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光：香港中文大学访学纪闻

　　2005年秋，笔者在利希慎基金会的资助下，到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访学研究工作。一月之期，下马观花，观察者能保持新鲜感，所获见闻，对其表里之像，也足以做大概观。
　　一
　　香港中文大学是距内地最近的一所大学，距深圳罗湖口岸不过城铁列车十几分钟的路程。学校依山形走势而建，峰回路转，林木秀美。沿途而上，诸学院棋布各处，有校车穿梭往来以为交通。另有曲径相连，供健步者拾阶上下。漫步校园之中，居高临下，俯瞰海湾，昼可观碧水蓝天白云；夜可见两岸灯火阑珊。其匠心是寓人文于山水自然之间，非移山填海者所能为之。
　　一般人都知道香港是个寸土寸金的地方，地皮极贵，房价奇高。很少人知道香港又是世界上绿化面积最高的城市之一。香港政府对土地控制极其严格，房地产业只得拓展空间，发展高楼大厦，留下了大块的绿地。在土地供给紧缺的香港，香港中文大学能够“占山为王”，殊非易事。这是上世纪六十年代香港市民给港英当局据理力争的结果。
　　英国政府对殖民地的政策，是一个殖民地只能有一所综合性大学，大学的教学语言只能用英文。在香港办的殖民地大学是香港大学。香港市民为争取自己的教育权，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终于取得胜利。1963年，以新亚、崇基、联合三个学院为基础，成立了这所以中文教学为主的香港中文大学。现在，中文大学的声望和香港大学已是不分伯仲，学科门类齐全，有学生一万五千多人。学校的经费85以上是政府补贴的，学生的学费只占到实际费用的12。
　　香港中文大学的管理体制是联邦制，书院和中心是具有法人资格的实体，有自己的财产。学校的董事会由四人组成，成员分别是校长、教员和社会知名人士，校董会主席经大家选举产生。校长的产生，则是成立一个遴选小组，由小组根据备选人的学识和声望推举出来的。在这样的体制下，专家学者的知识权威能够得到充分展现。
　　学校经费的分配和使用，一般是以学系为本位。大学方面主要管两件事，一是学生的生活，二是学生的通识教育。学系负责本科生和研究生教育。香港中文大学没有博士、硕士导师制度，原则上教授都能够带博士、硕士。
　　中大的学生成分主要是香港本地人，外地生源仅占百分之四、五。据内地高校到中大教书的教授讲，港生的学习能力比内地一流高校的学生略逊。笔者曾旁听过几次中国当代政治史的课，教师是内地著名高校的名师，学生们却提不出几个切题的问题。这也可能是香港的新生代对大陆社会生活比较隔膜的原因，并不能以此定论。中大学生的市场意识较强，比较注重实用性的课目，在提高就业竞争力方面应是有所长技。现在，中大把改变生源结构的问题，已提到日程。力争在不久的将来把外地生源的比重增加到百分之二十，吸引内地的优秀学生来校学习。提高生源的杂交优势，这是建设国际性大学的重要法门。当前，最现实的障碍是财政补贴问题。中大对于外埠的学生，要收取本地学生两倍的学费，一年全费12万港币。这对内地学子是一笔巨资，既是家境尚好的人家也是开销不起的。近闻港大、中大以万港币的高额奖学金争取内地优秀生源，这是对双方两利的好事。
　　中大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薪火传承，极有担当的热忱。国学大师钱穆是中大新亚学院的创办者，一生为护持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不竭余力。中大得此心传，成为当代新儒家的重镇，建有钱穆图书馆以资垂念。中大对中华文化的阐扬，力图在沟通中西文化中有所建树，设有中国文化研究所专司其责。香港学者因有中西文化交汇的地缘优势，大都有西方教育的背景，了解世界发展趋势，关注世界发展前景，对阐扬中华文化的态度比较客观、冷静，不似内地某些学者那般虚火炽盛。笔者曾听过中国文化研究所前所长、物理学家陈方正先生的一次演讲，其中谈到中国的崛起会给世界带来什么？他认为，中国在科技方面赶上西方的可能性不大，但在怎样发扬中华文化，解决现代文明的社会文化困境方面则是有所作为的。这应是香港学者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
　　二
　　笔者访学的地方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中心是全世界最好的中文文献资料之一，馆藏丰富，服务周到，对各国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开放，在中外学界极有声誉。
　　服务中心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由一批西方学者筹办起来的，资金来自美国卡内基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由于在哈佛大学设立俄国问题研究中心的成功获得鼓舞，又想建立一个类似的中国问题研究中心。筹办中心的学者们，为避免卷入国共纷争的政治干扰，保持学术独立的客观立场，决定选址香港，建立了这所被称为“可以用望远镜观看大陆”的民间学术场地，并特意加上了服务两字，以避开情报收集之嫌。
　　事实证明，服务中心设立在香港的决定是非常明智的。在冷战时期的铁幕封闭下，中心汇集了当时可能收集到的两岸三地的资料，对促进国外学者对大陆的理解和沟通极有作用。没过多久，在国外几乎所有论述中国的著作里，都印上了对中国研究服务中心表示感谢的文字。现在，中心早已经纳入了香港中文大学的体系，还仍然保留了已经发黄的当时剪报。几十年过去了，随着中国的开放度越来越高，中心的馆藏资料也越来越丰富。中外许多研究中国问题的名家，大都有过从中心获益的经历。一些利用中心馆藏资料的研究成果，已经成了研究当代中国问题的名作。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心在中外学术交流史上有着不容忽视的一席之地。
　　在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研修的大陆学者，对服务中心的“服务”都会留下深刻印象。中心的服务，“有学无类”，一视同仁，完全是国际化的公共服务。服务中心的所有资料完全开放，学者可以在井井有条的资料丛林中随意徜徉。一旦找到合适的资料，马上就可以用设在旁边的复印机中复印出来，极为便利。
　　服务中心对资料的收集和整理，收罗广泛，颇具史家的眼光。中国大陆所有的权威刊物，几乎都能在这里找到。还有一些连国内专业研究者都难能一见的内部资料。以中国大陆近年来出版的地方史志为例，中心的馆藏可能是全世界收集最全的一家。不仅各省、地、市、区、县出版的各种史志年鉴，一应俱全，甚至还有印量不足百数的村志。各地史志年鉴的编撰，良莠不齐，差距很大。就单本而言，有的价值不大。但把它们放到一起，就所谓是牛溲马勃，各有所用了。既使是学富五车的学者来此，也会有意外的收获。笔者问到一位研究中国当代史的美国学者为什么到这里来做研究。他说：在美国研究中国问题，往往需要跑几个地方的图书馆，到中心来一下子就能全部搞定了。
　　服务中心的资料收集、管理和接待的工作量很大，但工作人员不足十人，效率极高。不管是在中心做研究的学者，还是一位临时查阅资料的访客，无论是来自大陆、香港、台湾、美国或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一旦遇到问题，任何一位工作人员都会放下手头的工作来尽力帮助。中心为访学者着想，还备有其他日常应用的东西。笔者带去的一双拖鞋脱胶，跑了几家商场都没有买到粘合剂，却在中心找到了。这是区区小事，但正是在小事中反映了为学者服务的周全，让人感慨不已。
　　服务中心的独特之处不在于它为学者们提供了查阅资料的服务，而在于它经常组织一些丰富多彩的学术活动，促进学术交流。
　　服务中心定期的学术交流活动是周二午餐讨论会。这个传统可以上溯到中心开办之初，当时参加午餐讨论会的主要是在港的外交官、新闻记者和学者们。现在的午餐讨论会成了利用来访学者的智力资源的一个例会。来中心做研究的学者都会被邀请作一个学术讲座，内容不限。这也是中心对来访学者的惟一要求。中心也会经常邀请其他来港的知名学者来做讲演。演讲题目在一个星期前张榜公布，听众可根据自己的兴趣自由参加。午餐是听众自己预订的盒饭。饭毕，主持人简单地介绍一下演讲者的学术背景，接着演讲者开始演讲，时间大约一个小时，然后是听众提问和演讲者解答。整个活动的节奏紧凑，信息量很大。听众可以在短短的时间中，了解到演讲者基本的学术观点和治学理路。
　　服务中心还不定期地举行各种专题研讨会，大家集中讨论某个问题。给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一次关于中国当前农村问题的研讨会。参加讨论的有农业部门的现职官员，离职的乡镇干部，中心的学者，高校的教授。会议的主持者熊景明女士，拿出红、黄、蓝三张纸，分别发给三名记录者。嘱一人记录所谈问题，一人记录问题成因，一人记录对策分析。讨论中，每个发言者各抒己见，交锋观点。最后由记录者依次宣读各自的记录要点。会议记录稍加整理，就是一篇结构完整的文章。
　　“行山”，也是服务中心经常组织的活动。“行山”就是野游。有时会去爬山，有时会去海岛。每到星期六或节假日，服务中心总是要联络在香港做研究的国内外学者，一同参加行山运动。在怡情于山水之间，学者们即锻炼了身体，放松了心情，又相互交流了思想和治学心得。可谓是一举数得。
　　服务中心对不同学术观点都持开放的包容态度，人人都可以见仁见智地发表见解，事实上形成了一个各种学术思潮杂居的空间。笔者访学期间听到的诸家之言，既有左派，又有右派；既有保守，又有激进；既有官方立场，又有民间立场。尽管大家的研究课题不同，学术背景各异，思想认识可能差距很大，但能够在一起切磋学问，对大家都是不无裨益的。这对于短期访学的研究者尤其重要。可以在一个短时间里，了解到海内外各种思想的异同，体会不同观点的碰撞，会得到很好的启发。这种学术自由的开放环境，也是学者们喜爱服务中心的一个重要原因。国内有学者专门撰文，赞誉服务中心提供了一个“学者的天堂”。这反映了学界的口碑。
　　在香港中文大学访学的见闻种种，有许多东西是身临其境才能体会到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大学内在的一种人文精神。这是一所大学无法量化，但更根本，更本质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