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伟时：中国思想解放的三个关键

　　中国总理温家宝11月13日与文学艺术家谈心，11次呼吁思想解放，9次强调自由，语重心长。改革开放快30年了，政府领导人如此尖锐提出思想解放与自由问题，不可能是偶然的感慨，而是抓到了中国社会继续发展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抓到了拖延已久时至今日已无法回避的问题。过时的观念习非成是、根深蒂固，实现思想解放绝非易事。愚意以为其中有三个不可忽视的关键。
　　（一）在制度与观念互动中解放思想。
　　30年来，告别文革，改革开放，中国走出了死胡同，成绩斐然。用的是什么灵丹妙药？简单得很：基本上恢复了经济自由。解散人民公社，结束只有共产党各级书记会种田的历史，中国人不再挨饿，粮票、布票成了历史陈迹。从一大二公的农业集体化到分田到户承认个体耕种的优越性，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罕见的思想大辩论、大解放，成为制度大变革的开端。
　　在城市，伴随姓资姓社的激烈辩论，实现了思想大解放和制度大变革。打破政府对城市各行各业的垄断，有了贸易自由，各种购物券退出了历史舞台，中国制造的琳琅满目的商品摆满海内外的货架和地摊。
　　不过，我们赚的基本上是苦力钱。对数以亿计的民工说来，8小时工作、双休日，还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路在哪里？进一步解放思想，扩大自由，把制度改革进行到底！
　　中国的发展要上一个新台阶。中国这样的大国更应该在各行各业中都有自己的世界一流的企业家，包括大银行家和可与（新闻集团）默多克争高低的传媒巨头。现代经济的核心是金融。可是，珠三角、温州等地的企业家们冀图办银行，花了几年时间，仍然“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遑论其他！行政垄断把中国企业家的手脚捆起来了。把自由还给他们，他们就会大展身手，把中国的发展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扩大自由，前提是思想解放，落实则体现在制度上。如果制度改革不跟进，思想解放的成果无法巩固。总结30年来的经验，两者是互动的。市场经济制度确立后，公民的权利意识空前高涨就是明证。必须澄清两个糊涂观念：
　　一是扩大自由就会乱。一切按上级指示办事，不准乱说乱动，自然鸦雀无声，天下太平！可是，人民只能在动物生存线上挣扎，生计无着，甚至沦为饿殍，屡见不鲜。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东西，禁锢解除，负面因素如影随身。可是，整个社会生机勃勃，人民显露希望的微笑；只要法治成为习惯，国家就会有序发展，何乱之有！
　　二是有人以为自由所以没有在中国生根，原因在于没有跟传统结合起来。19世纪下半叶以来，启蒙先驱们为了减少引进现代观念的阻力，鼓吹西学中源说，煞有介事论证从个人自由到议会制度及各种先进的科学技术，都是古代中国固有的，学西方不过是“礼失求诸野”。
　　他们用心良苦，在梁启超笔下这是“以复古为解放”，有点西方文艺复兴的味道了。可是，这既不符合中国历史实际，不过是“为俗人说法”的权宜之计；也掩盖了路径选择错误的惨痛教训。时至21世纪，再穿上宽袍大袖的古装上场，未免低估了中国人接受外来文化和外来制度的承受力。
　　总结历史经验，思想解放的最好方式，是围绕具体的制度改革而开展不同观念的交锋。从要不要解散人民公社到澄清姓资姓社之争的无聊，就是观念变革与制度前进的光辉历程。
　　（二）端正教育工作的指导思想。
　　要摆脱世界苦力的尴尬地位，就要提高公民的文化、科学、技术素质，培育人力资本，让杰出的创新人才源源不断涌现。正如温总理说的：“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也是社会发展的源泉和动力。创新与思想解放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思想解放是因，创新是果。”
　　要实现这些要求，关键也在扩大自由。可是，钱学森喟叹：中国“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温总理大惑不解：“现在的学校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那些现任和卸任的大学校长和教育官员们，在总理面前说得头头是道，但多半是皮毛之见。从新闻报道看，没有一个人敢于触及要害，没有一个人说清楚大师、巨人成长的障碍在哪里！
　　应该毫不含糊地说，症结所在是我们的教育指导思想有偏差，以学术自由为核心的现代大学制度没有建立起来。
　　从幼儿园开始，我们就着意培养乖孩子！整齐，划一，听话，乖乖地学好功课；这就是教育官员和教师心目中的好学生。这样的乖孩子能在各个领域冲破陈规陋习，在世界舞台上领一代风骚吗？
　　更令人痛心的是：自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竟自觉不自觉沿用革命干部学校的模式去办现代大学！从中学到大学，千篇一律的政治课听得人们昏昏欲睡。学生的管理是半军事化的。这样的管理领导得心应手，教师、学生乖如绵羊，叱咤风云的豪杰却难于破茧而出。转系、转学比登天还难；校际、国际交流关山阻隔；没有真正合乎要求的通识教育；没有不同学术背景的知识交流和冲撞的环境；选课的自由度很小。举目是培养技术员和小公务员的训练班景象，难得一见现代大学气象万千的恢宏气派！说到底，这是失去现代大学的灵魂学术自由的恶果。
　　中国政府不是打算不惜重金，不分国别、肤色从全世界引进杰出的一流人才吗？首先应该在全世界招聘杰出的大学校长和教育部顾问，推动中国教育改革，方有可能在本土培养出一批又一批引领潮流的杰士、大师。
　　礼聘大师入校，实实在在在学校工作多年，当然可以推动某一学科水平提高，甚至取得一些重大成果。可是，如果不以制度变革为基础，这些“客卿”只是浮萍和花朵，最终是人去楼空。
　　为什么不敢变？原因之一是怕戴“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把自由与资产阶级联系起来，又对又不对。资本主义兴起，确实把人类的自由度提高到一个崭新阶段。这是应该继承发展的人类文明的重大成果。要是反其道行之，把自由说成是资产阶级独有的品格，那是对人类文明的亵渎，远离马克思主义不止十万八千里！
　　为什么西南联大在抗日战争的困苦日子里，能够培养出杨振宁、李政道？那里有学术自由！梅贻琦校长和教授们以知识分子应有的风骨和对国家的高度责任感，顶住国民政府的压力，坚持现代大学的通例：学术自由，兼容并包！
　　（三）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干部。
　　温总理说得好：“一切新的思想、新的理论、新的发明、新的创造，它的产生、发展和完善，都需要思想解放作为必要条件。”铁的事实是：不是知识阶层和普通民众不想解放思想，而是缺少有力的制度保障，不敢解放思想。如果不健忘的话，今年是提出双百方针50周年。众所周知，这个方针没有真正落实。主要原因是提出这个方针的时候，不但没有站在言论自由、学术自由是现代公民不容侵犯的宪法权利的高度，而且设定这是人民内部的自由，“敌人”是没份的；但所谓“敌人”没有法律界定、不由法院判定，实际是由大小单位的领导确定的。接踵而至的反右派，11的知识分子被戴上帽子（毛泽东说过，当时有500万高中以上毕业的“知识分子”。其中55万当了右派）；跟着是发动学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只要得罪了本单位的领导人，很容易堕入“敌我矛盾”的深渊。如此肆意侵犯学术和思想自由，践踏人身自由，祸从天降，迫使人们不能不明哲保身。
　　对症下药，应该把教育干部懂得这些现代社会的常识或宪法权利放在第一位。爱好自由是人与生俱来的本性，嘴巴的功能是吃饭和说话。只要高悬在头上的利剑撤走，没有外来威胁，思想解放自然水到渠成。
　　为此应该让我们的官员牢记温总理所说的四条重要意见：
　　一、记住马克思主义的真谛：“‘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讲的话。为此，必须发展民主与法制，实现公平与正义，保障人权与自由。”
　　二、提高对中国命运的责任感，牢记：“中国要有光明的未来，必须发挥全体人民追求真理的积极性，让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在更为自由、民主的学术气氛中，探索自然界的奥秘、社会的法则和人生的真谛。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最终要靠实践的检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三、转变观念，“牢固树立宪法和法律至上理念”（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的话），懂得“实行‘双百’方针，就是要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保障学术自由和创作自由，鼓励解放思想，提倡兼收并蓄，尊重客观规律，为文学艺术家探索真理、勇于创新，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和学术土壤。”
　　四、懂得学术和艺术发展的规律：“判断学术上的是非得失和艺术的优劣高下，都不能靠行政命令”。
　　破旧立新，不容易！但是，成熟了的历史要求，一定会实现；压制，阻挡，徒然拖延时间，增加改革成本。“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暄，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这就是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