交与通商部于2005年1月注册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