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伟时：近代中国研究：从一论独霸到三派鼎立

　　这20年，近代中国研究的最大变化是打破了三大革命高潮（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为纲论的一统天下，开创了多元的三大流派鼎立的局面。
　　三大革命高潮为纲论的兴起和衰落
　　三大革命高潮为纲的基本思想最初是由胡绳提出的。作为一位诚挚的学者，他曾旗帜鲜明地主张思想和言论自由：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用在思想上就只是一种愚民政策，因为在利禄的诱惑与皮鞭的惩罚之下，不但谈不到思想自由，也根本谈不到思想。思想自由还包含着发表思想的自由。假如思想可以自由，而偶语则须弃市，书籍尽付秦火，没有把思想说出来写出来的自由，那是假的思想自由。（《胡绳文集》第72页，重庆出版社。）把他的学术见解意识形态化，用作笞打别的学者的皮鞭，与其初衷背道而驰。
　　准确地说，三大革命为纲的理论和实践是特定历史时期群体互动逐步形成的意识形态。从50年代起，错误地把群众运动搬到学术文化领域，兴无灭资、批判资产阶级、批判唯心主义等革命口号，接连不断地粗暴地践踏学术文化和知识分子。在这一背景下，三大革命高潮为纲论有几个基本特征：1，标榜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但往往有意无意地不全面介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固有思想的全貌。例如，他们宣扬马克思对鸦片战争时期中国反对英国侵略的支持，却闭口不谈他对这场战争体现的制度和文化背景的分析。他们援引马克思对太平天国的赞扬，但无视他把这一落后的农民战争称为魔鬼等等的严厉谴责。2，宣称自己独得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真谛，动辄斥责与自己不同的学术思想观点为卖国、买办思想，反党、反社会主义。3，抹煞包括史学在内的学术独立性，自觉为当下的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有些人因而一再留下随风转向、自相矛盾的尴尬记录。4，观念先行，削足适履，任意编排史料。5，不了解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是现代公民的基本权利。有时也讲百家争鸣，却把百家归结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家，自己是如假包换的无产阶级。6，自觉与权势结合，千方百计运用各种权势从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压制与自己不同的观点，冀图扼杀有关学者的活动空间。它把近代中国研究驱入了万马齐喑的困境。
　　于是，这一领域的思想解放突出地表现为一大批原来被迫或自愿认同三大革命为纲的史家，纷纷冲破思想牢笼，与其他史家携手，质疑原有结论，开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义和团是戊戌维新的反动。它不分青红皂白屠杀外国人和沾上一点洋气或现代味的中国人，摧残现代文明。这是与文明古国极不相称的最可耻的记录之一，难怪鲁迅直斥之为拳匪（《新青年》第6卷第2号）。这类野蛮行径由被压迫的中国人干出来，是不是就变成有理了呢？它给外敌入侵提供借口，招致首都被占，支付巨额赔款的奇耻大祸。人们常说，义和团运动彻底粉碎了或有力地阻止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这种说法显然是悖于实际的。沙皇俄国借口护路而派遣大军占领东北这是割占中国大片领土瓜分的真正开始。英国派军进攻西藏，占领拉萨；德国要求租借洞庭湖和鄱阳湖沿岸并派炮舰驶入鄱阳湖，鸣炮示威瓜分危机更甚于义和团战争以前。（李时岳：《近代史新论》第212213页，汕头大学出版社出版。）无论对社会进步还是维护国家尊严，它均无可取之处。把这称为革新或与戊戌维新混为一谈冒充革命，实在匪夷所思。
　　至于太平天国，史家们争论的焦点已是什么时候开始封建化。虽然还有人为之唱革命赞歌，不少史家则认为它不过是旧式农民战争的重演。《资政新篇》既未成为思想主流，更未付诸实施，以此为判断这场战争的主要依据，无疑过于勉强，何况在《军次实录》、《英杰归真》等著作中，他自己的思想也有重大变化。
　　三失其二，为纲云云，有所难言。
　　在三大革命为纲的桎梏下，一切与革命沾不上边的历史事件和人物都受到贬斥。20年的巨变之一是洋务运动已被看作是现代化的早期尝试；戊戌维新不但是系统改革社会制度的不成功的实践，在它前后的思想文化运动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源头和预演。义和团事件后的10年新政也被系统研究过这一过程的史家断定为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与此同时，曾国藩、李鸿章等在许多史家笔下已不再是脸上抹着白粉的卖国贼，叙述梁启超、胡适等启蒙思想家的历史功勋已不再成为忌讳。
　　挣脱镣铐后的创造力也表现在一系列旧课题的新探索和新的领域的开拓。前者如《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冲破饱含民族主义情绪的把清帝国失败归结为误用奸臣、忠臣遭贬的模式，从社会制度对比的高度，把这一课题的研究推到前所未有的新水平。又如中国社会的封建关系的准确内涵究竟是什么？《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一书以土改档案和其他历史资料有力地证明以关中为代表的经济落后地区土地租佃率极低，而基于权势的人身压迫和依附却极其残酷。所谓反封建主要是反霸，反对政治特权和其他社会恶势力的压迫。城市史、租界史是前人很少涉及的荒原，一部千页的《上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代表着这一领域的新成就。法制、宪政、知识分子、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乃至早期左祸史的研究都写出了引人注目的论著。以左祸史的研究来说，其中一项杰出成就是史家费尽心力终于弄清了错杀上万人的反AB团和富田事变的真相，不但推动了这一重大冤案的平反，也让人们懂得不能把左祸原由简单归结为坏人（如康生）作祟，或某一错误路线的专利。有的受王明路路线排斥的领袖，也干出骇人听闻的大错事，个中缘由，引人深思。
　　三派鼎立后的争议
　　这些进展打破了三大革命高潮为纲论的一统天下，开始出现多元格局，逐渐形成了三大流派鼎立互动的局面。
　　首先是认同三大革命高潮为纲的部分专心致志从事学术研究的史家，厌弃以势压人的伎俩，出现了向现代学术流派转化的迹象。
　　其次，包括笔者在内的一大批史家，主张以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化的历程为观察和判断一切历史现象的基本线索。这是发展最为迅速的流派，出版了许多引人注目的论著。以此为取向的史家在方法上通常有两大特点：一是以弄清史实为基本出发点，强调言必有据。二是遵守现代学术研究的规范，尊重和珍视学术自由。
　　再次，作为对棍子党和所谓以论带史的霸道学风的反动，一些史家着意让价值判断退隐，主张寻求历史真实，为学术而学术。他们多半是受过良好现代史学训练的中青年史家，大都成果累累，卓有成就。
　　后两家是自发形成的治学趋势，既无纲领，更无独立的组织或领袖，但代表着现代史学在中国的进展。
　　不过，一些坚持意识形态史学的人士对这一局面很不习惯，他们一再利用手中可以动用的权力资源，一次又一次发动所谓批判和斗争。它与现代社会正常的学术争论的差别是非常显著的：1，冀图以权力压服对方，等而下之的更干出编造材料打小报告的勾当。2，不讲史德，肆意歪曲论敌的观点和论据。3，联想力丰富，动辄把学术分歧提升为政治分歧，总是冀图以卖国、反对社会主义、反马列主义等在中国份量惊人的政治帽子戴在别人头上。4，不下苦功收集和研究史料，爱讲空话大话。更差劲的进而把形式逻辑置诸脑后，简直语无伦次。有的甚至连批判的书都没有读过，便能炮制出洋洋洒洒的大文。
　　他们的责备通常围绕着以下五个问题：
　　第一，在中国与外国的关系上，没有坚持把战争等同于爱国，和平就是投降；敢于剖析中国政府和士绅的愚昧，揭露制度落后和决策错误造成的严峻后果。在他们看来这些都亵渎了民族大义和爱国主义。
　　第二，没有把西方在华人士一概视为侵略者，敢于肯定其中一些人干了有益于中国人民的好事。没有把列强侵占的香港和租界说成是毫无可取的罪恶渊薮。第三，为反动人物翻案。敢于说不但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等有其历史性贡献，就是袁世凯的作为也不是一无是处。第四，给革命和革命人物抹黑。不但敢于谴责义和团没有什么革命性，还揭露了太平天国的腐败和倒行逆施。就连林则徐、孙文等等的失误也一一出现在笔下。第五，说到底是敢于冲破把中国近代史化简为革命史的框框，如实揭示从中世纪到现代社会转型中新陈代谢的复杂和极其曲折的过程，并以此为基点重新审视外部（包括对外战争）和内部的各种历史现象和事件。
　　其实，这些指责归结起来无非是两条：
　　一是史学要不要说真话？
　　一个国家的公民如果不敢正视历史和社会的真实情况，理智就不可能融入这个国家的文化，成为国魂的不可缺少的部分。伟大的国家和伟大的民族从不害怕民族自省，因为这是推动自身前进的不可缺少的动力。靠虚假构筑起来的盲目自大虽可满足一时的民族虚荣，但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往往被狂妄愚昧的权奸利用，把整个国家推向危险的深渊。古今中外不乏先例，义和团就是活生生的典型。
　　二是历史文本是独立的学术还是权势者的宣传工具？
　　在现代社会，学者和知识分子是独立的群体，他们与包括政府官员在内的社会管理阶层和以企业家为代表的经济管理群体鼎足而三，在互动中维持社会的正常运作。他们应是思想和知识的中心，向后者提供教益，而不应倒过来成为后者的驯服工具。如果他们自愿或被迫缺位、错位，其后果常常是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记忆犹新的图景。
　　在曾以董狐笔傲世的国度要辩论这些问题绝对不是中国人的光荣。
　　以上状况无非表明在近代中国研究中思想解放的历史任务还没有完成。这不是某些史家一时的糊涂和失误，而是半个世纪文化教育的失误的恶果。我们的知识阶层在知识上固然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更可怕的是他们缺少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的牢固信念，根本不知道这是国家创新能力和民族文化更新的不可缺少的基本条件。不必怀疑他们缺乏爱国热忱，但其运思方向客观上与国家和社会进步的利益背道而驰。
　　不过，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不少史家已经觉醒，特别是一批具有现代观念和现代史学基础的青年史学家正在迅速成长。他们中不少人已显示了独立人格和学术创新的魅力。一元世界已是昨日残梦，多元格局已无法扑灭，学派崛起的图景也已日益清晰。
　　不应忘怀的理论思考和企盼
　　20年的风风雨雨，既留下以《天朝的崩溃》等书为代表的应该写入中国现代史学史的硕果，也留下不应忘却的教训。窃以为至少有三条是不应忘怀的：第一，即使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以阶级斗争的观点去分析一切，统率一切。与阶级斗争关系最密切的政治、军事领域，也有大量的与阶级斗争无关的现象。政党、军队和其他革命机关内部，与一切有人类的地方一样，必然有认识和意见分歧，把这些分歧说成是阶级斗争的表现，为权力滥用大开绿灯，造成多少人间惨剧！为什么苏区和根据地一再出现肃反扩大化？把它归结为某个人的品德和路线，显然过于肤浅，更重要的原因看来有二：一是对阶级斗争的认识极端化；二是在部分地区掌握了政权，却没有建立现代社会不可缺少的三权分立的民主政制，以革命的名义建立了不受限制的全能政府，相应的恶果接踵而至。
　　在社会生活中，有不少领域与阶级斗争关系不大甚至无关。告别中世纪，要求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整个社会的管理系统全面现代化。这个过程通过各个领域持续的发展和改造实现。当旧势力成了发展与改造无法逾越的障碍之际，会导致剧烈的冲突乃至革命，但障碍炸毁以后，依然需要发展与改造去推进社会生活的现代化。
　　简单地说，发展与改造是常态，冲突与革命是变态，后者为前者服务。确认这个理论基点是实事求是地研究近代中国的重要基石。长期以来，不少史事与人物因为没有沾上革命味而遭贬斥，而从社会生活现代化的视角去审视，其贡献却无疑应该镌刻在近代中国的史册上。追寻现代经济、现代教育和现代学术文化乃至现代政治、法治在中国的发展，这样的史迹不胜枚举。随便举个例：人们有充分的理由诅咒晚清帝国的腐朽，但却无法抹煞一个基本事实，20世纪中国现代法律和司法制度的基本框架是由清帝国在最后10年的新政中奠立的。
　　结论只能是：阶级斗争理论可以解释部分历史现象，但不可能分析一切。所谓三大革命高潮为纲不过是阶级斗争为纲的具体运用，它之所以陷入困境，为越来越多的史家摈弃，重要原因之一是把阶级斗争理论绝对化和极端化。
　　第二，到哪里去寻找现代政权合法性的资源？
　　三大革命高潮为纲这一说法隐含着一个前提：为历史上的革命辩护就是为通过长期革命战争建立的现政权的合法性辩护。于是，否定三大革命也就是否定了现政权的合法性。
　　这是个荒唐和令人发噱的逻辑。他们似乎没有察觉：只要所谓三大革命之中的一个逃脱了失败的命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革命随之失去存在的根据，何来什么合法性！任何现代政权的合法性都只能在自身的作为中去寻找。其中有两个主要途径：一是建立民主制度，让公民通过定期的选举表达对现政权的态度。二是通过自身的作为去赢得公民对现政权的的支持。把中国共产党人与义和团等不分青红皂白杀人放火之徒相提并论，实在不伦不类。
　　第三，必须恢复正常的学术研究和学术讨论制度。
　　什么是正常的学术研究和学术讨论的制度？这就是已写入我国宪法的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造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的制度。
　　从50年代开始的所谓学术批判，至文化革命时期的全面专政达到颠峰，实行的是文化专制主义。非常不幸，三大革命高潮为纲论成了这一专制主义的工具之一。
　　李慎之先生说得好：极左路线是中国真正的国耻，要是真的忘了，那可真是中国的隐忧。（李慎之：《朱高正著纳约自牖序》）。取消学术自由，伤害知识分子，实质是摧毁整个国家的创新精神和创新机制。而文化专制制度的孪生物：学霸、告密者、风派在知识阶层涌现，则标志着整个民族的精神堕落和道德崩溃。不敢正视丑恶，学术自由的基础不可能牢靠。学术研究就是推陈出新，学术只能在自由讨论中推进。对学术歧见的回应有两种方式：一是骂倒、骂臭，禁止传播；这是中国人司空见惯的古方正丹。另一种是按现代学术讨论的准则，以拿证据来的理性，以比对方更充分的事实（史料）和有说服力的分析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如果选择后者，近代中国研究必将获益匪浅。笔者馨香祷祝，拭目以待。
　　于2005年12月08日17时08分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