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武王伐纣时见过哈雷彗星吗？

　　“武王伐纣，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
　　武王伐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场留下了较多史料和理论建构的“革命”这个词汇的本意是“改变天命”，我们今天仍在使用的词汇如“改革”、“革新”、“革除”中的“革”字，都还是类似意义。儒家虽然有“汤武革命”之说，但成汤灭夏桀只有简单记载且缺乏理论建构，非武王伐纣可比。
　　理论建构的要点，就是论证“天命归我”。但“天命”如何得知呢？那就需要观察天象了，所以武王伐纣这样一场“革命”，留下了16条与天象有关的记载。这些记载有真有伪，有些可以用现代天文学方法回推检验，但都可视为周人及后人为伐纣进行理论建构的一部分。
　　《淮南子兵略训》载：“武王伐纣，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按后世流传的星占学理论来看，这是一个不利于周武王军事行动的天象，因为“时有彗星，柄在东方，可以扫西人也”。就是说，周武王的军队在向东进发时，在天空见到一颗彗星，它像一把扫帚，帚柄在他们要进攻的殷人那一边（东边）。但是对于天文学家来说，这条记载给出了彗头彗尾的方向，不失为一个宝贵信息。毕竟，古人记载天象是“搞迷信”用的，不是给现代天文学家当观测资料用的，所以一点一滴的信息都很宝贵。
　　已故紫金山天文台台长张钰哲，利用当时还很稀罕的TQ6型电子计算机，计算太阳系大行星对哈雷彗星轨道的摄动，描述哈雷彗星3000年轨道变化趋势，在此基础上，他对中国史籍中可能是哈雷彗星的各项记录进行了分析考证。经过张钰哲的研究，我们现在知道，从秦始皇七年（公元前240年）起，下至1910年，我国史籍上有连续29次哈雷彗星回归的记载；秦始皇七年之前还有3次回归记载。当然，记载了哈雷彗星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发现了哈雷彗星，因为古代中国人并不知道这32次记录的是同一颗彗星，因而实际上也就谈不到哈雷彗星的“回归”。
　　不过，张钰哲发表在《天文学报》1978年第1期上的论文《哈雷彗星的轨道演变的趋势和它的古代历史》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详细探讨的中国史籍中第一次哈雷彗星记载，即公元前1057年的那次。它至少引出了一段持续20年的学术公案。
　　
　　天文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差别
　　张钰哲在论文中，详细讨论了哈雷彗星公元前1057年的回归和前述《淮南子兵略训》中“武王伐纣，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记载的相关性，最后他得出结论：“假使武王伐纣时所出现的彗星为哈雷彗，那么武王伐纣之年便是公元前1057～1056年。”
　　张钰哲这个结论，从科学角度来说是无懈可击的，因为他的前提是“假使武王伐纣时所出现的彗星为哈雷彗”也就是说，他并未断定那次出现的彗星是不是哈雷彗星。或者也可以说，张钰哲并未试图回答“周武王见过哈雷彗星吗”这个问题。
　　但是，到了历史学家那里，情况就出现了变化。例如，历史学家赵光贤在张钰哲论文发表的次年（1979年），在《历史研究》杂志上撰文介绍了张钰哲的工作，认为“此说有科学依据，远比其他旧说真实可信”。然而，在赵光贤的介绍中，张钰哲的“假使”两字被忽略了，结果文科学者普遍误认为“天文学家张钰哲推算了武王伐纣出现的彗星是哈雷彗星，所以武王伐纣是在公元前1057年”。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文科学者通常不会去阅读《天文学报》这样的纯理科杂志，而《历史研究》当然是文科学者普遍会阅读或浏览的，所以赵光贤的文章，使得无意中被变形了的“张钰哲结论”很快在文科学者中广为人知。在此后的20年中，尽管中外学者关于武王伐纣的年代仍有种种不同说法，但公元前1057年之说，挟天文科学之权威，加上紫金山天文台台长之声望，俨然占有权重最大的地位。一位文科学者的话堪称代表，在和我的私人通信中他写道：“1057年之说被我们认为是最科学的结论而植入我们的头脑”。
　　周武王伐纣时没有见过哈雷彗星
　　转眼到了1998年，“夏商周断代工程”开始了。我负责的两个专题中，“武王伐纣时的天象研究”是工程最关键的重点专题之一，因为武王伐纣的年份直接决定了殷周易代的年份，而这个年份一直未能确定，所以古往今来有许多学者热衷于探讨武王伐纣的年代到我们开始研究这个专题时，前人已经先后提出了44种武王伐纣的年份！这些年份分布在大约100年的时间跨度中，几乎每两年就有一个。
　　在这44种伐纣年份中，公元前1057年当然是最为引人注目的，也是我们首先要深入考察的。
　　目前已知的23颗哈雷型彗星中，有6颗的周期大于100年，这意味着，在公元前1100～1000年间，至少会有其中的17颗出现，其中某颗是哈雷彗星的概率已小于117；再与前面统计所得哈雷型彗星的占比4～6相乘，就降到了0。24～0。35以下，或者说武王伐纣时的彗星为哈雷彗星的概率约为0。3考虑到任何周期长于100年的彗星也都可能出现在这100年中，这个概率实际上还要更小。
　　而当我们从另外的7条天象记录得出武王伐纣之年是公元前1044年的结论之后，则哈雷彗星既然出现在公元前1057年，就反过来排除了武王伐纣时所见彗星为哈雷彗星的可能性。所以结论是：周武王伐纣时没有见过哈雷彗星。
　　前面说过，后世流传的武王伐纣时天象共有16条之多。这些天象记录并非全都可信而且其中有不少是无法用来推定年份的。我们用电脑这时个人电脑时代已经来临，我们当时用的是486电脑对这16条天象记录进行地毯式的回推计算检验，结果发现只有7条可以用来定年。而在这7条天象记录中，《淮南子兵略训》的“武王伐纣，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居然未能入选。
　　因为只要回到张钰哲1978年《天文学报》论文的原初文本，就必须直面张钰哲的“假使”我们必须解决这个问题：武王伐纣时出现的那颗彗星，到底是不是哈雷彗星？
　　张钰哲对哈雷彗星轨道演变的结论是可以信任的，所以我们可以相信哈雷彗星在公元前1057年确实是回归了；但由于武王伐纣年份本身是待定的，我们必须先对伐纣年份“不持立场”，所以伐纣时出现的那颗彗星是不是哈雷彗星，先不能通过年份来判断。
　　初看起来，这个问题几乎是无法解决的。但是我团队中的卢仙文博士和钮卫星博士，发挥了青年天文学家的聪明才智，居然找到了解决问题的途径。办法是，对武王伐纣年份所分布的100年间，哈雷彗星出现的概率进行推算。1999年，我们在《天文学报》上发表了论文《古代彗星的证认与年代学》，算是了却了这段学术公案：
　　在天文学上，将回归周期大于200年的彗星称为“长周期彗星”，这样的彗星无法为武王伐纣定年，先不考虑。周期小于200年但大于20年的彗星，称为“哈雷型彗星”，这样的彗星在我们太阳系中已知共有23颗（哈雷彗星当然也包括在内）。利用1701～1900年的彗星表，可以发现在此期间，有彗尾的彗星共出现80次（“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表明这颗彗星是有彗尾的），其中哈雷型彗星的占比是6。如果将彗星星等限制到3等（考虑到过于暗淡的彗星肉眼难以发现），这个占比就下降到4。由于以目前的理论而言，可以认为近4000年间太阳系彗星出现的数量是均匀的，因此可以认为上述比例同样适合于武王伐纣的争议年代。
　　载《新发现》杂志2015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