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伟时：国学大师反思中国传统文化

　　回首百年，20世纪第一个十年是中国社会转型史上最堪回味的篇章之一。梁启超无疑是其中主角之一。启蒙；办报；办学；组织政党；暗中参与清政府的“预备立宪”，代清政府大臣草拟《考察宪政报告》和其他奏章，为中国的宪政竭思殚精；拟订中国第一部《刑事民事诉讼法》，推动中国走向法治不少事功、言论，稳健、公允、中肯，重温史迹，人们往往为任公当年的远见卓识未能实现而扼腕叹息。
　　他是戊戌变法的号角。政变突发逃亡日本后，有机会系统接触世界先进文化，思想升华，成为公认的中国第一代启蒙大师，所办《清议报》、《新民丛报》被誉为当时的百科全书，不少篇章至今光芒未减。
　　他也是名副其实的国学大师。从十一岁中秀才、十六岁榜列全省第八的举人，到清华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之一，加上硬邦邦的一堆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著作，这个大师可不是冒牌货！令人叹服的是1902年，正届而立之年的梁启超写下《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为中国文化史、思想史的研究留下开山之作。
　　一个有几千年文明史却在近代不能顺利转型的国家，其传统文化必然既有瑰宝，又有极难打破的桎梏和必须填补的阙失。梁启超的高明之处是以西方文明为参照系，既肯定中国文化的特点和贡献，又不回避本民族的阙失，并力图探索其中原由。当前“国学热”的令人惋惜之处之一，是有些人无视前人的学术成果，彷佛自己是在空地上创造新世界。虚心求教任公，也许是减少虚骄的良方。
　　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的学术文化，“非特中华学界之大观，抑亦世界学史之伟绩也。”（《论中国学术发展之大势》，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中华书局1989年北京影印版。以下引用此文，不再注明）他指出这个局面的出现有七个原因：“蕴蓄之宏富”、“社会之变迁”、“思想言论之自由”、“交通之频繁”、“人材之见重”、“文字之趋简”、“讲学之风盛”。与此同时，他对中国文化提出了许多探索性的分析，即使现在看来，不一定准确，但引人深思，功不可没。除了学术是否自由这个决定性因素外，他特别注意地理位置与传统的影响。例如，他说：“欲知先秦学派之真相，则南北两分潮，最当注意者也。”“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思想者厥为齐。故于其间产出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在近年关于中国文化的探讨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这类观念的影响。
　　与狭隘民族主义者不同的是，他没有停留在对传统顶礼膜拜的水平上。他专辟一节阐述“先秦学派与希腊印度学派比较”，直指先秦中国学术有六大缺点：“一曰论理Logic思想之缺乏。”“二曰物理实学之缺乏也。”“三曰无抗论别择之风。”“四曰门户主奴之见太深也。”“五曰崇古保守之念太重也。”“六曰师法家数之界太严也。”
　　前两点阻碍科学在中国诞生和发展。后面四条带来的恶果是扼杀学术自由，进而阻挡民主与科学的进展。开其端的是孔子、孟子、墨子和荀子等人。“先秦诸子之论战，实不及希哲之剧烈，而嫉妒褊狭之情，有大为吾历史污点者。以孔子之大圣，甫得政而戮少正卯。问其罪名，则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也。其毋乃滥用强权，而为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之蟊贼耶！”此外，他认为中国的学术成为政治的附庸也是与泰西有别的缺点。孔学所以能独尊，正是由于它为专制统治者服务：“严等级，贵秩序，而措而施之者，归结于君权”；“盖儒学者，实与帝王相依附而不可离者也。”
　　客观，全面，敢于探索；这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非常好的开端。百年前，如此开篇，不愧为大师手笔。在此以后，凡是严肃的学者，大体都保持了这种良好的学风。
　　20世纪30年代，著名的新儒学代表人物张君劢谈到传统时感慨系之：“然秦后两千年来，其政体为君主专制，养成大多奴颜婢膝之国民。子弟受大家族之庇荫，依赖父母，久成习惯。学术上既受文字束缚之苦，又标‘受用’‘默识’之旨，故缺少论理学之训练，而理智极不发达。此乃吾族之受病处。”（张君劢：《明日之中国文化》第84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敢于正视还是着意抹煞这些客观存在？这绝不是无关痛痒的小事。
　　1958年元旦，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四位20世纪新儒学的集大成者，发表著名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也毫不含糊地说：“我们承认中国文化历史中，缺乏西方之民主制度之建立，与西方之科学，及现代之各种实用技术，致使中国未能真正的现代化工业化。但是我们不能承认中国之文化思想，没有民主思想之种子，其政治发展之内在要求，不倾向于民主制度之建立。”
　　严肃的学术、文化研究必须建立在考查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现在有些大谈“复兴国学”的人们，似乎根本不知道前代国学大师已有的成就，公开扬言：“中国不能实行民主”，从大师们已达到的高度后退，这是儒学的不幸。
　　2006年1月6日星期五。原载《中国新闻周刊》2006年第4期，编者改题目为：《梁启超：一代国学大师的传统文化观》并有删节。这是未经删节的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