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也扬：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辨误与求真评《历史的误读》

　　翻开郭世佑教授的学术自选集《历史的误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3月版），30年前那位圆圆脸庞、好学腼腆的湖湘青年形象又腾现脑际。那是1985年暑假，全国洋务运动史学术讨论会在兰州举行，规模不大，史学大家倒是到得很齐，京沪两地的学者占了大半。世佑是在历史本科毕业不久，以益阳师专的教师身份参会，学术起点最低，年龄最小，他提交的论文却直逼洋务运动的评价标准问题，从近代历史潮流的高度，追问洋务运动的“反动性质”这个多方认可的定论，引起李时岳、赵矢元、陈旭麓、丁日初等前辈史家的关注。及至1990年代初，笔者已从教育部调到《近代史研究》编辑部，收到李时岳先生推荐的世佑新作《毛泽东的近代史论刍议》，感觉作者已经是一位从论证到表述都挺老练的同辈学者了。世佑的这本自选集取名“历史的误读”，触及一个严肃的话题在国人所接受的教育中，对历史的误读实在太多。吾等学习与研究历史的过程，就是一个从误读到辨误，再到求真的过程。
　　中国近代史离我们最近，抑或我们就在其中，按理说来，容易看得真切，而恰恰由于离得近，它与我们每个人的情感、利益、立场纠结在一起，其庐山真面目却被“此山中”人看不大清。近代中国多难，救国成为第一要务。救国党人都是英雄好汉，但有一个通病，唯我独尊，排斥异己，把自己的“不是处”和人家的“是处”给遮蔽掉。譬如梁启超当年写《戊戌政变记》，曾经成功地将自己一派维新党人说成是救国的核心，其史学影响超过百年，但他后来也承认，书中写的历史未必都是事实。孙中山的继承者们则发明了“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的历史言说，指责“异党”统统“祸国殃民”。加之当了权的救国党又都喜欢专政，只拿自己书写的历史课本教学生，容不得其他信息，所以世佑指出的“历史的误读”，原本就是国人所受教育的常态与共识，包括我国的历史学界。
　　世佑的幸运在于，不仅赶上了“思想解放”的黄金十年（19791989年），还得到林增平、李时岳、陈旭麓、丁日初等举足轻重的史学大家不约而同的关注和指点，乃至走出湖南，一步一个脚印地追随师辈，踏上“辨误”、求真的治史之路。
　　据我所知，李时岳是对世佑影响最大、关爱亦最多的前辈史家之一，彼此的书信往来颇多。李先生为中共烈士之子，信仰马克思主义，他在1980年代初，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近代史，把生产力的变化作为历史运动的基本线索，贯穿太平天国、洋务自强、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等大事件，构建了“四个阶梯”说的近代史解释范式，其史论的逻辑性很强。李时岳指出，中国是被西方强制拉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太平天国虽为传统农民起义，但时代丕变，旧中出新。曾左李等靠镇压“长毛”起家，却见识了西方生产力的厉害，欲“师夷长技”。洋务运动虽为清廷借洋自强，却引进了最终将其送进坟墓的新生产方式。维新运动的意义不在于“以其失败证明改良主义道路走不通”，而在于点燃了爱国、民主的火炬，召唤着辛亥革命的到来。而以往史坛对资产阶级与辛亥革命“立足于批”，认定“人类如果不能在一夜之间进入共产主义的大同世界，就应当永远像狼群一样在原始森林里徘徊；从原始人群到共产主义之间的一切文明、进步，都是必须诅咒的”。这种原则似乎很革命，实则“革革命的命”〔1〕。李先生的这番宏论在今天已成学界之常识，当年却是振聋发聩的思想解放先声。在世佑文集中的许多篇章里，都可以看出李时岳的影响力，有的读者还把世佑当做李时岳的研究生，世佑则纠正说，自己顶多只是李先生的“私淑弟子”。尽管如此，吉林大学前年为李时岳的大弟子、原吉大图书馆馆长宝成关教授的七十寿庆主办学术活动时，也特邀世佑以与会学者的代表身份致辞。口才与文才俱佳的郭世佑即兴开场，畅所欲言，引发全场的阵阵掌声与学界同行的关注和思考〔2〕。
　　沿着李时岳等前辈的指点之路，世佑对晚清政治革命领域的研究获得不俗的成果，《历史的误读》一书也多有体现。
　　首先，他像李先生研究洋务运动那样，研究清末新政，指出“如果我们不是把‘革命’一词仅仅等同于暴力，乃至将‘革命’与改革对立起来，将‘革命’的荣誉始终留给从事暴力反抗的下层人民群众，而是用‘革命’一词适当慨括事物的质的变化乃至飞跃等现象，那么不仅科举制的废除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具有革命的意义，而且清皇朝被迫推行‘预备立宪’，被迫变君主专制制度为君主立宪制度的政治改革也具有某种程度的革命性色彩”〔3〕。
　　进而，世佑研究清末“预备立宪”，把清末新政、立宪派及其和平请愿运动、革命派及其武装暴力斗争都纳入整体的视野，发现彼此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一幅复杂而又异常丰富的历史画卷。世佑说：“就历史的主体而言，改革与暴力革命无疑是水火不容的，但就存在于历史进程中的实际作用而言，改革与暴力革命又往往是互补的。一方面，倘若缺乏‘新政’所提供的有关历史环境和历史条件，那么，暴力反清运动就既要肤浅得多，也要困难得多。另一方面，倘若缺乏此起彼伏的暴力反清运动，那么，清皇朝的‘新政’也许就会更加敷衍塞责，更加显得缓慢。”〔4〕他还将梁启超、张謇等人所倡导、广大资本家所热衷参与的君主立宪运动纳入政治革命的范畴，而不是政治革命的敌对势力，令人耳目一新。〔5〕以往党派史学的排他与教条史学的机械，造成种种误区，使辛亥革命的性质问题长期争论不休，莫衷一是。而在世佑眼里，“与其说辛亥革命主要是阶级利益与阶级关系的变动，还不如说是国内民族关系与国家政治体制的重大变动，是国内民族革命与政治革命的结合”。〔6〕这么一看，历史就显得真切了。至于辛亥革命的成败结局，连同民主自由、共和民国，始终牵动着国人的运命与神经，且伴随着知识分子的感慨与叹息。直至今日，世佑对此则以历史研究者的冷峻与洞察力告诉读者：“近代中国民权政治的到来，并非中国自身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文化积淀的必然产物，而是满族统治排汉与腐朽的结果，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还是满族统治者所赐。在建立民权政治的主观条件与客观条件都不完全具备时，中华民国的发育与发展就举步维艰了。”尽管如此，他肯定“许多革命志士以迎难而上的大无畏气概，在探索中前进，难能可贵”，指出“我们既没有理由高估百年来民权政治的成就，也没有理由无视辛亥革命的开启之功”；“正是因为辛亥革命，中国人的脑袋与双腿才不再为磕头而准备着，而是为思考和行动而准备着。遥望辛亥先贤的亡灵，我们理当感恩、自省和珍惜。民权建设毕竟不同于暴力革命，不能快刀斩乱麻，也不需要煽情，它需要理性和耐心，好事多磨”。〔7〕
　　世佑的辨误求真还不是源于个人偏好的选择性，而是基于史料、逻辑与公理，全盘思考。例如，世佑对李时岳的“两种趋向”之说率先提出异议，“主张在他停止思维的地方继续思索朝前走”〔8〕。关于辛亥革命的阶级基础问题，世佑的商榷对象既包括提出“中下层”这个旧说的范文澜等前辈，也有论证此说最完整的本科恩师林增平，还有提出“资产阶级”新说的丁日初，而丁先生也恰恰是世佑既敬重又感恩的前辈史家。〔9〕世佑的用词与行文很有技巧，论据与论点都摆在那里，既清晰流畅又谦卑婉转，生怕伤害前辈，他不愧是文章高手。常见不少读者与同行称赞世佑的文笔，我看更重要的还是其文字背后的史识与心境。世佑是浙江大学和中国政法大学学生自发投票多次评出的“名师”，口碑甚佳，已有不少毕业生留恋他的授课口才，我看还不如关注其讲授内容的分量与深度。与吾辈中的大多数相比，他不属于数学不好才改学文科，他自己说过，是历史的误会让他学了历史专业。世佑研究到哪里，就把求真的脚步移到哪里，不为尊者讳言，他具备一个严谨史家的胸襟与素养。更重要的是，世佑具有史学工作者难能可贵的学术勇气，他忧国忧民、感时伤怀，致力于史学的经世致用，着力于思想引领历史前进的方向。
　　参考文献：
　　〔1〕李时岳。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历史研究，1980（1）。
　　〔2〕郭世佑。师者的价值与尊严在吉林大学图书馆原馆长宝成关教授70寿庆晚宴上的致辞。东方早报，2012。11。20。
　　〔3〕〔4〕〔6〕〔7〕〔8〕郭世佑。历史的误读。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75、78、90、114、220。
　　〔5〕陈铁健。出新的《晚清政治革命新论》。史学集刊，1999（1）。
　　〔9〕郭世佑。辛亥革命阶级基础再认识。中国社会科学，1992（3）
　　原载《探索与争鸣》2015年第12期