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伟时：为清除思想三害敲边鼓《晚清大变局》繁体字版跋

　　这是1992年本书初版以来第二次增订。与2003年的增订版比较，除了校改错字和个别字句外，主要增加了关于张之洞的一章和一个附录：《二00六春寒墨痕》，合计六万多字。这个附录，是我在今春《冰点》事件中发表的五篇文章，主要评论了义和团事件和中国大陆的言论自由问题，留下一个历史记录，又补足本书没有论述义和团专章的缺陷。我原以为义和团的是非洞若观火，没有必要多费笔墨。
　　过去三个月，面对所谓《冰点》事件的风浪，出于学术和道义自信，我的内心出奇地平静。但是，义和团事件的评价居然会掀起震动海内外的风波，背后的文化心理实在令我震惊！为此围绕上下千年的历史，心潮翻腾不息。
　　中国的现代化来得太迟进展也太慢了。如果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算起，估计要整整二百年方能完成百年前就该完成的历史任务。原因何在？应该有一代又一代的史家锲而不舍去探究。
　　一个独立的与世界各国平等、和平相处的国家；国民在民主、法治的制度保证下过上自由、富裕、环境优美的安定生活；愿意公开反对的这样的奋斗目标的中国人恐怕愈来愈少了。其实，这些就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的共同要求。可是，在19、20世纪中国，这样的要求长期被视为洪水猛兽！即使在二十一世纪，仍有人把这些目标看作异端邪说，是敌对势力的特洛伊木马！
　　在这样的环境下从事近代中国研究，遭谤获咎，在所难免。
　　据说朱元璋是大麻子。那时没有照相机，画家们怎么也画不好这副圣像。亏得有位善于揣摩“上意”的画家呈上一幅威武魁伟的美男子，果然龙颜大喜，御定为标准像！此后就有俊伟与丑怪两个朱皇帝流传后世，害得小民至今真假莫辨。
　　即使是二十一世纪的史家，也不可能是全息照相机。出色的研究者以深邃的观察和翔实的史料可以揭示事件和人物的基本面貌，取悦权势的任务则只能拱手让给御用文人。历史的必然无法回避。中国社会转型的行程如此缓慢，十九世纪应该解决的任务拖延下来，如果现在仍不切实解决，即使到二十二世纪仍然会顽强呈现。要是本书的剖析惹人生气，笔者只能说声：抱歉！历史真实就是如此。若果又一次有人信口雌黄说这是“奴化影射史学”，除了体现此辈不知学术自由、学术尊严为何物之外，更显示他们对二百年的近代中国历史的无知。
　　一个国家的国民不能自由地说古道今，是这个国家现代化尚未完成的标志，绝对不是什么值得夸耀的光荣。臣民被迫借古讽今，权势者指责这是“影射史学”，那不过是朱元璋专横心态的现代修订版。有的人不但不斥责专制钳制学术，反而秘密举报或公开点醒，唯恐大权在握者没有觉察写作者的“邪恶”；在“鸟笼文化”体制下这样的图景屡见不鲜。最新的典型是“奴化影射史学”论。
　　这使我想起一个真实的笑料：二00三年，才华横溢的秦朔还在做《南风窗》总编；他要我写一篇总结洋务运动经验的稿子。我将本书第十一章《千古遗恨，失足何处》从两万多字删减至七千字并略加补充交给他；七月下半月那一期注销来了，题目改为《三个错误，打倒大清》。让我笑得眼泪快出来了的是，秦兄在拙作前面加上一个栏目名称：“时论”！的确，这一章涉及的国营还是民营，政治体制，文化封闭等问题，至今仍在纠缠不清。我说的全是一百多年前的陈年旧事，读者却读出现在。
　　这不是“影射史学”吗？不！只有白痴才区分不了大清帝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差别。但新形式承载旧事物，所在皆有，问题仅在这些成分所占比重。历史发展迟滞让人揪心，好的史书应该能化历史的成败为智慧。是还原历史，还是影射现实？区分的标准是论述本身是真是假。至于读者从中品出什么滋味，必然见仁见智。为让某些人读了称心如意而肆意剪裁历史，是有独立人格的作者永远学不会的手艺。不是说“以史为鉴”吗？鉴者，镜也。人们照镜子，是帅哥、美女还是母夜叉、丑八怪，都不是镜子所能决定的。总不能因为尊容不佳而砸烂全世界的镜子！
　　十九、二十世纪的中国人在品尝千年中国酿造的苦酒。东方社会的宗法结构和与之相适应的思想牢笼把中国人严严实实捆绑起来了。被迫救亡图存之际，又一再走弯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有些奇离古怪的思想蒙住了人们的眼睛。
　　这些思想都有一套用以蒙人的神圣庄严的说辞。在中世纪中国，“离经叛道”杀无赦。人们视为至高无上的“天理”，是以三纲六纪为核心的孔孟之道。“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这样的“以理杀人”，与西方的宗教裁判原则一致。
　　十九世纪，列强进逼，中国人的“理”是维护天朝体制，反对学习西方，不准“以夷变夏”。以孙文利用太平天国作为反对满族统治的民族革命的典范为开端，经过二十世纪的演绎，太平天国、义和团由于具有反对外族、“革命”和下层劳动人民三大特征，成了新的“天理”的体现者，人们顶礼膜拜唯恐不及。于是，经过逐步演变，狭隘民族主义，誓不两立的斗争理论，以代表下层民众利益和理想自居的民粹主义，三种似是而非的思潮风靡全国；习非成是，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三根经幢。在思想文化领域，二百年来这三种祸害让中国人吃尽苦头。
　　这种新的圣物崇拜，不光来自中国的传统，一七八九年的法国大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都是重要渊源。
　　法国大革命的理想，它所诞生的《人权宣言》，不愧为现代文明的结晶。1793年的雅各布宾专政，不惜以断头台来捍卫这些崇高的追求。其代表人物罗伯斯比尔（17581794），“他的私人生活是无可挑剔的、正派的。然而，毫无疑问，他顽固地坚持平等原则，这就意味着由穷人来统治，由富人来买单。跟路易十四、彼得大帝、腓特烈大帝一样，他是靠血腥暴力来维持权力的。对于生命的毁灭，他无动于衷，看到鲜血，他甚至感到愉悦，这种情形在他周围的人那里非常普遍”。
　　一七九三年当罗伯斯比尔大权在握，可以为所欲为的时候，毫不犹豫地宣称：“没有美德，恐怖是有害的；没有恐怖，美德就显得无力。恐怖是迅速的、坚决的正义，从而它是美德的表现”。他当政期间，“人口两千五百万的法国。在一七九三年到一七九四年一年之中，就有一万七千人上了断头台”。专门挖出一条沟渠让血流走。他“处死了丹东，罪名是企图限制血腥的屠杀。”而“在法国，恐怕没有谁比丹东更爱国了”。
　　可是，早年的罗伯斯比尔作为律师和学者曾经是恐怖的反对者。他提倡法治：“要堵塞犯罪的道路，就应该借助明智的法律，遵守比法律更加强大的道义精神，而不是残酷的风俗。”他毫不含糊谴责恐怖：“我们说，惩罚一个恶棍能警告其它恶棍，而杀死一个可尊敬的人会给整个社会造成恐惧；可是我们每天都给社会提供可怕的景象，这种景象必定使每一个人都感到恐惧，因为没有什么能保障我们有一天不会成为这种可怕景象的悲惨对象”。不幸言中，1794年6月28日，刚满三十六岁的他被推上断头台。
　　雅各布宾专政的恐怖令人不寒而栗，是假借爱国名义、誓不两立的斗争理论和民粹主义杀人的范本。人们为之辩解说，这是社会变革、人类进步必须付出的代价。其实，极端民族主义、极权主义、暴民专制等贻害后世的瘟疫，都滥觞于这次革命风暴。根据1793年3月21日的法令，在社会基层普遍设立监视委员会，“监视嫌疑分子，尤其是外国人”，每一个年满十八岁的公民必须经过它严格审查后发给“爱国证。”半年后颁布的《嫌疑犯律》宣布没有爱国证的，贵族及其亲属，曾经逃亡外国者，“凡行为、关系、言论或著述表现拥护专制政治、联邦制及敌视自由者”，都是嫌疑犯，“应立即加以逮捕”！在此后的二百多年，类似的制度在不少国家一再复活，留下数以千万计的冤魂和难以计量的血泪。翻检一下这个期间的世界史，特别是至今仍在泥淖中折腾的拉美、中东和其它发展中国家的历史和现实，几乎都可以看到这三害的幽灵在肆虐。
　　为什么一个满腔革命激情的青年会成为嗜血狂人，并把一个伟大的民族玩弄于股掌之中？为什么接踵而来的是七十年的政治与社会动荡？为什么法国经济、社会发展被光荣革命后的英国远远抛在后面？
　　史家们仍对这一历史事件不息地反思。从柏克的《法国革命论》、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阿克顿的《法国大革命讲稿》到傅勒的《思考法国大革命》，二百年来对历史真相的追寻一直没有停止。这些不息的追寻，是法兰西前进的重要动力。
　　俄国十月革命视雅各布宾专政为自己的先行者。剖析存活了七十四年的苏联的来龙去脉的论著也已硕果累累。
　　决定二十世纪中国基本面貌的是三次革命（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两次改革（清末新政、1976以后的改革开放）。人们请出太平天国、义和团的亡灵，不过是为这三次革命助威组建仪仗队。为了中国现代化事业顺利发展，中国人必须对这些历史事件的成败得失进行冷静、全面的反思。
　　令人惭愧的是中国大陆的学者对近代中国的反思来得太迟了。以《天朝的崩溃》（三联书店，一九九五，北京）为代表的有重大影响的史书聊聊可数。这部拙著旨在为这一迟来的清理敲几记边鼓。
　　要是有人问：你这部书说的是什么？除了说声“请看目录”，我会说：这是一部探寻中国现代化的障碍和历史经验的书，也是用史料为根据说真话、说自己的话的书。基本内容，是对洋务运动与清末新政的来龙去脉和有关人物进行冷静的考察，并将太平天国和义和团的真相公诸于众。贯穿其中的还有对危害近代中国的三害思潮的审视。
　　以文会友。十四年来，不少读者因为读了这部书成了笔者的挚友。广州信孚教育集团董事长信力建先生就是其中一位。这次繁体字版得以出版，除了感谢明报出版社潘耀明先生和他的责任心很强、工作细心的助手们以外，还要感谢香港政策研究所董事长叶国华先生。他与笔者素不相识，反复阅读拙著后，不但一次又一次购买简体字本送给友人分享，还积极推动繁体字版的出版。《南方周末》的蔡军剑先生，也是本书的热心推介者，尽管收入不高，还一再购买拙著送给朋友；这次繁体字本出版，他又利用业余时间校读一遍，找出不少错误。
　　2006年4月24日星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